1. 引言

　　儿童的生活能达到何种安心・安全和幸福的状态（幸福感的实现状况）是所有从事育儿、保育、教育、康复支援的人士最关心的事情。由CRN牵头、和亚洲8国和地区的研究人员共同实施的《CRNA国际合作研究：如何培养“幸福和有心理弹性的”儿童》，是一次围绕疫情下令人担忧的儿童的幸福感使用多项指标了解现状及背后原因的大规模调查。

　　我并未直接参与该调查的计划和实施，但作为CRN企划运营委员会的一员有机会阅览调查结果并与其他委员进行了交流。在此想略费笔墨阐述一下当时的一些想法。

　　本次调查汇总了各种数据，想要把握整体状况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当然，仅凭我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毫无遗漏地思考和把握全局，所以本次聚焦调查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即“心理弹性”，以调查中获得的数据为依据分析如何在儿童时期形成良好的心理弹性。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数据显示“榜样”的存在对儿童来说可能非常重要，所以特别想从我本人十分重视的文化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做一番解读。因为人通常是因榜样的存在或通过与文化上已然成立的“他人”的沟通交流才能完成自身在文化上的成长的。

　　关于上述论点，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我所关心的问题与其说是疫情下的特殊状况，不如说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下面将不再特地阐述疫情带来的影响。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解读方法颇有意义，是因为感受到了将本次调查的结果放在生命的基本功能、动物的进化及在此过程中带有文化属性的心理・社会成立和发展的脉络探讨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在本文中正式论述这一观点，只能尝试在注解中稍作提及。如果感兴趣的话，请参考注解内容（对于该如何认知文化的理论探讨请参考山本2013, 2015, Yamamoto, 2017等论文）。

2. 幸福感・环境・心理弹性

　　关于本次调查的实施要领，《日本的研究结果报告》已做了简洁的归纳。可以看出大致从两个侧面研究、探讨了儿童的幸福感。

　　至于这两个重要的侧面，其一是指儿童自己内心形成的一种力量，即儿童面对各种困难即便自身状态处于崩溃边缘仍能协调好自身心理状态与周围环境的平衡、重新恢复稳定良好状态的能力。简而言之可称之为“复原力”^注1。本次调查中使用PMK-CYRM-R尺度对其进行了测定（参照：日本国别报告 表2-1-1的Q6、 调查问卷样本）（但由于调查对象是幼儿，故由家长代为评估）。

　　另一个侧面是指支撑儿童生活的环境品质，再说得透一点则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层面和人际关系的层面，人际关系方面使用了很多对孩子来说最亲近、受影响最大的直接环境相关指标，包括母亲的养育态度（调查问卷Q8）、育儿意识（同Q16）、育儿过程中重视的事情（同Q17）等。调查还采用了不少向母亲提供帮助的环境相关的指标，如幼儿园或学校的支援（同Q４）、与配偶分担家务和育儿任务的状况（同Q18）和丈夫的支持（同Q19），预测上述因素可能对母亲的焦虑感（同Q1）和生活满意度等心理上的稳定产生影响。并且，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人际关系。

　　研究团队发现上述所有因素可能影响到儿童的幸福感，因此在本次调查中使用KINDL尺度（同Q7）评估儿童的生活品质（QOL），同时调查了学校和幼儿园的出勤状况（同Q3）、学校的成绩（同Q5）、儿童使用电子设备的状况（同Q9）、儿童的游戏状况（同Q15）等，儿童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一斑^注2。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项目组成基本上反映了下图所显示的关系。

　　图１　从调查项目的组成预测各项因素间的关系

　　环境是事关儿童幸福感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其中母亲的作用意义尤其重大。而母亲与儿童的相处方式及发挥的作用又取决于母亲自身所获支持的品质。但是，环境因素并不会直接决定儿童的幸福感，儿童如何适应环境并按其自己的方式生存、儿童自身力量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才是能否实现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心理弹性（复原力）被认为是关键因素，若能在年幼时形成坚实的心理弹性，那么即便遭遇较为困难的处境也能够实现幸福感。相反，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心理弹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都可能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这样一来，比起环境本身儿童的心理弹性可能对其幸福感产生更直接且重要的影响，那么调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同时还要探讨什么样的环境有助于培养心理弹性^注3。

　　以上即是我阅览《日本国别报告》后设想的本次调查研究的一些观点，不知多大程度上符合撰写该报告的CRNA合作研究团队成员原本的意图。暂且从上述观点出发，聚焦“儿童的心理弹性”和“儿童人际关系中母亲的作用”思考本次调查结果及其所反映的更深层的现象。

3. 作为调整能力的心理弹性和响应式养育态度

　　本次研究最值得关注的结果就是心理弹性和QOL的关系之密切。日本的调查数据显示，各项因素中关联最深的就是QOL和心理弹性的数值，5岁为.626，7岁为.661。即便处于被称为“中度关联（|.4|<ｒ<|.7|）”的范围实际上数值也已十分接近“高度关联（|.7|<ｒ）”（图2、图3）。

图2　日本5 岁儿童的各因素间关联图　

图3　日本7岁儿童的各因素间关联图

　　这一趋势不仅在日本可见，《【CRN国际合作研究】 2021 亚洲8国（地区）有关儿童生 活的调查》报告中，按心理弹性低・中・高分组并计算和分析其平均值的结果显示（图4），8个国家・地区总体上呈现同样的趋势^注4。

图4　儿童的幸福感与心理弹性的关联（CRN、2022）

　　针对关联性的分析因其本身性质无法揭示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仅凭本次调查结果尚不能得到“只要提高心理弹性QOL（幸福感）就能随之提高”的结论。但已充分反映出这种可能性，事实上中国的调查报告使用解读各因素间相互影响的路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对于QOL达到.769，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图6）。

图5　影响孩子们“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要素（周,2022）

　　那么，与QOL紧密相连的心理弹性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心理弹性的强弱一是可能和儿童与生俱来的特质有关，但我们要讨论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努力提高幸福感（在此指QOL），因此可暂且忽略儿童与生俱来的特质、不展开讨论^注5。

　　根据数据分析环境因素（图2转发、图7），可见与5岁儿童心理弹性有中度关联（|.4|<ｒ<|.7|）的因素仅有母亲的响应式养育态度一项(.436)，7岁儿童除了响应式养育态度（.468)还有育儿过程中着力培养各种技能（.425），另外，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情绪技能与心理弹性的关联也接近中等程度（.376）。

图6　日本7岁儿童的各因素间关联图（佐藤朝美等、2022）

图7　日本7岁儿童的各因素间关联图（佐藤朝美等、2022）

　　上述结果确实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无论是5岁儿童还是7岁儿童母亲的响应式养育态度和孩子的心理弹性间都呈现出较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注重互动的母亲养大的孩子可能心理弹性会更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可以做出如下解读。

　　正如本文开头陈述的那样，所谓心理弹性是指即便陷入困境也能迅速恢复的“复原力”，再说得透一点则是显示了一种坚强的力量即“坚持恢复的态度”。注解1中提到，按系统论的观点心理弹性换言之是因各种因素陷入不稳定状态时妥善应对这些因素、调整环境与自身关系以便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复原力”包括“调整能力”。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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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生命的基本功能包括“个体维护”和“种的保存”。即便在各种变化中平衡面临崩塌，仍能恢复原样从而实现上述功能。生物学中将身体内部生理状态的维持作为“体内平衡”问题进行研究，皮亚杰更是将这种设想落实到系统性智力结构的应用模式，致力于有关其发展过程的研究。皮亚杰分析了各个发展阶段通过同化・调整实现和维持平衡状态的方法，其最稳定的状态可见于逻辑-数理智能结构。另外，通过人与人的互动建立的社会也可通过捐赠、市场交易形式的“交换”来维护，原则上“恩惠与报恩”、“仇恨与报复”、“商品与货币”等互动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平衡得以维持。个人以生物结构为基础，逐渐形成适应社会机制的心理功能。而心理弹性作为受自身或外部环境影响心理状态面临崩溃时助力情绪恢复稳定的力量可以说是生命的基本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也可称之为“复原力”。

注2. 我对育儿・教育意识的文化差异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研究，但从未特地从专业角度思考过用于衡量儿童幸福感的QOL和心理弹性的问题，也不具备足够的实力立足于以往的研究去评判调查中使用的各种具体尺度是否足以值得信赖或追本溯源地探讨何为QOL和心理弹性。因此，对于心理弹性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注1”中那种笼统的水平，至于和有效性、可靠性等有关的正式的讨论还请允许我交给该领域的专家来完成。

注3. 为了有效地进行运动，动物已经进化出感知周围环境的刺激（感官信息）并立即做出相应反应（行为）的机制。但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刺激与反应的联系已从刚开始的单纯反射形式逐渐变成间接性的，并演变为将刺激作为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进行处理即基于“对情境的判断”进行处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从感性判断到思维的“认知”机制。个体主观主动地处理此类刺激的信息处理机制作为对外部环境的外在“认知”以及检测和调整我们身体内在环境状态的内在“认知”同时得到发展。对进化到这一水平的动物来说，外部刺激的解读方式与个体的信息处理机制相对应，因此如果该机制的性质发生变化，对外部刺激的理解和因此采取的反应方式也会不同。基于这一观点，讨论幸福感时不能只考虑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还必须设想顺应环境、调节自身行动的心理弹性等主体端的机制解读相关事态。

注4. 看了各国・地区的报告，发现中国台湾的心理弹性和QOL相关系数为.177，好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台湾报告内、图24），不知是何理由。

注5. 当然，基于与生俱来的特征（气质等），环境造成的影响可能出现质的区别，所以根据个人特征营造环境十分重要。比如说，对发展障碍患儿来说理想的环境与正常儿童需要的环境就有本质上的差别。我们也在思考自闭症儿童的这一问题时在题为“从说明・解读到调整・共存――为实现对话式的相互理解实践对自闭症的现象学・当事人角度的理论性探讨”的论文中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整理，并以渡边忠温、大内雅登为中心在一般财团法人发展支援研究所坚持开展名为“逆SST”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正是以上述理论探讨为前提旨在促进正常儿童、自闭症患儿间相互理解和关系调整的实践。不过，由于本次数据并未反映这种差异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不准备特别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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