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调整能力的发展过程与其文化差异

　　那么，“调整能力”是如何培养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稍稍偏离本次调查，介绍一下我在从文化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儿童社交发展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一些知识和见解。

　　幼儿长到1岁后，在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玩具玩耍的过程中和其他孩子激烈争抢玩具的现象也会逐渐增加。到了1岁半左右，上述情况略微有所改变，2岁以后突然出手抢对方玩具的现象开始减少，渐渐会跟对方说“借给我”、“轮流（玩）”，学会跟对方交涉（商量）来调整双方的关系。到了3岁，“突然出手抢东西是不对的”已成为大家都懂的道理，3岁以上的孩子还突然出手抢东西被认为是在捉弄对方或存心攻击、欺负对方。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和中国孩子对比一下同样的行为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国孩子2岁以后同样开始学会如何与人“交涉（商量）”，实际上有些孩子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略加观察马上能发现和日本不同的是“突然出手抢对方东西”的行为反而增加了。统计数据亦显示在此阶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简而言之就是和日本孩子“先商量再得到”的倾向相比中国孩子更倾向于“先得到再说”（山本1997，2004等）。

图8　交涉出现率的年龄与文化差异　（山本，1997）

　　仅从上述结果来看会感觉“日本孩子处于绅士又平和的环境”而“中国孩子则处于粗鲁、弱肉强食的环境”，其实并非如此。

　　如果真的身处弱肉强食的环境、强者无需任何理由就能占有想要的东西，那么为获取对方的东西进行交涉时强者一定会得逞。这一点也有数据为证。就好比日本猕猴和黑猩猩，群体内部形成这样的结构，该结构被称为排名制。

　　但是，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的团体内部都未发现“强者一定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的例证。得到东西的有时候是小A，有时候是小B，因时而异，互相逆转，没有人一直如愿
（山本1991、1997，2006他）。下面的图9显示了根据日本托儿所和中国托儿所的相关数据按由多到少的顺序统计幼儿从小朋友那里得到（玩具）次数的排名。无论你如何尝试按照实线的顺序排列，总会有底部的孩子比顶部的孩子得到次数更多的例子（虚线所示）。

图9　日本保育园和中国托儿所学龄前儿童的主从关系社会图（山本1991，1997，2006他）

　　以日本托儿所为例，得到玩具频率较高的3岁女孩MS是一个在班上被视为爱哭鬼的孩子，而绝不是吵起架来很厉害的孩子。相反，吵架厉害、受到大家敬畏的孩子TN得到玩具的次数却相对较少。无论日本还是中国我们都请托儿所的老师评估了孩子吵架时的厉害程度以及领导能力，但发现和能否轻易得到想要的东西之间并无关联。

5.　造成文化差异的作为“榜样”的成年人

　　乍一看似乎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道理很简单。日本孩子习惯“先了解对方的意图然后调整关系”，而中国孩子往往“先表明自己的态度再调整关系”，两者间的差异仅在于调整关系的方法不同，但对方拒绝时都不会强行抢夺，尊重先拿到玩具的孩子的权利。我把这种原则命名为“尊重优先权的原则”（山本1991）。日中两国的孩子3岁左右都掌握了这一原则，并无文化上的差异。但在如何尊重优先权即调整关系的做法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何会产生这种差异呢？只要去中国和中国人友好地相处一段时间马上就能发现个中理由。和日本不同，在中国关系要好的成年人喜欢分享彼此的东西（使用对方的东西前也不用特地打招呼）。而且这种习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次都先征求对方意见反而容易被视为人际关系冷漠。

　　成年人对待彼此东西的这种态度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观察一下1岁儿童的保育实践就能得到证实。日本托儿所发生孩子争抢玩具的纠纷时，老师会及时干预，提醒孩子跟对方说“借给我吧”、“按顺序来”，督促孩子调整好彼此的关系。从发展角度来看，1岁半左右的孩子开始注意到介入自己和其他孩子争端的成年人的存在并接受这种干预，过了2岁更会模仿成年人的干预方法尝试由孩子们自己调节关系（山本1997，2000）。

图10　

　　但在中国，即使孩子突然出手去拿对方的东西，也很少见到老师要求孩子“先确认对方的意图”这种处理方式。 当然，如果出现问题，老师也会处理，但比起“了解对方的意图和感受”教孩子“正确的处理方法”即教他们“这种情况应该这样处理才对”更为普遍，并被认为是很好的处理方法。

　　由此可见，儿童调整关系的方法之所以出现文化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模仿了成年人的干预措施，这种干预措施又是以成年人调整关系的方法为基础的。 换言之，成年人在如何调整人际关系方面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如果榜样因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孩子的行为也会体现出文化差异^注6。

　　关于调整人际关系方式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育儿观、教育观等文化差异，我们对日、中、韩、越等国家赚取和使用金钱（零用钱）的方式及文化意义进行了各种比较研究（Oh, S., Pian, C., Yamamoto, T., Takahashi, N., Sato, T., Taleo, K., Choi, S., & Kim, S. 2005, Yamamoto, T & Takahashi, N. 2007, Yamamoto, T., Takahashi, N., Sato, T., Takeo, K., Oh, S.-A., & Pian, C. 2012, 高桥登・山本登志哉（编）2016，Takahashi & Yamamoto 2019等。相关文献清单可参考此处（点击），我们也通过研究朋友间矛盾的解决方法探讨了日中性格差异（“有关朋友间矛盾之文化特征的日中初中生比较研究”PDF版），还撰写了连载“读者参与型合作研究‘日本、中国和韩国，有何不同？’”。上述研究均证明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是模仿着成年人的行事方法和思考方法学会各自文化背景下特有的调整人际关系的方法的^注7，文化也是这样被传承下来的。

6.　榜样在心理弹性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按上述观点再次思考心理弹性与母亲的响应式育儿态度间的关联，我觉得也许可以做出如下解读。

　　心理弹性是在困境中恢复自身状态的能力，我们暂且假设这种能力其实就是更好地调节自己和周围环境因素间关系的调整能力。若这一假设成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培养孩子具备这种调整能力。

　　如上所述，从幼儿阶段初期开始以成年人为榜样获取这种调整能力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途径，那么，榜样的品质直接关系到儿童调整能力的培养，其作用极其重要。

　　也就是说，家长自身不太擅长调整人际关系的话孩子身边就没有好榜样，因而很难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反之，有家长做出好榜样的孩子自然更容易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家长具体以何种方式发挥榜样作用向孩子展示如何调整人际关系呢？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家长如何处理和孩子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

图11　

　　响应式态度较强说明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意识更强烈，这种能够“因材施教“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也会具备“根据对手调整关系”的能力^注8。孩子渐渐学会遇到困难妥善调整并克服困难，换言之就是易于培养良好的心理弹性。

7.　7岁儿童技能关系到心理弹性强弱的意义

　　前面是对心理弹性为何与母亲的响应式养育态度有关的一种解读。下面想针对另一个重要因素稍作解释，即7岁这一阶段“母亲育儿中重视的事项”中又增加了一项-培养孩子的社会情绪技能及其他多种技能。

　　无论是5岁儿童还是7岁儿童调整亲子关系时家长对孩子的反应及时,作出回应的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到了7岁开始出现“社会情绪能力”或“其他各种能力”的问题，也许只是意味着孩子尝试调整人际关系时开始需要使用更加技术性的手段，如各种“能力”。

　　婴儿通过“哭泣”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以情绪化的方式调整自身的状态，然后学会用“语言”冷静地提出诉求。从情绪性因素较强的调整方式过渡到理性因素更强的阶段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必经之路。按这一规律来讲，家长更适合向7岁孩子传授技能，这既符合孩子本身的发展特征，也有利于适应学校这个“学习能力”的环境。

　　这样看来，和本次调查的核心概念-心理弹性有密切关系的各项因素的出现就比较便于理解且合情合理了。

8.　形成心理弹性的文化多元化课题

　　本次调查涵盖丰富的内容，通过多国和地区间的比较和不同角度的讨论获得了各种独到的见解。

　　因为已经花费了太多篇幅谈论心理弹性，接下来只再提一点，即和心理弹性有关的因素的文化差异。

　　首先，《【CRN国际合作研究】 2021 亚洲8国（地区）有关儿童生 活的调查》报告中“亚洲各国心理弹性相关项目的状况”显示的5岁儿童的数据说明心理弹性相关项目各国（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报告列举的5个因素均证明与心理弹性有关联的只有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无一项被证明与心理弹性有关联，中国和马来西亚也只有一项，各国(地区)结果参差不齐。另外，没有一个项目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证明“有助于培养心理弹性”。

图12　与日本5岁儿童的心理弹性有关的项目、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状况（CRN，2022）

　　上述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中又能获得怎样的启示来助力 “培养良好的心理弹性”？

　　讨论心理弹性与母亲的响应式养育态度时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样的调整人际关系的方法能作为更积极的“模式”被社会所接受且对孩子们来说更重要，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日本被证明有助于培养心理弹性的因素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并不见得具有同样的效果，相反我们应该关注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图13　调整人际关系的模式对儿童心理弹性形成的影响

　　换言之，关于“提高心理弹性的因素”，毫无疑问可能存在不依附于文化的普遍性因素。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抛开各自社会传统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调整人际关系的方法谈论“提高心理弹性的因素”终究有其局限性。关于这一点我在注解5中也介绍了一些相关问题，在越发强调多样性的未来，我认为文化带来的多元化问题将是思考幸福感时无法回避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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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 成年人的行为成为榜样，孩子们边学习边成长。就算在语言能力发展的过程中，“模仿”能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从很早以前就受到关注。人之所以具备与他人“分享意义”的能力，其前提在于“和他人关注同一事物”的“三元关系（或共同关注）”机制的存在，换言之即是因为主体间共识的发展。此外，这种与他人关注同一事物的行为被认为是基于身体运动（表达意向性）同步的情绪和姿势共振关系。正如小林登老师指出的那样，母子之间也会进化到彼此身体同步进而有机地建立互动的水平，因此婴儿一哭母亲的乳房便开始做好喂奶的准备。作为其延伸，“模仿对手”的行为诞生了，继而又产生“通过与对手的互动掌握互动原理”的行为。当这种原理蕴含文化因素，文化的传承也会随之实现。

注7. 日本十分崇尚“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教育思想，从山住・中江1978年出版的育儿专著中也能看出这一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非常深厚，以成年人为榜样的观点反倒不太受重视。但在自古以来就坚持强调“教孩子正确的事很重要”的中国，现在仍然在教育中强调“榜样”的重要性。为此，老师刻意培养能成为大家榜样的学生并向其他孩子宣传发扬的场景在中国并不罕见，和对以这种形式向大家展示特定孩子有抵触情绪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师这种“不展示榜样”的态度被孩子当成学习的范本，所以孩子长大后也会采用同样的教育方式。

注8. 这一问题也可以从分工理论的角度（廣松2010）加以分析。人在社会中与他人互动时往往承担着某种责任并按照应履行的责任行事。比如说，商店的营业员负责售卖货物，顾客则负责购买货物，两者的互动使买卖这一社会活动得以成立。从未做过营业员的人也能通过兼职或正式就业成为营业员，且不需要学会所有事才能胜任工作，因为已经作为顾客体验过营业员的工作并了解了工作的相关流程。换言之，自己作为顾客的行为和营业员的行为就像两块拼图能够很好地嵌合在一起，又像ＤＮＡ的双重螺旋结构互相啮合并复制对方的螺旋形状，顾客的行为方式反映了营业员的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当顾客成为营业员时，通过逆转这种复制行为即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营业员的工作了。人类成长过程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逆反心理强、不太听话的孩子长大后成为家长时也会用和自己父母一样的方式养育孩子。这样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可以用来解读本次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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