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七部委单位联合下发《关于2011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七大主要任务，其中要求制定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加强对幼儿园收费行为的监管，如规定"不得收取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

　　事实上，幼儿园的收费问题，尤其是收取赞助费的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政府发文禁收赞助费，也不是第一次。本次文件发布，在社会上又一次掀起热议。赞助费已禁多次，却为何总是屡禁不止？

一、"赞助费"的"自愿利他性"考查

　　"赞助费"是"捐资助学费"的演变；然而，现在的"赞助费"，在概念和性质上已经大大有别于真正的"捐资助学费"，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公益性、慈善性、利他性，增加了强制性、随意性、不可控性。

　　这种状态的形成，与国家在发展中的管理思路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办一切，包含教育在内的一切社会事务无需民众操心，全能政府代为解决，这个思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国家是在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全能政府办大教育注定持久不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大势所趋，民众的力量必然要发挥。当老百姓自身经济能力尚未发展到"不愁温饱"的水平，相应地思想高度也不够"但求做慈善"时，政府没有理由强求百姓"自愿"捐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一部分人真正自愿拿钱做慈善时，慈善也应该是民间的事，与政府无关。政府能做、且有责任做的，是创造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允许各种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到办学过程中来。但要注意的是：第一，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办学，应当始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到政府干预；"慈善，让政府走开"，若政府强行干预，便容易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将"市场"变为"伪市场"。第二，这种"允许"最多只能是"鼓励"，绝不能是"强制"。如果社会资源始终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始终悬殊，百姓始终疲于生计，那么再多"鼓励"也只是空谈。社会力量自愿做慈善、行公益，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地捐出资金用于办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捐资助学"。而受历史原因影响，我国"捐资助学"从提出开始，就多少带有强制色彩。历数各时期"捐资助学费"的交纳者，真正不以自家孩子入园入校为目的的，能有几人？绝大部分"捐资助学费"都是由为子女谋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被自愿"交纳，"捐资助学"空有"自愿"之名，行"强制"之实。尽管各地方政府针对赞助费问题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称"赞助费不得与入园挂钩"，但缺乏具体监控措施，等于一纸空文。只要与入园挂钩，交纳赞助费就失去了自愿性、利他性，赞助费问题必然无解。

二、政府行为的"合规范性"质疑

　　在赞助费问题上，政府的态度其实是模糊不清的。背后的根源是政府对自身定位不明，导致出现诸多不合规范性的行为表现。人民赋予政府以权力，随之也赋予了责任；同时，人民保留了自身享受政府服务的权力和监督政府履行职责的权力。这是一个健全社会里政府与民众的应然关系。然而在我国，多年来的集权政治体制思路，使得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带有严重的高控和自利导向。与此同时，这样的体制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行为没有发声的渠道，更不可能监控，所以，当赞助费问题已经侵害到切身利益时，老百姓也只能无力地抱怨、然后默默地承受。

　　这种政治管理思路具体到幼儿教育收费则表现为，当收取赞助费的现实符合政府的一贯思路、并于已有利时，便不加思考地纳入政策条文中予以认可；当赞助费问题引发社会矛盾不得不面对时，只是简单颁出一份无关痛痒的禁收令，不仅不反思赞助费问题背后的原因、也不思考禁收令本身的颁发是否能见实效。与此同时，在国家的各项文件（包括纲领性文件）中，反复出现"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的字眼。一边是禁收赞助费；一边是提倡与赞助费同样变味了的捐资助学费，政府一手将自己推入自相矛盾的困境。社会转型期，政府与民间关系应当如何？政府的权责界限何在？对这些问题，政府自己并没有清晰的答案，可谓失职。

　　更为可笑的是，1997年和1998年北京市的文件中，竟将赞助费明文纳入行政管理，规定赞助费必须交到教委的银行帐号里，由教委统一管理。真正的赞助、"捐资"行为，本应是个人自发举动，纯属民间，由民间组织管理协调即可，政府偏要超越自身职权之外，伸手来"代为管理"，对民间和市场横加干预，又有越权之嫌。

　　政府的失职与越权，导致政策管理不完善，赞助费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三、资源分配机制的"公平性"缺失

　　与政府的不作为、家长的迷信相呼应，部分幼儿园确实也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状态。从对不同类型园所经费来源和支出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府的财政投入仅仅面向公办园，而其他类型园所却得不到应有的财政支持，这表明目前的财政投入依然延续计划经济的做法，仅仅面向公办园和部分乡镇中心园；企事业单位办园的日常运转更多由家长担负，民办园（包括高端及低端）和街道园则完全是由家长担负的。政府投入被为数不多的公办园所独享，这种投资体制导致了全市幼儿园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公办的幼儿园有钱花，硬件、师资各方面都有保障，成为"质优价低"的代名词，自然受到家长的追捧；而其他类型幼儿园资金紧缺，也因此带来了一些列问题，如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办园条件难以改善等，想要吸引生源，必须想方设法开源节流，提供灵活多样的服务，生存十分艰难。这背后反映的是财政体制分配不公的实质。

　　时至今日，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更应该谨慎规划。将有限的财政投入到最薄弱、最需要的地方，才是健康发展的保证。

四、现有收费标准的"适宜性"滞后

　　与此同时，现有的幼儿园收费标准是1997年前基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制定的。进入90年代后期，经济物价上涨，托幼园所经费普遍紧张。为了缓解此状况，鼓励单位办园向社会开放，拉开收费级差，按质论价，1997年《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托幼园所收费标准的通知》为北京市不同级类幼儿园分别制定了提高后的收费标准，在当时解决了很大的历史问题。然而，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街道园一直自负盈亏，生存艰难；企事业单位转制园失去了来自于企业的拨款，为了生存发展也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这也成为不少街道园、企事业单位办园收取赞助费的不得已的理由。国家对幼儿园收费标准的制定没有与时俱进，对赞助费的管理又缺乏制度保证，从根源上促使了一些本不愿收取赞助费的园所也开始收取赞助费。

　　事实上，如果随着物价提升，适当调整托费标准，把赞助费的灰色变成公开透明，对赞助费乱象的治理就可以从"不能"变为"可能"。以史为例，崇文三幼和大地幼儿园，曾经是北京市体制改革园的典范：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进行成本核算，将托费提高到相应水平，同时禁止收赞助费。历史证明，这样的改革是有效的、成功的。

　　因此，需要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上涨的速度来重新进行成本核算，提高收费水平；应当注意的是，调整收费水平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无节制地上涨。应当有一个最高标准的幅度控制，使得幼儿园收费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使物价上涨不至于成为幼儿园天价的借口，使幼儿园做到合理收费，有效运转。

五、社会错误价值导向的推波助澜

　　学前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托育和教养的本质功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国家纲领性文件也一直强调幼儿园应当"保教并重"。纵观幼儿园的发展历程，无论是50年代的哺乳室、托儿所，还是80年代的街道园，都是将收托幼儿、照料看护放在首位；横览国际托幼机构，有以教育为主的kindergarten，也有以保育为主的保育所，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功能可以有所侧重，但总体上都以保育为第一要务。这也符合学前教育的基本功能定位。

　　然而，发展到现代化的今天，人们却越来越不自觉地走入"快节奏"的怪圈，不论做什么都讲求效率，讲求"赢在起跑线"，学前阶段的教育性功能被过分夸大，而本应强调的基本托管和保育功能被严重忽视。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的背景下，家长认识上的误区成为部分幼儿园刻意迎合的对象，园所不但没有引导家长回归正确的教育观，反而加剧了家长的错误观念，双方互动形成恶性循环。学前教育机构在利益驱动下迷失自我，一步步偏离本质功能；家长盲目迷信豪华园，相信"贵的就是好的"，这种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幼儿园收取赞助费水涨船高、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