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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报告】第六回:5月末灾区育儿现状与课题

吉田 穗波(妇产科医生、哈佛公共卫生大学研究院研究员、社区医疗(primary care)联合学会灾区支援小组(PCAT)派遣医师)
2011-10-12

摘要:

本次就5月末时的灾区育儿现状与课题进行报告。衣食住方面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最需要的是妇幼心理关爱。在活动基地的育儿支援中心,会看到或听到许许多多的不幸。有的妈妈因为妈友的孩子死亡而难过;有的姥姥因为女儿在海啸中身亡而不得不抚养外孙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的家庭家里孩子还小,打算早点离开避难所,回到半损坏的自己家里居住,等等。针对这种现状,今后的课题是要设置临时托儿所、对监护人进行心理关爱、对支援中心的指导员和医师进行支援。

Japanese

  我痛切感受到现在的首要工作是妇幼心理关爱。即使身体层面的问题,衣食住方面总算有了着落,但是精神层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则无法取得新的进展。因此,我打算请助产士和心理内科的医生们帮忙时,恰巧与早已在现地开始着手妇幼精神关爱的医生们取得了联系。

  在我们所负责的灾区育儿支援中心,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位妈妈,她家一楼浸水,目前在二楼生活,全家人都平安无事。即便是这样的住房环境,这位妈妈也说“没关系”,这其中包含了“和地震刚刚过后时相比…”的含义。不过,在水、互联网、电话等基础设施都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对于养孩子来讲,绝对说不上舒适方便。听说她家的房屋被判定为完全毁损,但是在简易房抽签时被漏掉了,其居住环境的改善还有待时日。尽管自身的环境已经很恶劣了,但是她告诉我们说她有一位妈友在海啸中失去了两岁的孩子,她每次一想到这件事就会悲痛不已,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说她总是会想,“以前每次到中心来时,那孩子都会和自己的小孩子一起玩,而以后再也见不到了。而且,只有自己家人都平安,房子也还在,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对方说话”,等等。在家人的劝说下,也曾去心里内科就诊,结果医生说,“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然后只是给开了一点药,吃完药就犯困。她也想再去找医生看看,但是又没有地方能让她多次放心托管两岁的孩子,所以非常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来育儿中心的不仅仅是妈妈,有一半是姥姥。通过谈话,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姥姥在海啸中失去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必须抚养两岁的外孙女,而她本人没有独自一人抚养孩子的经验,不知该如何是好。而丈夫不知是否也是因为外孙女的事情感到压力,经常对她说东说西,也对她造成压力,真是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周围的人都对她说“要努力呀”,可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说,“我还是很脆弱。”

  由此我想到,是否需要提供下述支援服务:

    1.朋辈心里咨询(Peer Support)
    2.悲痛关爱(Grief Care)
    3.临时托儿所、家庭支援等等。

  有一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进行这种志愿者活动时,“不要强加于人,要采取被动的态度。绝对不要说‘真是太不幸了’这样的话”(河南育儿中心指导员)。我认为,我们支援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能够帮助这些包括当地行政、设施工作人员在内的负责妇幼保健工作的人员,为他们加油打气。

5月末正处于育儿阶段的母亲们的现状

  在避难所里生活的灾民,某种程度上相对比较容易获得来自支援团体、公共机关的信息,而支援团体也比较容易联系到他们。

  但是,我从我的前任以及育儿支援中心的指导员、保健医师、妈妈们那里了解到一个倾向,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婴幼儿的家庭,往往愿意早点离开避难所,回到半损毁的自己家中继续生活。而且,越是那些社会高危人群,与医疗机关、公共机关的往来联系情况越是不理想(精神状态不好而不方便外出、汽车被冲走了、家里进了水而只有在退潮的短暂时间带才能外出)。

  实际上,PCOT的支援人员要去访问他们或与他们建立联系,可以考虑利用掌握他们受灾前信息的指导员、保健医师、来支援中心的妈妈们的网络,但是现在还未能实现。

关于挖掘避难所灾民需求的难点

  我认为对于因共同生活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人们,访谈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对于短期派遣员,在没有预备知识,也不掌握当地情况时,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在进行访谈时常常担心,不知会不会给作为支援对象的孕妇们造成负担和痛苦。我觉得,访谈员最好选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陪伴灾民的人。

育儿支援中心的状况以及在访问中感觉到的需求

  状況、背景

  • 对于家中有上保育所前的幼儿的家庭(母子)而言,支援中心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所在。
  • 石卷市内原先有5家支援中心,其中3家同时设有保育所。只有未设保育所的2家支援中心(桃生和河南)恢复较快,从4月11日左右就重新开放。虽然来中心的妇幼人数减少了很多,但还是从6月开始执行了和以前相同的时间表。
  • 原本就具有多次接受短期志愿者(营养师、保健医师、学生、原中心使用者等)的基础,如果是这种形式的介入的话,妈妈们表示愿意接受支援。
  • 由姥姥抚养孩子的地区:过去来桃生支援中心的人中,就一半是妈妈辈,而另一半是姥姥辈。

 

  需求

    • 母子的需求: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医疗机关就诊、散心。另外,因为女儿在海啸中失踪而担负起育儿任务的姥姥即面临着育儿神经质又饱受着受灾后抑郁情绪的折磨。动不动就冲孩子发火,结果陷入自我厌恶的情绪;还有姥爷冲姥姥和外孙子发火等有各种问题。

          →需要有地方临时托管孩子。最需要的是心灵的关爱。

    • 指导员的需求: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应该如何去了解那些不能来中心的妇女儿童的情况,并建立一种体制,帮助他们回到和社会的正常联系中。

          →对于这个课题,能进行什么支援呢?

(从各位指导员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自负,“我们最贴近该地区的妈妈们,我们将竭尽全力去恢复本地区的妈妈和孩子的健康和活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支援各位指导员发挥自己的主导权进行活动。)

  尽管没有人明说,但是,育儿支援中心的恢复工作目前还没有眉目。政府性的育儿支援的机制构建工作已被置后,但是,育儿和家族支援工作的优先顺序难道真的这么低吗?我希望,今后也能够继续通过实际的支援活动让人们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复兴的象征在于良好的城市建设,让年轻人愿意生育。

  我也因为完全的志愿者活动而感到了些许疲劳。但是,我仍然在努力坚持,并期盼着,等到人员的募集和资金的筹集方面有一定的结果后,我们的艰辛就会有所缓解。尽管是完全的志愿者活动,但是,每当我到避难所去,和妈妈、婴幼儿们接触时,我都觉得非常快乐。现在,从事孕产妇支援相关工作的产科、儿科的医护人员们能够继续带着笑容开展活动,就是我的喜悦,我将尽我之所能给予支持,让正在进行无偿帮忙的医护人员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开展下去。


作者简介

吉田 穗波 (妇产科医生、哈佛公共卫生大学研究院研究员、社区医疗(primary care)联合学会灾区支援小组(PCAT)派遣医师)

吉田 穗波 1998年成为圣路加国际医院妇产科临床实习医生。2001年进入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德国进行临床研修期间,于2004年(31岁)生下第一胎。2005年回到日本后,致力于女性门诊的设立,并分别于2006年(33岁)、2008年(35岁)生下第二胎和第三胎。2008年8月到美国留学。2010年从哈佛公众卫生大学研究院公共卫生硕士(MPH)课程毕业后,在波士顿生下第四胎。目前一边在该大学研究院从事妇产科医疗、少子化对策的研究,一边在日本作为妇产科大夫工作,同时养育四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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