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中国发展心理学主要研究简述

　3.1　认知发展研究
　　在较早时候，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字词概念发展和儿童数学认知。朱智贤最早探讨了小学生字词概念的发展，他还领导全国协作组从多个方面研究了儿童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刘范领导的一个全国协作组对儿童数学认知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揭示了儿童数学概念和运算能力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刘静和等人研究了儿童对数学中部分与整体的认知，认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小学数学概念和运算中的一种本质关系，是儿童掌握数学概念的关键，并据此观点编制了小学数学教材进行教育实验，效果良好。最近一项由张华等进行的研究认为，儿童早期的数学认知能力包括数、计算、测量、空间/几何和模式认知能力五个维度，3、4岁儿童的数学认知能力结构具有稳定性，且男孩女孩早期的数学认知能力结构模型具有一致性。这为进一步从动态角度考察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发展的特点、过程奠定了的基础。此外，在儿童的推理与分类、时空概念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元认知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尤其关注元记忆及元认知监控等方面。一些学者研究了元记忆在各个年龄段发展情况，如左梦兰等的研究揭示了年幼儿童的元记忆特点，发现大部分幼儿园的儿童不能说清楚记忆的目的和任务，儿童对自己记忆效果的评价准确性在入小学后才有了明显的发展；儿童从小学开始能够意识到有意义材料易于记忆。还有研究者比较学习困难儿童与非学习困难儿童元记忆特点，发现学习困难儿童的元记忆水平明显偏低。施建农对超常儿童和常态儿童的记忆监控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超常儿童在回忆量上比常态儿童更为优异，更重要的是，前者在记忆速度和记忆组织上发展得比后者要好；儿童的记忆和记忆监控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作为记忆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忆速度与记忆监控之间有显著相关；作为元记忆的组成元素，记忆组织和记忆监控之间有显著相关。据此，他认为儿童在元记忆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其认知水平的差异，元记忆可以作为鉴别超常儿童的一项指标。桑标等人研究了超常儿童与普通儿童早期元记忆知识发展情况，结果表明,5-7岁儿童是元记忆知识快速发展的时期,每一年龄组儿童的元记忆知识总体水平都显著地高于低一年龄组的儿童；超常儿童的元记忆知识水平均与高一年龄组的普通儿童基本相同,与超常儿童发展的单一优势模式相吻合。还有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元认知与学习成绩、儿童人格、问题解决、智力发展等的关系。目前而言，关于元认知的探讨已较为全面，一些结论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核心领域（core domains）的认知发展研究。儿童的物理理论(naïve physics)、生理理论(naïve biology)和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or naïve psychology)等朴素理论被认为是认知发展的核心领域的基本理论，履行着框架理论的功能，具有为具体理论的发展提供一系列准则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心理学者给予这个热门研究领域以高度重视。其中以心理理论方面居多，涉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模式、儿童早期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儿童欺骗/说谎的研究、心理理论与语言的关系、心理理论的文化差异及心理理论中的情绪理解等内容。比如，邓赐平考察了幼儿表现的任务特异性及材料刺激的影响，发现幼儿的表现存在任务特异性,特殊领域知识习得观的解释效能似乎优于表征缺失理论；邓赐平等还通过研究发现，若排除年龄因素的影响，程式知识对幼儿关于错误信念的认识、假装-事实的区分和假装者信念的推测影响显著，而排除年龄因素的影响后,言语能力对幼儿在各种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的影响不显著。刘明等研究发现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差异与他们的社会行为发展存在某种密切关系,但心理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行为发展的不同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关系模式。徐芬等人发现，幼儿心理理论水平与抑制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还有的研究考察了心理理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心理理论与同伴接纳的关系等。婴儿物理因果感知能力的发展及幼儿对生物现象的认识也成为受到关注的课题。以上这些研究既验证了国外一些理论家的论断，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但在物理理论和生物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多。

　　自从皮亚杰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一批发展心理学工作者在学习掌握其理论和方法后，除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外，开始进行重复或变式研究。在理论方面，左任侠和刘范两位前辈贡献良多；李其维教授在这方面钻研颇深，除在学术刊物发表大量有关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外，还写就专著《破解"智慧胚胎学"之谜－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系统阐述了皮亚杰的理论。李其维远访日内瓦皮亚杰档案馆，与该馆馆长J. Voneche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00年Voneche应邀来中国讲学，系统介绍了皮亚杰的理论尤其是皮亚杰去世后其理论遇到的挑战和皮亚杰追随者的应对以及新皮亚杰学派。从实证研究方面看，有些结果与皮亚杰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亦有不少研究表明儿童的反应除年龄因素外，还受到诸如材料性质、作业类型、实验条件、指导语、儿童已有的经验及文化背景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样就很难将守恒、分类作为一般指标，认为它们必然出现于某一年龄。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更倾向于支持领域特殊性观点而非如皮亚杰理论反映的领域一般性观点。甚至有人怀疑儿童认识发展阶段论，认为并未有明确可区分的发展阶段。但总的来说，皮亚杰的认知阶段发展观点在中国并未受到明确的反对，而中国发展心理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皮亚杰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近段的一些研究关注了皮亚杰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注重将皮亚杰的理论置于众多认知发展理论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的确，作为发展心理学家，谁都"不能绕过皮亚杰"。

　　相对而言，中国发展心理学界对社会认知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考察了认知观点采择，对中国和澳大利亚儿童社会观点采择进行了比较；二是儿童对友谊关系的认知，探讨了小学儿童和青少年早期对友谊理解的影响因素和友谊关系的认知结构及其年龄差异等方面。近来，有人对中小学生社会认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将其与非社会认知进行对比，揭示了中国中小学生社会认知发展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另外，对于儿童心理洞察力的研究正逐步展开。庞丽娟等人提出儿童社会认知发展有5个主要特点，即：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区分认识社会性客体的过程；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核心体现是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儿童社会认知各方面的发展是非同步、不等速的；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具有认知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不完全受认知发展的影响；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等。有关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相信中国发展心理学者应该在社会认知领域能有所作为。

　3.2 语言发展
　　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种，汉语儿童的语言发展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将大大丰富儿童语言发展的内容，为全面认识语言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证据。在此方面的研究，要首推朱曼殊、缪小春等人。他们在近20的语言发展研究中，课题涉及儿童的语音、语义、句法、语用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主要关注了儿童词汇和句子的发展，研究发现，我国儿童的语言发展与其他语言背景下儿童的语言发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身的一些独特性，研究者根据我国儿童的语言发展特点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发展理论，编有《心理语言学》及《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等书。在词汇方面，考察了儿童的早期词汇，儿童对时间词汇、空间词汇、代词、形容词、量词和动词的掌握；句子生成方面，研究了儿童句法的一般发展、疑问句、把字句及句子各种动词结构的发展；句子理解方面则研究了儿童对疑问句、否定句、被动句、量词句的理解、儿童对各种复合句的理解、对间接意义的理解及儿童理解句子的策略等；在语用方面，考察了儿童对会话准则中量的准则和质的准则的掌握、儿童根据情境和听者的特点调节自己言语的能力等；探讨了元语言能力的发展，主要关注了儿童语意意识和汉字中语间线索的意识及它们和阅读能力的关系。

　　还有学者研究了儿童第二语言的获得和发展问题，目前的研究视角主要放在揭示中国儿童第二语言获得和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上，以期为外语教学提供科学依据。李娟等人研究了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结构类型的相应影响以及年龄对汉字识别中结构类型效应的作用，发现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形成是以识字为基础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小学一年级儿童已萌发了正字法意识，但至五年级时才基本达到了成人水平；汉字识别中是否存在结构类型效应可能与被试识字经验、材料熟悉性等因素有关；年级内部正字法意识的萌发和年级之间正字法意识发展的差异不受结构类型的影响，但萌发之后各年级内部均是对左右结构汉字正字法意识优于上下结构和半包围结构。总起来说，从研究对象而言，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关注的是正常儿童，对弱智、聋童、盲童等很少。仅有少量的有关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方面的领域受到关注。这些是今后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中所应予以考虑的。

　3.3 社会性发展

　　3.3.1 自我意识及自尊的发展
　　较早的自我意识研究是以韩进之为首的研究小组进行的，他们认为自我意识有三个成分，即自我评价、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据此他们考察了学前、小学、中学至大学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情况，发现三个自我意识成分发生时间前后稍有不同，且随年龄不断发展，但存在着发展速度和模式的差异。还有研究者探讨了自我意识的发展机制、自我概念的发展特点及不同智商水平（高智商与一般智商）自我概念的差异。自我意识与环境适应、攻击儿童的自我感知、自我价值感等课题亦受到关注。此外，儿童自我控制、儿童自我价值感的测量工具也得以编制。自尊方面，中国发展心理学者主要研究了儿童（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自尊的水平与特点，探查了自尊与父母

　　3.3.2 道德发展
　　道德发展是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皮亚杰、柯尔伯格等人做过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理论。在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应首推李伯黍。他所带领的研究小组就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和公正观念的发展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发现儿童道认知发展确有顺序性和阶段性，研究结果基本支持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但也发现，中国儿童的道德判断由不成熟至成熟比皮亚杰所描述的要早。他们同时还研究了儿童的公私、集体、分享、劳动、爱国和利他等观念及责任心方面的内容。后来的研究者将视野拓宽至儿童道德概念的影响因素、道德情感归因、儿童道德判断的依据等领域。就在最近，方富熹等人就儿童道德推理的发展做了中西方（冰岛与中国）跨文化研究，发现两种文化下的儿童在推论实际行动动机和道德动机方面发展路线上的差异：冰岛儿童是以自我利益占主导的考虑逐渐让位于友谊责任感和承诺义务的考虑，而中国儿童是从偏重于人际间的同情利他考虑转向友谊关系和承诺义务的考虑，但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被试者在青年初期表现出相同的发展模式，即均优先重视亲密的友谊关系，可谓异中有同，研究结果耐人寻味。徐芬等就儿童对交往情景下说谎/说真话概念理解与判断进行了研究，发现3-4岁是说谎概念理解的转折点；3岁以上的儿童基本上依据事实成分来理解谎言或真话；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小学开始，儿童对"白谎"与直率直话的道德评价中会越来越多考虑交往动机或情景因素。

　　3.3.3 情绪发展
　　情绪的早期发生发展问题一直吸引着发展心理学家们。研究者通常从三个角度对儿童的情绪进行研究：情绪表达、情绪认知及情结的发展性功能（比如对社会化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近来的一些研究关注了儿童早期情绪调节策略，这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比如，王莉、陈会昌等参考了Grolnick等人研究幼儿情绪调节策略时采用的编码方法，对中国2岁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个年龄的幼儿已经具有复杂的情绪调节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六种：积极活动、分心、自我安慰、寻求他人帮助、被动行为策略和回避策略。在5种实验情境下，积极活动策略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母亲的介入程度和陌生人行为有关，母亲言语的数量和特征与儿童策略使用显著相关；儿童的策略使用与陌生人对儿童的要求、安慰、赞扬也有密切关系。随后，这些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儿童群体进行了2年的追踪，以考察儿童情绪调节的早期发展对以后社会行为的预测。分析发现，2岁时情绪调节策略对4岁时社会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卢家楣等则研究了情绪状态对中学生创造性的影响，发现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性总体发挥水平显著高于难过情绪状态，尤以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面为甚。还有一项研究探查了影响高中生情绪状态的因素。随着事件相关电位（ERP）仪的独到作用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涉及情绪方面的ERP研究在中国已有所开展。但也应看到，整体上，涉及情绪方面的研究数量与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尚不能相称，理论综述文章多，实验研究少。仅从心理学报上看，1997-2004年间（2004查至第2期），发表的有关情绪发展的文章只有3篇，看来，该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3.4 儿童社会化的动因及儿童健康研究
　　许多研究证明，诸如家教方式、家庭结构、家庭类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成员互动态势等家庭因素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伴群体、班集体、学校、社区及公共媒体等也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此外，儿童自身的气质与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
　　随着系统发展观和系统发展观日益成为发展心理学中两个理论模型，人－环境动态拟合的观点已为中国一些研究所体现。这些研究关注了儿童自身与其生活的环境尤其是家庭这个子系统是怎样相互作用以及所有可能的重要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的确，如果要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就必须考虑到一个因素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至少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一是直接起作用；二是通过其它变量起作用；三是与其它变量一起协同起作用。而且只有从动态化、动态化角度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这方面的研究已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
　　儿童心理健康历来是中国心理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利用有关个体心理发展的知识以促进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乃国际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发展趋势。这其中有林崇德主持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的发展与培养"研究，结合自己思维发展理论研究，提出了中小学生心理能力结构及相应培养方案，在全国26个省市建立了实验点，影响较大。桑标、邓赐平等以生态观和系统观为指导，尝试构建了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并首先对家庭生态系统作用儿童心理健康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对相关儿童心理健康的促进、干预与预防方案、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3.4 亲子关系研究

　　亲子关系反映着父母与子女相互作用的态势，亲子关系的质量影响着儿童的发展。郑希付认为，与其它关系（比如同伴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相比，亲子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持久性、强迫性、不平等性和变化性等特点。他将亲子关系分为5种类型：养育型、财产拥有型、反向型、冲突型和泛爱型。养育型的亲子关系中，父母的主要功能是养育子女，其它方面的功能显著不足；财产拥有型关系中，父母将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求子女要绝对服从自己的权威，可以随意指挥和操纵自己的孩子；反向型的亲子关系是指本来应该是父母主导的关系却颠倒过来了，子女处于支配地位，父母则处于从属地位，子女几乎包揽所有的决定，不难推断，这样的亲子关系会带来许多问题。冲突型的亲子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冲突，父母攻击子女，子女反击父母，这些攻击有身体攻击（比如父母体罚子女、子女攻击父母）、言语攻击（比如互相责骂）、心理攻击（比如冷落、奚落、心理折磨、虐待、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明显的逆反行为等）。泛爱型的亲子关系是指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对孩子作较多的限制，比如不让孩子参与同伴游戏等，这也易使儿童发展出现问题。亚平等型亲子关系是一种较有利于子女心理健康的良好关系，特点是父母在孩子面前有一定权威性，同时孩子也有较充分的民主。建立良性亲子关系是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其建立方法有：父母行为的咨询和控制、亲子沟通和角色互换等。孟育群等中国少年期亲子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当前我国少年亲子关系的主要矛盾有四：一是少年的"独立意识"与父母不愿意或不善于让他们取得和自己平等地位的矛盾；二是存在着日益明显的代际差异；三是父母对子女期望过高与子女愿望能力的矛盾；四是少年自身年龄特征的局限与父母对此不理解易产生的矛盾。并指出，由于少年时期的发展特征，特别是由于父母教育思想与态度方面的偏颇，是加深少年期亲子关系矛盾的主要原因。他根据父母管教态度的特征（研究者关注的都是消极的）将亲子关系分为5个大类、10个小类，每大类有两小类。

　　亲子关系的质量直接关乎儿童能否健康发展。研究者亲子关系不良是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比如母亲期待型的支配态度、父母态度不一致，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有显著关联。而且，中国学者还发现，亲子关系与父母关系、祖孙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之间相互影响。确认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父母经济条件对亲子关系的质量有显著影响。王坚经提出对亲子关系相关各因素及亲子互动态势，应采用生态化的动态分析方法。

　3.5 独生子女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基数过大，为国家发展及人民生活幸福考虑，国家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妇原则上只能生一胎，独生子女课题浮出水面。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认知领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异甚或优于非独生子女。但更多的研究关注的是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方面，结果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诸如合群性、人际关系、助人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甚至独生子女在某些特征上还表现出优势；但也发现独生子女独立性、自制性和坚持性较差，比较任性、自我中心等。研究者认为，通常这些问题似乎不在儿童，更多的可能与父母教养态度、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及其它因素有关。

　3.6 超常儿童研究
　　中国超常儿童研究成绩突出。其中，应对查子秀为首的研究小组的工作浓墨重彩。早在1978年在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超常儿童心理发展与促进"研究课题组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正式成立，不久就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科学普查和研究工作，拉开了中国超常儿童研究的序幕。这之后，中国的超常儿童研究迅速开展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6年，查子秀及其同事与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学系合作开展的中德少年创造力的跨文化比较。该课题组不但关注超常儿童的心理发展，还一直致力于超常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研究，并对创造的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还开展了与创造力和超常儿童发展有关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包括：人类智力的本质及其发展、创造力发展与促进、个性与创造性成就的关系、智力和创造力跨文化的研究等。该课题组曾多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国内合作的多个项目。仅1990年以来，该课题组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报告或在重要著作中撰写章节合计50多篇，著作多种，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

　3.7 老龄化的研究
　　对老年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直接导致了老年心理学、毕生发展心理学研究需求的增加。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老年心理研究课题组从80年代初率先开始对老年心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课题组重点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深入考察，内容涉及：记忆、智力等认知功能的老年化特点，认知功能的可塑性和储备能量，记忆和问题解决的日常生活与实验比较，非认知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等。通过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记忆发展有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减退的趋势；从老年人的智力变化看，老年人的词汇、知识、经验减退晚而且慢；老年人的发散性思维、类比推理和分类概括能力均有减退；而且，通过对成年人言语的研究，发现人到中年以后说、读、写时保持词语流畅性的能力开始下降。而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的认知功能保持较好，减退较缓慢，那些刚步入老年行列者尤不明显，到75后才能较明显的减退。心理健康的研究则涉及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幸福感、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等内容。研究表明，刚进入老年者，自觉比较幸福，对生活也较满意，能保持完好自我；但高龄老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减退，心智功能下降。该课题组还进行了对老年人的认知训练，并对健康老龄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结果必将促进老年期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3.8 发展心理学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此方面包括两类研究：一类为中国国度内民族间研究；另一类为国家或地区间的比较研究。

　　中国有56个民族，开展发展心理学的民族间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80年代有学者在云南和青海两个多民族的省份进行了认知发展跨文化研究，其中包括一部分对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普遍性的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阶段顺序相同，与皮亚杰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只是存在发展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之所以存在这些水平差异，主要缘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异，并非缘于民族自身。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双语儿童的守恒、归类、类比推理能力的研究，推断认知可能独立语言，认知发展不受语言水平的制约。林仲贤等对汉族、蒙族、维族、壮族、白族、哈尼族3-6岁儿童的颜色命名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6个不同民族儿童的颜色正确命名率均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不同民族儿童的颜色正确命名率存在一定差异；对不同颜色的正确命名总体发展趋势一致，正确命名的先后发展次序是：先是黑色、红色、白色，而后是黄色、其后是蓝色，最后是紫色与橙色；对儿童进行早期颜色命名教育可以明显提高和促进其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在社会性方面，张世富等人在1980年发现云南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基诺族、哈尼族和拉祜族的青少年具有良好的品德与个性。22年后，他们重新对这些民族的青少年进行调查以期发现现代化对于品德与个性有何可能影响。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品德与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积极、自信、乐观并具竞争意识，他们的品格保持良好，犯罪率低，指出民族青少年的社会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问题。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学习、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等是少数民族初中学生的主要压力源。
　　国家或地区跨文化研究。前已所及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超常儿童研究小组进行的中德儿童创造力差异比较研究，亦是一项典型的跨文化研究。施建农等报告了中德儿童技术创造性方面的性别差异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德国儿童，无论是超常还是常态儿童，性别差异具有稳定的趋势。而且，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未发现两国儿童在数字、图形和实用创造性思维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心理折叠、学习爱好、技术问题理解和科学活动方面两群儿童性别差异均很明显。随着中国开放力度不断扩大，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发展心理学国际学术交流大大促进了该领域的跨文化研究。一方面，中国发展心理学工作者主动寻求合作伙伴，实施跨文化研究计划；另一方面，许多发展心理学工作者亦是国外跨文化研究的合作伙伴。这些研究涉及冰岛、日本、德国、美国、希腊、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内容涵盖问题解决、学生学习、心理健康、压力应对、道德发展等方面。严标宾等人曾对48个国家的10,018名大学生进行了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感是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子，其次为生活满意感，且验证了主观幸福感主要由感情和认知两方面预测的理论观点。还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留学中国的非洲大学生与西方大学生进行压力应激源感知问题，发现这些学生最常感知到的应激源来自学术和人际交往两方面，文化差异仅表现在部分具体的应激源感知上。这些研究对于发展心理学界认识发展的跨文化一致性与特殊性具有重要的证据意义。

４ 小结
　　综上，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得到了空前较快发展：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研究内容不断扩大，研究课题日益深入，学科体系初显丰满，国际研究合作密切，理论方法实践研究均十分活跃，这为发展心理学积累了丰富资料和证据，为促进中国发展心理学进一步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循此以往，通过中国发展心理学界不懈努力，中国的发展心理学一定还有更大的作为。但也必须看到，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关注：比如，研究体系框架不完整，存在短期研究行为，片面追求研究工具，某些领域的研究涉足不多，研究的本土化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发展心理学的发展中加以解决。唯如此，中国发展心理学才会有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