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CRN所长榊原洋一向东京大学医学系铁门俱乐部同窗会会报《铁门通信》投稿稿件的转载。在此谨对欣然允诺转载的铁门俱乐部表示深深的感谢。

　　回顾学生时代，记得自己对学习总是得过且过，却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登山上。当时我参加了运动方面的登山部，每年平均有两个月是在山中度过的。我迷上了在上越地区没有登山步道的山涧和溪流中连续几天披荆斩棘的徒步旅行。

　　如上所述，当时我并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上临床课时也常常占着最上面的座位，趁老师不注意偷偷打瞌睡。即便是那样的我，也被在美国和英国积累了丰富研究经验的儿科老师小林登先生他不落窠臼、自由风趣的课堂深深地触动了。其中，尤其是研究苦鲁病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丹尼尔·卡尔顿·盖杜谢克博士（Dr.Daniel Carleton Gajdusek）、研究黑猩猩而富有盛名的珍妮•古道尔博士（Dr.Dame Jane Morris Goodall）的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因仰慕小林老师而进入儿科，小林老师身为免疫学专家，他将自己负责的免疫缺陷患者的临床课程交给还是实习医生的我来教授，还邀请我进入免疫小组、观摩老师的门诊，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了小儿神经科，真是个不肖弟子。

　　实习结束后，我作为随队医生参加了东京都政府登山部攀登喀喇昆仑山的活动，此次经历对我的医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我们计划攀登巴基斯坦北部尚未被征服的海拔7800米的巴图拉山，遗憾的是因遭遇雪崩一名队员不幸身亡。

　　在到达大本营前的数天时间里，由于巴基斯坦政府请求外国登山队的随队医生在山脚下的小村落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登山队的营地成了村民的诊所。每天早晨，附近100多个村民带着各种需求来到诊所求医问药。其中不仅有症状较轻的皮肤、眼部传染病患者，也有被滚落的石头砸伤头部导致下肢瘫痪的婴儿和腹部发现肿瘤、迅速消瘦的青年。最令我吃惊的是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医生。我向腹部发现肿瘤的青年提议去医院进一步接受诊疗，但他伤心地摇了摇头，告诉我最近的医院也要走好几天山路才能到，村里没有一个人去过。

　　那次的经历仿佛一种文化冲击，让我意识到了寄生虫学专业的佐佐学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的 “你们学的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医疗而是御茶茶水的医学”的含义，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区医疗服务水平并不平等的事实。此后，我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的工作参与了尼泊尔、加纳的提高母子卫生服务项目，也曾考虑过专门从事国际医疗合作工作，但最终留在了儿科，踏上小儿神经学医疗、研究的道路。

　　30岁出头时，我曾去华盛顿大学留学，师从新生儿神经学的权威学者沃尔佩教授，就大脑物质代谢进行研究。沃尔佩教授看了我的论文，给予十几次细致的修改，他对待学术研究的那种温和、严厉又真诚的态度令我敬佩，受益匪浅。

　　选择专攻小儿神经学后，经常有机会为残障儿童诊疗。我对残障儿童、发展障碍以及儿童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小林老师接连不断地邀请我参加他自己创设的疑难杂症患儿支援团体、婴儿学会和儿童学会等组织，又引荐我参加御茶水女子大学发展临床学讲座、CRN儿童研究所（Child Research Net，CRN）等有关儿童的跨学科研究，成就了今天的我。

　　可能因为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我并不喜欢父权主义式的权威。由于积极参加所属儿科学会和小儿神经学学会的改革运动，一部分老前辈也对我避而远之。但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不经意间得到了山岳和小林教授、沃尔佩教授等恩师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