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是由分离、丧失和失败引起的情绪反应，包含沮丧、失望、气馁、意志消沉、孤独和孤立等情绪体验。悲伤是人们的生活中极其容易体验到的一种消极情绪，在现实情境中，亲子分离、亲人亡故、学业失败、失业和离婚等因素都可引发悲伤。已有研究表明，悲伤对人的心理是十分有害的，持续的悲伤不仅使人感到孤独、失望、无助，甚至会引发临床抑郁；悲伤也会损害人的身体，悲伤的持续会削弱个体的身体免疫功能，使人患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心因性疾病，严重的忧伤甚至影响生理机能而导致猝死。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调节和应对悲伤。
　　悲伤情绪的调节策略很多，过去人们过多地强调悲伤的消极应对。近些年，研究者转变研究视角，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积极情绪在悲伤调节中的作用。研究者设计了多种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大量的悲伤情绪的积极调节策略。
　　
　　1　积极情绪在悲伤情境下的功能
　　
　　积极情绪是与某些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使人愉悦的感受或主观体验，它主要包括快乐、满足、兴趣、爱、自豪、感恩和希望等。积极情绪在压力应对和悲伤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压力情境下，积极情绪有三个重要的适应功能，即支持应对、缓解压力、恢复被压力消耗的资源，将个体从消极情绪中解脱出来，使个体身心处于和谐、安宁状态；Fredrickson则系统地提出了积极情绪的拓展一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拓宽注意范围、发挥个体思维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提高个体对积极事件的敏感性，降低或消除消极情绪引发的情绪体验和生理唤醒，使个体以更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获得更多的身体、智力和社会资源，从而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悲伤情绪情境下，积极情绪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降低悲伤情绪体验。一项研究对34个丧偶不久的老年女性作了连续98天的追踪，研究涉及被试的幽默感、积极情绪、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和压力的降低有着密切的关联。表现出更多积极情绪的个体有更少的悲伤和抑郁情绪。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在谈论亡故配偶时展示出真实笑容的被试，比展示出愤怒表情的被试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更少的消极情绪体验，被试追忆已亡故配偶时自发性微笑次数的增加和悲伤体验的降低呈正相关。
　　二是抵消悲伤情绪的损害效果。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先让被试观看恐怖电影以诱发被试的消极情绪，然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四个组中分别去观看一个引发满足、欢乐、悲伤和中性情绪的电影片段。结果显示，看满足和欢乐电影被试的心血管活动恢复到基线水平要比看悲伤和中性电影者更快。另一项考察悲伤诱发期间被试自发产生的积极情绪和心血管活动关系的研究表明：在观看诱发悲伤电影期间，有自发微笑的被试与无自发微笑的被试在主观体验及主要的心血管测量指标上未显示出明显差异。但有自发性微笑的被试与没有微笑的被试相比，心血管测量指标恢复速度更快。
　　三是恢复心理活力。在2001年美国91l事件后，有研究者对46名经历911事件的美国大学生作了连续数周的追踪访谈。研究发现，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积极情绪诸如感恩、关心、爱的体验，有助于克服抑郁，促进心理活力的恢复。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萨尔瓦多大地震的150名幸存者分别做了访谈，研究涉及积极情绪体验和创伤后成长之间关系等问题。结果表明，积极情绪能消除创伤事件的不良影响，使幸存者更快地从创伤事件中恢复。
　　
　　2　积极情绪在悲伤情境下出现的理论
　　
　　积极情绪在悲伤情绪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积极情绪是如何在慢性的悲伤情绪背景下产生的呢?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三种理论假设。
　　
　　2．1　成分操作理论
　　情绪的成分操作理论认为，情绪平衡状态的打破会使个体自发产生一种相反的情绪过程去拮抗这种失衡，使个体复归于平静状态。例如，在对压力事件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时，个体自动激发积极情绪作为一种对立过程，使自己情绪复归于基线状态。它表现为悲伤发生时，个体可能由于体验到悲伤而激发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并优先考虑重要的目标和角色，以重新达到生活的平衡。如在经历一个无法挽回的丧失之后，个体可能要评估丧失程度及其对未来生活的影响，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和角色。因为悲伤模式被激活后，抑制过程也会发生。在悲伤心境诱发过程中，被试可能开始回忆愉快事件，并产生积极的自我命题，用积极心境取代消极心境。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在不同的模式内用不同的策略。如在联想水平回忆积极的事件；在命题水平使用积极的自我概念；在图式水平产生不同的情绪自我模式。同时，一个有效的策略可以在所有的模式内运行。
　　基于成分操作理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慢性压力背景下共同出现，可解释为维持个体心理平衡的心理过程。这一解释的局限在于，有广泛的实践证据表明：人们积极地监控自己的情绪并通常有意行动去改变消极情绪状态。若像成分操作理论假设的那样，人们不需要去摆脱坏心情，因为它作为成分过程的功能自动发生。所以，尽管这一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但是在解释慢性压力由积极情绪的出现，理由还不够充分。
　　
　　2．2　创伤后成长理论
　　创伤后成长理论将消极体验中寻找积极效果的过程和压力过程中的成长、积极心理改变、应对的转换等结合起来，认为在悲伤背景下出现积极情绪的原因是对压力反应的成长过程。一些研究表明：压力的体验有积极的效果，如悲伤发生时，个体察觉到自我掌控的缺乏，产生求助于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需要。因此，悲伤可能让个体向他人发出求助信息，加强社会联系，改善人际关系、改变生活哲学以及自我的改变。例如，有人对居丧者作了追踪研究。研究者调查在那些有居丧经历的人是否发现事件的积极方面。在亲人亡故的一个月后，73％的人报告事情的积极方面；到18个月后，超过80％的人发现亲人亡故中的积极因素。这些被试报告他们有目标的重构、自信的增加和对家庭关系有更多的理解等等有益的方面。尽管研究人员没有将积极情绪作为结果测量，他们发现在亲人亡故后的压力经历中找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和更低的压力水平相关联。在居丧后的6、13、18个月内发现事情积极一面的人比没有这种发现的人有更少的压力。
　　另一项关于照料者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回忆从照料亲人和亲人亡故经历中学到什么以及有哪些改变?许多被试认为自己从压力经历中得到很多收获。回答包括：我已成长；我获得许多胜任感和自尊感；我感到我能做任何事情；我是一个更强更好的人等等。为了量化上述结果，有研究者开发了一个“照料者积极意义量表”。运用这一量表研究发现：不管在照料配偶期间还是在配偶亡故后，积极应对方法都和积极情绪相联系，而不是和消极情绪相联系。这些数据表明：在压力经历中发现事情的积极方面，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慢性压力背景下积极情绪的出现。
　　
　　2．3　压力应对理论
　　Folkman提出了压力和应对的修正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产生和维持的两条途径，即关于关键压力源本身的应对努力和主要针对关键压力事件之外的努力。
　　2．3．1　关键压力源的应对
　　关键压力源的应对主要包括问题应对、积极再评价。问题应对是采取措施直接处理问题，它包括任何直接指向压力源的活动，如包括收集信息、制定针对引起压力的问题计划、研究各种问题的利弊和做决定等等。问题应对和积极情绪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积极情绪为问题应对提供动力。在亲人丧亡引发的悲伤期间，能够体验积极情绪的个体倾向于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期目标和计划，而这些长期的目标和计划的建立预示着个体一年后的适应状况更好；另一方面，成功的问题应对又和低强度的消极情绪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相关联。例如，在照顾患病伴侣的过程中，问题应对可能包括重新安排治疗方案、改善患者的生活条件等等。这些生活琐事的完成能增加控制感并产生满足感，反过来，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在伴侣死后，通常有悼念活动和财产分配等事务，这些事务的成功处理有助于个体感情创伤的愈合，增加自我效能感并使人积极向上。大量研究发现，在亲人丧亡期间，这些事务的执行对积极情绪的维持尤为重要，否则该时期个体常有悲哀感、丧失感和无助感。
　　积极再评价是个体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那些引发悲伤、痛苦、厌恶等负性情绪的事件，或者对情绪事件进行合理化。Gmss认为，通过积极再评价能改变整个情绪反应的轨迹，降低情绪的心理体验、行为表达和生理反应。而且，积极再评价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是缓解不良情绪的重要方式。一些研究也表明，采用积极再评价策略能增强积极情绪状态，降低悲伤情绪体验。
　　2．3．2　关键压力源之外的应对
　　主要包括扮演其它社会角色以及做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事情。处于悲伤状态下的个体，特别是因亲人亡故引发的悲伤的个体，易于变得孤独和孤立。在这一情形下，扮演其它社会角色可以加强个体的社会联系，并使悲伤的个体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扮演社会角色是一种重要的注意调动策略。一项研究对1794名因亲人亡故而经历悲伤的被试做了访谈，要求被试描述自己做过的、使自己感觉好的事情以及对自己有意义或帮助自己克服压力的事情。被访谈者中的99.5％能报告积极意义的事件。这些积极事件主要是亲人亡故之外的事情，如扮演其它社会角色、努力在测验中取得好的成绩等等。
　　关键压力源之外的应对还包括个体趋向能引发积极情绪的自然环境、情境或寻求可求助的对象，如观看一次美丽的日出、参加一个聚会或寻找一个自己在他面前可以痛哭一场的朋友等。采用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宣泄悲伤情绪、增加积极情绪体验，而且个体的自尊感和适应性也会得到明显改善。
　　应对理论的局限在于，关于悲伤后调节和应对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悲伤事件之后，在悲伤事件中，积极情绪如何产生和维持?这一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小结
　　
　　前面讨论了积极情绪的功能、积极情绪在慢性压力背景下如何产生以及提供支持的方式。尽管关于悲伤情境下积极情绪的研究已日益受到重视，积极情绪和悲伤调节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进一步考察以下问题，即悲伤问卷的改进、积极情绪的区分和面谈策略的选择等。
　　
　　3．1　悲伤问卷的改进
　　已有大量的悲伤调节和应对测量的方法，不同方法各有所长，然而，关于慢性悲伤背景下积极情绪的出现和维持的测量却显得不够。当前大多数悲伤的调节及应对问卷和消极情绪密切相关，大多数悲伤调节应对问卷没有设计促进积极情绪的可能策略，没有特别设计测量积极应对反应的量表。未来需要开发多种与积极情绪相关的问卷，即所谓的积极调节应对问卷。在这类问卷中，应要求被试报告具体的悲伤和压力事件，然后填写针对关键压力源的反应。通过改进的问卷，研究者还要考察与积极情绪相关的多样人格，包括自我复杂性研究、唤醒和自我调节模式等等。
　　除了开发数量化的应对量表，研究者还应将悲伤和调节的口头评估包含其中。通过口语报告采集的数据，其丰富性和深度，是量的测量难以与之比拟的，而且口语报告者亲历情境，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探索悲伤调节的过程。
　　
　　3．2　积极情绪的区分
　　积极情绪可分为不同的种类，积极情绪的产生有个体差异。未来积极情绪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上述两个问题。首先，应该进一步比较不同积极情绪间的作用。如激动和欣喜等情绪可能激发行动，引导调节及应对努力，而满足和愉快等积极情绪则更少具有动机功能，因而它们在悲伤调节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其次，应该考察不同积极情绪间的个体差异。个体的悲伤调节能力与个体的感情风格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些个体更易于产生积极情绪，并从积极情绪中受益，这类人被称为高弹性个体。在压力情境中下或消极情绪体验中，高弹性的个体能灵活应变、迅速有效地恢复。
　　
　　3．3　面谈策略的选择
　　未来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将悲伤积极调节的理论用之于临床实践。在悲伤的咨询和治疗过程中，不仅要消除求助者的悲伤和抑郁情绪，也要重视帮助求助者增加积极情绪。已有的研究发现，与积极情绪相联系的事件对抑郁的治疗有重要作用。帮助求助者识别妨碍积极情绪的想法和信仰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当前慢性悲伤调节研究中，应对角色研究最为重要。如果研究者能识别可采用的调节和应对策略及策略运用的背景，在临床实践中就可以指导人们如何使用和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些策略。此外，人对悲伤的反应非常复杂，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应对。所以，未来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动态的悲伤压力背景下积极情绪扮演的角色。
　　
　　4　对震后心理援助的启示
　　
　　震后开展心理援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　专业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心理援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国家主席到民间团体，都呼吁加强对受灾人群进行心理援助，许多演艺人员、运动员以及大量非心理专业人员作为志愿者奔赴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心理援助特别是悲伤辅导，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不多，相关的专业人员更是缺乏。从媒体反馈的情况来看，当前一些心理援助效果不尽人意，甚至有个别负面影响的报道。因此，许多心理专家发出呼吁，要科学地进行心理援助。
　　要保证悲伤辅导和心理援助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首先要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国外一些学者对悲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如Power等人的悲伤激活理论、Strobe等人居丧理论等等；此外许多国外学者也对灾难事件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美国“911事件”以及萨尔瓦多(El Salvador)大地震的幸存者研究，这些都值得专业工作者借鉴。其次，应注意对汶川地震的悲伤辅导经验，特别是心理专家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并及时推广。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培训体系。本次地震直接受灾人口4000余万，需要接受心理援助的人很多，而现有心理专家的数量远远，因此必须加强对心理援助人员和志愿者的培训，尽快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4．2　针对性
　　悲伤的辅导、调节和应对是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不同的类型和方面，不同辅导和应对策略的结果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个体的心理平衡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辅导者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首先，从悲伤发展过程来看，一些专家认为可划分为3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第一阶段是休克期，表现为情感麻木、不相信或不接受现实、哭泣、叹息等，持续时间在1－14天；第二阶段是混乱期，表现为悲伤、愤怒、抑郁、愧疚等情绪，同时有全身酸痛、疲倦、失眠和梦魇等躯体症状，时间持续为3－6个月，最后进入解决阶段，幸存者逐渐接受现实，生活恢复平静。心理干预者在进行悲伤辅导时，应注意根据干预对象不同阶段的表现，有针对性地选择心理干预策略和悲伤调节应对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其次，就悲伤辅导的对象而言，不同幸存者在本次地震灾害中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一些人亲人亡故、一些人身体残疾；一些人家园被毁，必须永久地离开故土，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更有一些学生在痛失亲人之后，又面临着中考或高考的压力。因此心理专家应当根据地震灾难对不同对象心理的影响，建立可靠的评估与诊断标准，将幸存者分成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地分层辅导。
　　此外，一些人的悲伤在事过境迁之后，会逐渐慢慢消失；而另一些人则会出现病态的悲伤，如迟发性悲伤、悲伤迁延等，甚至会出现适应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创伤后应激(post—traumatic stress)、抑郁性精神障碍(depressive neurosis)等严重心理疾病，这些问题主要由精神疾病专家采用特定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处理。
　　
　　4．3　持续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和特殊教育研究部及时发出倡议，号召心理工作者参与心理救援工作，许多心理专家和志愿者也纷纷奔赴灾区。然而，众多的经验和研究表明，很多遭受心理创伤的人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多年，仍然会被各种心理问题所困扰，因此灾后心理援助将是一场持久战。如何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地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也是当前心理工作者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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