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问卷调查】第3期-④:两岁儿童 "所有"意识的差异

2017.06.13

关键词:
中国 , 儿童 , 所有 , 日本 , 机器猫 , 比较 , 问卷调查
  从过去的连载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孩子在分享玩具等物品时"所有"意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进行下一次调查前,日本学者山本老师介绍一组有趣的数据,进一步思考这种"所有"意识的差异。我们分两次进行介绍,这期介绍后半部分。
山本 登志哉(日本:心理学)
姜英敏(中国:教育学)

 

  为此我做了好几项研究,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观察1至4岁孩子 想得到别人手里的物品时的表现并和日本作比较。具体方法是用摄像机拍下孩子们自由活动时的整个过程,找到类似"B想要A手里拿着的东西或A用完后放在自己身边的东西"的场景记录下来,并按B得到想要东西的方法(即什么都不说一下子抢夺过来或以某种形式确认对方的反应、征得对方的同意或提出交换--我们称之为"谈判")进行分类。最后确认物品究竟归谁了。

  日本的研究证明,孩子1岁左右时还会不打招呼就去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1岁半以后已经懂得靠"谈判"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到了两岁,即便是比对方强壮的孩子也会先征得对方的同意,如果对方不同意也不气馁,会继续请求对方同意。但是,我们还是观察到了孩子因被老师要求忍耐而委屈地哭出声来、不得不放弃的情况。在此我要介绍一个我本人(山本)在托儿所打短工当保育员时观察到的愉快的小插曲,从中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努力。

  小隆(男孩,3岁)一边坐在儿童马桶上大便,一边和同样坐在马桶上大便的启二(男孩,2岁5个月)抢尺子。山本对两个孩子说:"怎么可以一边大便一边做这样的事?谁先拿着尺子的?"启二说是自己,小隆也说是自己先拿着尺子的。山本说"那把尺子借给对方吧",启二不肯,山本又问小隆,小隆也不愿意。山本说"这样不行啊"。  接着三个人又重复了一遍这样的对话,山本再问小隆愿不愿意把尺子借给启二,小隆同意了。山本表扬了小隆,启二也立刻对小隆说了"谢谢"。这时小隆的表情宽宏大度,山本又一次表扬了小隆:"小隆真了不起,是个好哥哥啊。"  于是,小隆手指启二面前小推车的座位,对启二说"拿尺子在这儿锯锯看",看到启二没注意到自己说的话,就又说了一遍"在这儿锯锯看"。启二听见了就拿着尺子像用锯子锯东西一样玩了起来。小隆接着又找到其他地方让启二拿着尺子锯东西,启二不听就想夺下尺子,被山本制止了。山本对启二说"小隆让你锯这里呢"。  启二按着小隆的话做了,小隆失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满意地表示"对对,这样就行"。然后找到了木工工具的玩具,和启二一起玩起了做木工的游戏。  (摘自冈本夏木・麻生武编纂的《年龄的心理学》(2000、minerva书房出版)中收编的山本登志哉论文"聚集成群的孩子们:自律集团和三极结构"第103-142页)

  这个小插曲看得出是下了一定功夫的一个事例。年龄稍大的孩子不仅仅忍耐着未凭借力气大抢夺玩具,还让对方按自己的意志使用玩具,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克服了没有得到玩具的沮丧心情。即便不做到这种程度,也可以用某种形式表示对所有人的尊重,通过互动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后再使用相关物件。我们就中日两国类似互动发生的频率做了比较,并归纳在下列图表中。(图表摘自收编在≪文化孕育儿童≫ (2004、无藤隆・麻生武编纂,教育心理学,北大路书房出版)内的山本登志哉论文第120-128页 )

  在实际保育工作第一线观察孩子们的表现时,发现日本(京都)和中国(北京)两国的孩子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完全不一样,以下图表也清晰地反映了这种差异。统计显示,在两岁这个阶段,两国孩子间已出现明显差异,日本孩子很多情况下会通过"谈判"(互动)先征求对方同意。到了4岁,日本孩子几乎每次都能这么做,而中国孩子每三次中只有一次会这么做。

             

  上述数据显示,中日双方均呈现出随着年龄上升通过互动解决的比例也随之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想要得到对方手里的东西先打招呼征得对方同意"的做法都被认为是"更为成熟的表现"。事实上,问中国人"可不可以不打一声招呼就突然夺下别人手里的东西"时,所有人都会回答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在中国不粗暴地突然夺下别人手里的东西被表述为"文明行为",也就是有礼貌的行为)。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孩子尽管知道"那样做不对"还是一下子抢走别的孩子手里的东西,似乎会让人感觉日本孩子的心智发展较早,而中国孩子则较晚。或者说像上次提到的那样,日本人听到有关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情况时经常会觉得中国人简直像动画片《机器猫》里那个老是仗着人高马大欺负同学的“大雄”,觉得中国社会是一个认为"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也是我的"、可以粗暴抢夺别人东西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那么,本文开头介绍的小插曲中那位中国"一流大学"内"超一流研究所"的"所长"也变成不够成熟的人或像《机器猫》里大雄那样的人了(笑)。*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顶级的师范大学,培养了众多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国家干部,也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发挥着智库作用的全国重点大学。

  接下来再进一步分析一下中国孩子的相处方式究竟是否具有弱肉强食的特点。方法很简单,只要调查一下最终哪个孩子获得了两个孩子都想要的那样东西,做一张表格按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列即可。该方法原本是为了调查类人猿群中强弱顺序而设计、实施的。日本猴和黑猩猩习惯在群体中预先决定地位的高低,一旦出现争抢物品的情况就按地位高低由地位更高的日本猴或黑猩猩获取物品,避免了冲突。但决定地位高低的方法非常严酷,甚至会出现母亲将手伸进孩子的嘴里、把孩子已经吃进嘴里的食物抢来吃掉的情况。完全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我们也在日本做了类似调查,发现孩子们之间没有强弱或地位高低之分,也未发现最厉害的孩子常常抢到大家都想要的东西的情况。耐人寻味的是爱哭的孩子最终获得被争抢的物品次数相对更多。因为对方一哭,另一方就不好意思再抢,结果哭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相反,吵架时很强、受众人瞩目、有点"男子气概"的孩子得到被争抢物品的次数反而较少(山本登志哉、1991)。

  如果中国孩子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就应该像日本猴那样明显看得出地位高低之分。地位高的得到想要的东西,地位低的不敢抱怨。然而,分析结果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图中所示,和日本孩子一样,中国孩子中也没有谁因为特别厉害总是得到想要的东西。(摘自山本登志哉《中国一岁儿童班里的"所有"关系-人类的幼儿集团也有地位高低之分吗?》,2006年出版,法律和心理学第5卷,第1号,p91-98)。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对于上述分析结果不少日本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国孩子的印象是像《机器猫》里的“大雄”一样,以强凌弱,"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也是我的"。其实在中国孩子的世界里,大家都认为"你的东西是我的,我的东西是你的"。也就是说,"突然夺过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强者欺负弱者而抢夺对方的东西,而是"互相把对方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一样,可以互相使用"这种共识的体现。因此,如果对方拒绝,基本上没有人仍坚持抢夺对方的东西。原则上尊重对方意愿这一点和日本完全一样。

  两国孩子的差异在于,日本孩子更能为对方着想,通常先观察对方的反应再决定是否可以得到对方拿着的东西;而中国孩子更突出自己的主张,习惯先显示自己的态度(夺下对方手里的东西)再判断对方是否有意见。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中文中所说的"你我不分,彼此不分",意为关系亲密到不分彼此。想象一下第三期《玩具共享》中的事例,小C对在玩具上写上自己名字的做法感到不解的事例就很容易理解"你我不分"的含义了,在玩具上写自己名字的做法完全不符合"你我不分"的原则。

  那么就不难理解本文开头叙述的所长的行为并不是想要伤害我的行为,也不是轻视我,而是因为觉得和我十分亲密、不需要分彼此才自然流露出的行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可是,尽管心里明白这个道理,但实际有人突然夺走自己手里的东西时还是会很受打击,这种难过的感觉久久不能散去。这也是异文化交流的困难之处。

  总之,之前连载中反复出现的成年人对"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的"所有"意识的差异其实在两岁的时候已经产生,并且根深蒂固。这种差异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不是弄明白道理就能消除的,甚至可能源于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同时,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差异甚至牵涉到互相帮助的态度,即可能导致双方对于"碰到困难时该如何互相帮助"也存在不同看法。下一次就准备介绍日中在"互助"方面的差异和相关数据。


作者简介



 山本 登志哉
(日本: 心理学)

  教育学博士。现担任儿童与金钱研究会代表、日本质性心理学学会理事和编委、法律和心理学学会常任理事和主任编委、日中韩越圆桌会议ML管理人等多项职务。
  1959年生于青森县。在和服店做学徒后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攻读心理学本科和研究生。 硕士期间,兼职做保育员时,对婴幼儿"所有"行为进行研究并撰写了硕士论文,荣获日本教育心理学学会颁发的城户奖。供职于奈良女子大学时期,曾作为文部省长期外派研究员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以研究婴幼儿"所有"行为的文化比较研究获得该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共爱学园前桥国际大学任教期间开始进行以零用钱为主题的日中韩越的共同研究,就此研究撰写的论文荣获中国朱智贤心理学奖。近著有《非语言交流的心理学:生活在偏差中的当代人》(与高木光太郎共编:東大出版会)


  姜英敏
(中国:教育学)

  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教授。1988年-1992年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特殊教育专业并获学士学位;1992年-1994年在辽宁省朝鲜族师范学校工作;1994年-1997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并获硕士学位;1997年-2000年就读于同所并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其中,1997年至1999年在日本鸣门教育大学留学,2003年至2005年作为博士后在日本筑波大学进行相关研究。并和日本的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学院大学的老师一起,积极推动中日学生间的交流课程。同时通过实际观察学校课程,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道德教育作了很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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