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很高的妇女劳动率以及支持妇女工作的政策

　　笔者曾经在新加坡留学几年、和当时认识的多数新加坡朋友还保持联系。她们都已经结婚，有的还生了孩子，但其共同点是继续工作。管中窥豹，我们可以推知新加坡已婚妇女劳动率之高。

　　2014年新加坡的失业率为2.00%。^*1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人）2014年是56112.98美元，与2013年（55182.48美元）相比增长10.1%，与10年前的2004年（27404.58美元）相比增长20.5%。^*2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女性高劳动率不无关系。

　　台湾的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副执行长黄铃翔女士的调查显示，2012年新加坡妇女劳动参与率^*3为：25-29岁（86.8%），30-34岁（83.3%），35-39岁（78.9%），40-44岁（74.8%）^*4。这些数字都高于日本（25-29岁[77.6%]，30-34岁[68.6%]，35-39岁[67.7%]，40-44岁[71.7%]）。担任主管及经理人的女性中，新加坡高达35.8％，而日本只不过为11.1%。

　　笔者要简介一下黄铃翔女士所介绍的有新加坡特色的劳动政策：

（1）WoW! Fund（Work-Life Works Fund）：是2004年8月创设的基金，为实现“弹性工时安排”、“加强休假福利”以及“员工支持方案”提供补助金。

（2）育婴假相关法令：实行《劳动法》以及《孩童发展协同储蓄法案》，规定16 周的弹性产假及育婴假。此外，还另设了“婴儿假”及“儿童假”。

（3）爱心爸爸计划：政府提倡的ACT的计划，提出了作为父亲应有的意识（Aware）、承诺（Commit）及时间（Time）的投入。并架设专属网站，提供爸爸们交流与学习的空间。

（4）一周带薪陪产假：初生儿的父亲可得到一周带薪陪产假。个体经营者也享有相同福利。

（5）退职及再就业法案：雇主在雇用员工时，不可以其年龄为理由，拒绝资格符合的求职者。对于已经达到62 岁退休年龄的求职者也应一视同仁。

（6）让女性能够多元地选择工作单位，由政府、工会、雇用者三方组成了工作小组：该政策协助职业妇女留在职场以及提升生育后妇女二度就业的机会，也是促进非职业妇女进入职场的渠道。

（7）协助妇女二度就业计划：由新加坡人力部与人资发展局策划，提供企业补助，支持中高龄妇女等重新返回职场。 

2，新加坡打造“家庭第一”新价值观

　　2004年，新加坡婴儿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从2003年的平均每一名妇女生育1.24人跌到1.05人。面对这危机，同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上任便发表国庆演说，把“家庭价值”当成政策重点，宣誓打造新加坡成为“友善家庭的环境”。2009年成立“友善家庭产业委员会”，政府提供贷款和专业顾问服务，协助有意愿的企业转型成为提供一项「友善家庭服务」的制造业、服务行业。中小企业可以申请贷款的额度涵盖聘用顾问、在企业内改建育婴空间、增购婴幼儿家具、改建无障碍空间等。

　　2009年起，新加坡更积极投入推动平衡性别和工作的活动。新加坡国家家庭委员会鼓励爸爸更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成长，并举办了《一辈子的父亲》征文比赛活动。该委员会针对学校老师做了大型的调查，98％的受访老师都同意父亲多参与孩子的学校生活。“父亲参与育儿计划”的整个活动从学校着手，由学校发动，举行父亲家长日、父子共读等活动。新加坡童军团也特别设计出适合父亲和孩子一起参与的活动。^*5

　　此外，“凝聚家庭理事会”于2014年2月成立。该理事会提倡重视家庭。该理事会现有10名成员，包括律师、学者、志愿团体代表等。大部分成员都为已婚者，有的曾担任“友善家庭产业委员会”委员。

3，外籍女佣对家庭的支持

　　外籍女佣的存在推动了新加坡已婚妇女进入企业工作。与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相同，新加坡是雇用外籍家政服务佣工较多的地域之一。依据新加坡统计局2012年的统计数字，新加坡总人口是531.24万，其中新加坡公民人数是328.51万，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移民人数是53.31万，外籍劳动者的人数是149.92万。外籍女佣的最低薪资为400美元。新加坡聘用外佣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家中有一个12岁以下儿童，或有一名65岁以上的老人，不管生病与否，都可以聘用一名外佣。^*6

　　父亲及母亲都出来工作，而家庭的事务推在外籍女佣身上。不少儿童感觉女佣比父母更亲近及重要。有一部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2013年），透过描述聘请菲佣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这些问题。父母为了照顾他们顽皮的孩子，聘请了菲佣Teresa。Teresa与男童的感情越来越深，但男童父母眼见Teresa与男童的关系好过亲子关系，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政府的住宅政策也促进了祖父母对育儿的参与。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共住房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政府倡导的“居者有其屋计划”^*7下，约有82%的人口都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其中80%拥有自己购买的住房，2%是租赁住房。近年政府也提倡“家庭凝聚力之购屋计划”。该计划有的两个特点：第一，首次申购组屋者，若于公开市场购买靠近父母或已婚子女之组屋，可获得4万元新币（大约3百万日元）之购屋津贴。第二，已婚子女如果在“抽签购屋计划”和“预购组屋计划”下申请组屋以便与父母同住或住近父母，将比其他申请者有多一倍的抽签机会。此外，还有“小型公寓计划”。高龄公民可以住在与子女附近的小型公寓。^*8虽然以上的计划原来针对高龄化问题，但事实上也促进了祖父母参与育儿。以下是笔者的一些访问个案：

　　个案1：A女士（30多岁）利用“家庭凝聚力之购屋计划”，现在住在靠近父母家的组屋。A女士是全职的公司职员，育有两名小学生。现在，得到外籍女佣和A女士的父母的帮助。对照顾孩子的事物比较依赖父母。

　　个案2：全职公司职员的B女士（40多岁）有三个孩子（一名高中学生、一名中学生及一名小学生）。B女士的父母在长达10年的时间，照顾孩子。女佣则做家务，如打扫、洗衣等。

　　个案3：兼职文员的C女士（40多岁），育有两个孩子（一名高中学生及一名中学生）。在孩子小时候，她的岳母照顾她孩子。C女士曾经聘请过外籍女佣，但不和而解雇。两个孩子都上了小学后，B女士辞掉全职的工作，而改做兼职工作。现在她在孩子回家之前可以回家。

　　个案4：全职公司职员的D女士（40岁多）有两个孩子（两名中学生）。她现在从事没有加班和出差的工作。她聘请过外籍女佣，但基本上让她只做家务。她也叫她丈夫陪孩子温习功课。

　　以上的4名女士异口同声地说，新加坡教育的压力太大。在新加坡，小学六年级末所有小学生必须参加"小学离校考试"。笔者所采访的家长都认为“家长要负责孩子的教育。不可以让女佣负责”。这一背景和新加坡严格的学历社会有关。土地面积小，而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积极培养人才。新加坡长期以来，从小学阶段开始，有效地培养优秀人才，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因此，新加坡的孩子必须要参加多次的国家统一考试。其中，最初的重要考试就是"小学离校考试"。透过这项考试评估学生升读中学课程的能力以及分配学生到合适的中学。可以说，这项考试会影响孩子的将来。不仅是对小学生，对家人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了应付准备这项考试，有的母亲甚至辞掉了工作。由于新加坡有“如果轻视小学时候的学业，孩子的将来就完了”这种想法，所以， “家务可以交给佣人，学业一定要自己抓”。通过这四个事例，可以看到“家务是由佣人负责，学习方面是由家人负责”的情况。这种倾向也许不仅仅限于这四个家庭。

　　尽管如此，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对“父母忽略育儿的问题”的批评。这也是政府极力提倡“家庭第一”及“家庭凝聚力之购屋计划”等的计划的原因。这些政策最近才开始，所以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已婚妇女的就业率越来越高的新加坡，除外籍女佣外，父亲和祖父母也会成为很重要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