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本 登志哉（日本：教育学）
翻译：姜 英敏（中国：教育学）

读姜老师意见所感

姜老师与我的"共有关系"

　　我和姜老师是多年的朋友，当我还是"青年学者"、姜老师还是亭亭玉立的研究生时代我们就认识。这些年，我们对各种问题进行过讨论、做过合作研究、一起写过论文（山本、高木編，2011年：「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心理学―ズレを生きる私たち」（中文《非语言交流的心理学：生活在偏差中的当代人》）的第一章「ズレの展開としての文化間対話」（中文《作为打通理解差异的文化之间的对话》、東京大学出版会）、开展过合作课程，所以算彼此熟知。对于这次姜老师的讨论观点，我们也曾进行过多次讨论，不算陌生。而且，我自己也有作为文部省外派研究员在中国生活10个月的经历，从那以后一直从事中日两国的相关研究和异文化理解教育实践。因此，我和姜老师的视角有很多共同之处，对于她写的内容我也有很多认同的地方。

　　虽然如此，但是光说"对，是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让我稍稍加入一个新的视角来谈谈这次的调查结果吧。

　　说到"共有"，想起以前我和姜英敏之间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时候，我因为有事要自费去北京住上一个星期，于是打电话请姜英敏帮忙找个便宜些的旅店。没想到她立即在电话里回应说："我亲戚有个房子空着呢，他们现在不住那，要不要去住几天？"那时我已经在中国经历过各种"共有"关系，算是有了点经验，但这次说实在的，仍让我在感动的同时感到有点讶异。

　　让我讶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没有提前跟亲戚商量的情况下当场向我提议要不要在亲戚的所有物（准确地说是具有使用权）----"房子"里"住上几天"。其实，之前我也目睹过几次类似的事情，比如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在朋友不在的情形下把朋友的书私自借给别人，而他事先并没向朋友借这本书（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本书是与朋友"共有"的）。尽管这样，这次涉及到"房子"这个大宗物件，还是着实让我吃惊了一番。而且，她还那么随便地（？）建议我这样的"外国人"去住，这更让我意外。

　　第二，对我"帮助"的程度之深，也是我没想到的。把自己的私人领域、甚至把亲戚都卷进去才能成立的"私人领域"这么毫不犹豫地提供给我，这样的情形在日本首先是很难碰到的。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那也一定是在关系非常不一般、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发生的。

　　可是在中国，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间这样的互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在日本曾有过房东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中国人却私自把自己的朋友招来一起住，因此与房东出现摩擦的事情。如果从这件事情的延长线上考虑，在中国这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比如关于"帮助困境中的朋友"，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很快把好几家自己认识的中国灾民叫到自己的公寓里一起住。为莫逆之交两肋插刀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

"宽、薄、公"的关系VS"窄、深、私"的关系

　　从这样的角度考虑，我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日本的人际关系"凉薄"。当我这个被中国的互助关系稍微熏染过的人回到日本，向别人提供了不及中国人半分的援助，对方就会感激涕零，连说："山本对我太好了！"

　　在大地震这种极端情况下，日本的很多灾民甚至都没向亲戚求救，我想或许也没几家亲戚真心愿意招呼他们过来住。这也跟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们在回国时与他们的亲戚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关系一度紧张）。（战争遗孤：1945年日本战败后从中国大陆撤出时留下了大量孤儿，这些孤儿大多被中国人收养，后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回到日本----译者注）

　　这样的现象可以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多种解释，但是我们这次抛开那些"诠释"，干脆将它还原为个人层面，试图解释个人的想法、感觉上的差异，这样的尝试或许更有意思些。从这次的调查结果上也能看出这些差异，比如姜老师在讨论中提起的对"添麻烦"的感觉等。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从这些差异中难道就能简单地推出结论，认为日本没有或鲜有"相互帮助"吗？从结论上说当然是否定的。例如，在医疗保险、护理制度、养老金制度等"公共扶助"制度建设方面日本显然要比中国完善得多。而且，常有中国人讲他们到日本时印象深刻的是街道干净、人们十分亲切，这也是"扶助"的一种啊。在职场，帮助同事做本来不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事似乎不那么罕见，但听到中国朋友说在中国，即便知道同事面对很多工作，也很少有人愿意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去帮忙，我自己也有过若干次类似的经历（但是这种工作中互不相助的习惯，特别是在服务行业，现在也许会有很大变化吧）。

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单纯从"人与人的互助深度"这个角度考虑，姜英敏提出的那些差异确实存在。但是我们恐怕还要考虑到，在促使人们之间"相互帮助"的动因上，日本和中国的差异可能也是很大的。比如在日本当然要互相帮助的事情，换到中国却放任不管。在中国曾经看过这样的报道，医院向受了重伤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急救的人，问其有没有住院费，没有住院费就不让住院。当然，这样的事都是作为反面事例来批评报道的，但无论如何，在日本是难以相像的。实际上，接受低保的低收入者也可以平等地享受最公费最低限度的医疗救助，有这样的医疗制度。这些不同之处，也有必要从"所寻求的互助关系模式"的角度考虑，而不是将其归为"社会制度的不同"。

　　总之，用泛泛的印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日本倾向于建立"宽而薄"的互助关系模式，什么亲戚啦、朋友啦这些"个人的人际关系"并不起太多作用，而是更期待"公共辅助"，因此个人的人际关系显得淡漠。中国正相反，"单个的人际关系"才是真正重要的，倾向于建立"窄而深"的互助模式，并将其加深加宽。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姜老师在她的解释中提到一位日本网民的回答"应该先找父母和学校的老师商量"尤其要"找老师商量"这一点，正好体现了日本式的"互助感觉"，即优先考虑"公共扶助"等制度性的扶助,而不依赖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帮助。

走入社会后的变化及其差异

　　这次调查还出现了有趣的差异，那就是大学生的回答和网上的回答（从年龄结构上看，在职人员是大多数）之间的不同。由于调查的形式和方法特征，虽然不能得出特别精准的结论，但比大学生能够更加认识到"社会现实之严峻"的那些网上回答问题的人们的回答中，有着这样的倾向。中国网民中认为"不应该借朋友的钱"的人有所增加，相反日本网民中认为"不应该借钱给朋友"的人有所增加。是否可以认为，同样是因社会、经济境遇的不同导致的思想变化，但在中国和日本有不同的变化方式呢？

　　（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这次先就此打住。）

作者简介

　山本 登志哉
（日本：心理学）

　　姜英敏
（中国：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