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私语”也就是交头接耳现象，现在在大学中屡见不鲜，多到“私语”一词甚至被定义为“上课的时候，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同桌之间的小声聊天”。

　　想起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二战之后的前十年，那时候对于学生来说，老师所教导的内容非常宝贵，在课堂上大家都认真记笔记，完全没有人窃窃私语。在那个时代，城市被战火烧成一片荒野，连教科书都不够用。当时还有礼貌的问题，所以并没有人会交头接耳。

　　90年代中期我从国立儿童医院退休后，来到关西的一所女子大学短期执教，教的是“儿童科学”。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女大学生的交头接耳，特别是在大教室里上课时非常噪杂。有一次我十分生气，走近交头接耳的学生说，你妨碍了别人听课，请你离开教室。说完这话，我心里也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2011年9月纽约发生国际恐怖事件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参加国际小儿科学会议。当时会场中一位美国的儿科医生正在用英语演讲，但有两位亚洲女性开始用汉语讨论，应该是中国的年轻的儿科医生吧。她们说话声音很大，以至于我完全听不清楚演讲的内容。有人出来“嘘”地一声制止了她们，我一看，是一位来自欧美的儿科医生。我问过在美国求学的人，据他们说在美国的大学里几乎没有女大学生上课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现象。

　　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这么多的交头接耳现象呢？经历过关西的女子大学的事情之后，我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因为社会逐渐富裕起来，电视越来越普及，受边电视边做其他事情的影响，人们开始“一心二用”。在日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都习惯了一直开着电视的生活。在北京的国际会议上听到那两位女性在窃窃私语，当时我就想：交头接耳的现象如此成问题，这说明中国也富裕到电视普及的程度了。从7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去过多次中国，出席了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这种现象还是首次遇到。

　　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功能，分别分布在脑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由多个功能化的构造模块(module)构成的。这叫做“脑功能的分布论”，或者是“脑的组织化构造”。

　　说起这种构造模块，首先人们会联想到宇宙飞船。宇宙舱正是一个一个这样的构造模块，各种领域的先进科学技术集成在一起，每个宇宙舱实现了不同的功能，继而由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宇宙空间站。脑也不外乎如此，因此人可以灵活的操控两种以上的大脑功能，同时做好两种事情。我想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比如说，边听音乐边骑自行车就是其中的代表例子。电视每天锻炼着人们的分心能力，让人们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控制大脑的其他模块轻松去做别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交头接耳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女子大学的老师们说，进入90年代之后交头接耳问题才严重起来，而且人们已经证明，交头接耳和学业成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看一下这100年的大学教育的历史就会发现，60年代以前日本的生活并不富裕，大学的教科书参考书也并不充足，从45年开始的10年间状况尤其恶劣，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但是随着战后的经济复苏，物质上越来越富裕，电视得以普及，同时信息化程度也不断加深，大学生的学习模式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教科书和参考书收集信息，上课做笔记也开始利用各种信息记录手段，比如传真笔记和电子邮件笔记等，还可以互相共享笔记进行学习。

　　当然，交头接耳的问题不仅跟社会的信息化有关，还跟社会礼仪和道德模范有关。如今社会上被视为道德模范的不再是纵向关系的长辈们，而是横向关系的同辈们，家庭教育不断弱化。姑且不论其好坏，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不断滋生蔓延。所以，交头接耳的问题并不是由单纯的某个因素引起的，而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把学生赶出教室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式。

　　现在重要的是理解学生们的心理，把他们当成长大的孩子，上课的方式也应该进行特别设计。迄今为止的听课方式是“大家一起安静听讲”，但是这种集团性的听讲模式即将改变，变成“个人化的安静听讲”。比如说少人数的课堂的出现，学生参与式课堂的出现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以老师自身认真准备，把课堂设计得生动有趣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