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所长博客中我写了《从莫斯科来的得疑难病症的小患者——萨莎》，提到了在80年代得白血病的西伯利亚的孩子们到日本国立儿童医院接受过治疗的事。这一次我想来说一下和学术有关的话题。

　　1977年，我成为国际儿科学会(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ssociation，简称IPA)的董事，从77年到89年的12年之中，我担任过会长、副会长和理事等职，认识了很多各国的儿科界的权威，也有很多去外国访问的机会。但东欧和南非未能成行，现在想来觉得十分遗憾。

　　80年代初期，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兼莫斯科儿童医院院长斯奇第尼金作为苏联儿科学会的代表加入到IPA的董事之中，头衔是评审员。当时IPA会议在世界各地召开，在任期中，至少每年可以在年度会议上碰一次面，如果双方都对对方有兴趣的话，大家变成朋友是理所当然的。

　　在欧洲各国中，苏联的儿童医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很想访问一次，所以很快便和斯奇第尼金教授成为朋友，互相用英语进行交流。

　　当时，IPA的本部设在法国的巴黎，每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从日本去欧洲的飞机，基本上是从成田机场起飞，在莫斯科加油然后飞往巴黎，所以在莫斯科住两三个晚上再去参加巴黎的理事会议也不迟，我便决定顺道访问莫斯科。那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

　　苏联的儿童医院历史和传统很悠久，建筑物也古香古色，和巴黎伦敦的儿童医院风格有些相似。但和巴黎伦敦的儿童医院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坐落在郊外，庭院广阔，树木茂盛。但是由于看上去比较古老，没有美国的儿童医院那种在学术上遥遥领先的感觉。

　　接下来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校园的建筑物高大雄伟，让人过目不忘，不仅有厚重沧桑的历史感，还让人体会到其学问水准之高。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医学部由四部分组成，成人医学部、儿童医学部、牙科部和公共卫生学院，听说后来和日本一样，合并为医学部和牙科部两部分。

　　当时还是苏联时代，我很想去一趟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国立美术馆 ，但是由于没能在日本取得签证，本来以为无法前去，十分遗憾。幸亏斯奇第尼金教授从中斡旋，我得知如果坐夜行火车来回的话，可以轻易地拿到签证，所以就连夜坐车去了列宁格勒。晚上10点出了莫斯科，早上到达列宁格勒，吃了早饭以后在美术馆呆了一天，吃完晚饭后又坐列车回到了莫斯科，就像急行军一样。由于国营旅行社导游的周全招待，我完全没有感到任何不便之处。

　　当时苏联已经在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一定有很多问题是很多旅行者看不到的。我住在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旅馆里，饮食也不同于当地人。在白色的大盘子中盛满了鱼子酱，大家把它们放到黑色的面包上，一边吃一边喝伏尔加酒，有鱼有肉，饱餐一顿。当时有五六位莫斯科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但我从气氛上能察觉得到，他们已经好久不吃这样的美餐了。大家开怀畅饮吃得非常尽兴，而斯奇第尼金教授则安静地笑着劝大家多喝几杯伏尔加。

　　斯奇第尼金教授被称为学界权威，在儿科医生当中研究业绩也称得上出类拔萃，当选为学术会议的成员。他不仅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也是俄国有代表性的儿科医生。每年我们都相互赠送贺年卡，但这两年却没再有音讯。萨莎进入国立儿科医院时我曾邀请他出席过日本儿科学会，想起来这是仅有的答谢之礼了，令人十分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