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回放：

　　近期，一篇名为《一个民工子女写给海淀教育局的信》的贴子引起了我的关注。据信中内容，这封信写于2006年，作者是北京市海淀区一名被迫失学的13岁农民工子女赵爱京。赵爱京随父母来到北京，在最初几年里并没有上学的机会。随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才重回了校园。接收他的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在那里虽然没有宽广的操场、没有高档的课桌，但是比起他在老家农村的上学条件已经改善不少了，并且能基本满足农民工女的上学需求。他非常珍惜这次宝贵的上学机会，期末考试时还考获了全班第一名。不幸的是，“幸福”的时间太短了。他所在的学校接到了政府部门的整改通知，最后因为硬件措施不达标，而被勒令关闭。信中近乎哭诉的乞求让人为之动容之余，也启发我们一些思考。

◆溯源

1.事件产生的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涌向城市，上学难、上学贵成了农民工家长的头号难题，打工子弟学校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如今，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的边缘繁衍生息十几年并不断壮大，成为城市边缘一支不可或缺的“普九”生力军。据海淀区教委主任介绍：“海淀区共有流动少年儿童51900余人。其中34564人在公办小学、初中借读，其中小学生27680人,初中生6884人；还有约2300人在经批准的民办学校就读，另有约15000名学生在39所未经批准的流动人口自办学校就读。”

　　2006年4月，北京海淀区教委要求该区的民工子弟学校整改，但整改期满却无一学校达标，6月28日，海淀区教委将37所民工子弟学校全部关闭，1万多名农民工子弟面临失学或寻找新学校的难题。一部分家长无奈把孩子送回老家，而绝大部分家长，仍然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将孩子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成为问题；选择留在北京，上学难、上学贵的困难迟迟不能得解。

2.政府何以取缔民工子弟学校？

　　被勒令关停的37所打工子弟学校分布在海淀区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处，共接收着15000多名在校学生。之所以被取缔，是因为它们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据了解，当时政府整改的硬指标是：办学启动资金需要150万元，具备200米环形跑道，校园内人均活动面积应为2.7平方米，校舍必须安全牢固等。而这些对于严重缺乏扶持资金的民工子弟学校而言几乎难以实现。

3.学校被取缔后，受影响的一万多名学生何去何从？

　　根据当地教委指示，被取缔的30多所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将可就近迁入到居住地的公立学校上学。然而，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首先，转学的前提条件是：转学学生必须办好“五证”（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明、老家的无人监护证明以及户口簿），到街道办或乡镇办理“在京借读证明”，再到附近小学就读。对于这些“必备手续”， 绝大多数农民工家长都不清楚，难免一时慌了手脚。

　　其次，据了解，公立学校现有的教育资源根本难以容纳这一万多名学生。如，按照通知，被取缔的红星子弟学校的学生可以到附近的永泰小学就读，但“即使他们启用了闲置校区，也顶多能够容纳600余人”。海淀区学校资源分布不平衡，以玉泉河为界，以南的地方正在开发，就业机会比较多，农民工密集，而海淀区的教育资源多集中在玉泉河以北，就近上学根本不可能。

　　最后，经济原因仍然是制约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最大因素。据了解，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学期的学费大概在300左右，几乎没有任何额外收取的费用，而公立学校光是校服费就要一百多元，更别提额外的书本费以及借读费了，农民工难以支付。

　　在这样的百般无奈之下，受到学校被取缔影响的农民工子弟赵爱京，给海淀区教委寄出这封信，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学习”的渴望，对“公平”的追求，对“教育政策”的质疑与无奈。

◆分析与思考

　　这封信写于2006年8月，虽然已经事隔5年，可是信中揭示的现象仍然不容忽视。面对日益严峻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政府部门也陆续出台政策试图缓解。例如：1996年颁布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9月17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2006年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都先后明确指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但为什么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呢？这不得不让我们质疑起政府出台政策的出发点以及执行政策的手段是否有效可行。

　　虽然政府部门一直都出台政策，高呼口号“帮扶流动儿童解决教育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打工子弟学校一直都面临着两难境地，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在政府部门执行所谓的“帮扶”政策下，这些学校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实质帮助，反而一次次承担起了整改的责任。最后迫于现实的经济条件，因硬件措施无法达标而被强制关闭。关闭的是不仅仅是这30多所学校的校门，更多的是这些天真好学的农民工子女的求学梦。目前，城市里沉重的流动儿童教育压力几乎都是打工子弟学校扛着。一下子取消这么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导致大量流动儿童失学在家，这难道不是跟政策所提“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口号背道而驰吗？政府取缔的立场是什么？政府制定标准时，是从农民工子女实际的情况出发考虑的吗？正如信中提到，这群孩子跟城里孩子需求不一样，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多大的操场、不是高档的书桌，不是先进的教学设备，而是一个“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从目前的社会形势看，要打破这样的不公平现象，首先需要社会各界（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市民）观念的转变。一人力单，多人合力则为强。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出发，提高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解决的认识度和公平教育的观念，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多关心、多留意、多行动，那么每个人都是这个问题解决的发光点，我相信，这些发光点汇聚成的强大光芒终有一天能照亮每个流动儿童教育的阴暗角落。其次，政府作为管理和执行的操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应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问题的本身，包括问题产生的背景、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解决问题（即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就应该设身处地的站在“问题”人群本身的角度思考，才能做到实际问题，实际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高呼冠冕堂皇的“大口号”，执行起来却是“空白论”。最后，执行的过程中，应该实现多方面参与，至少问题的主体——农民工及其子女，应该参与到执行过程中，政府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也不是“单方面说了算”，导致变相甚至拒绝执行政策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