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我有幸受邀至北京市延庆县某乡中心幼儿园参加教研。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我对当前农村幼教事业发展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震撼于政府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决心、感动于乡中心园校长的一腔热忱之余，也为农村幼儿教育正被不容反抗地以教育之名城市化而难过。

　　硬件——乡村里的“三星级酒店”

　　尽管在去的路上，同行的老师就已经介绍“这所园的硬件在当地可算相当豪华”，让我提前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然而，当汽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爬行一个小时之后，迈进园所大门之时，我还是被它的“壮观”吓了一跳。宽敞的大院、刷漆的墙面、三层小洋楼……在光秃秃的山脚下、矮旧散落的民房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校长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是本乡唯一的公办小学校长，因为本园附设其下，他也因此成为这个本乡唯一公办园的主要负责人。在会议室，他激情四溢地介绍园所基本情况，表明办好幼儿教育的决心。原来，这所园是刚刚翻建的。借着市教委提出改善山区教师住宿条件的“东风”，于2009年5月，由国家发改委拨资550余万，2010年3月动工，6月正式开园。园所占地1638.29平方米，户外面积554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三层小楼，其中，一、二层是孩子的活动室和老师办公室、会议室；第三层为教师住宿，共十来间房，空调、液晶电视、热水器一应俱全，号称“三星级酒店标准”；此外，在一层，还专门设有供老师使用的健身室、KTV房。这让很多同行的教师咋舌：这样的硬件设施，尤其是为老师提供如此多方位的服务，哪怕在城区幼儿园也实属少见。校长解释：这些设施主要是为了吸引师资、留住师资，“我们学生不多，但硬件好，希望引凤凰来”。言语间有对本园情况基本客观的评价，也不乏耐人寻味的自豪之感。

　　园所共设小、中、大班各一，可容纳60多名幼儿。在一个小小的乡村里，这样的配额是否合适？能满足基本的入托需要吗？据校长介绍，目前，园里实际只收托了30个孩子（小班12人、大班18人）。到了冬天，由于农村人的“猫冬”习惯，收托的孩子更少。与之相应的，是本乡的经济发展情况：乡内无强劲经济来源，目前发展方向是旅游业，因此乡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少（哪怕是已经外出的人员，也纷纷回乡开发“农家院”了）。全乡4700多人口，共23个自然村，每年新生儿人数平均在30个左右。因此，可以推断，日后园里的收托人数也不会有较大的增加。这样看来，对本乡实际情况而言，60个生额的配置着实有些浪费。

　　同时，与乡村地广人稀相应，送托的孩子普遍家离园远，因此几乎都是全托。父母一周来接一次，每到周五放学，孩子们有向父母欢呼雀跃飞奔而去的，也有闷闷不乐被爷爷奶奶牵起小手的——机构内的任何关爱，都无法替代父母的亲情；而全托导致的亲子互动缺失，已经影响到了孩子对“被接纳”、“被爱”的直接感受。然而，因为园所的“豪华”，也因为对亲情之于幼儿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家长们还是愿意不远几里地把孩子送来。

　　师资——体制保障下的“不思进取”

　　园所在职教师共计4名。其中，园长兼任中心小学的英语教师，非师范专业，通过自学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另外三名教师则为临时聘用，其中2名大专毕业、1名职高毕业。

　　本次教研是延庆县幼儿园定期举办的联片教研活动之一。联片教研，是延庆县教委为提高本县幼儿教育质量的平均水平而启动的“手拉手活动”，即：将本县所有幼儿园划分为若干片，每一片区内所有幼儿园派出骨干代表，定期联合教研。此次教研正是其中第三片区（共5所园）的活动之一，正好赶上全县四大片区的教研室集中观摩，共有来自20所园的40名骨干教师出席。可以说，是举全县之力，对这所新园进行帮扶，力度不可谓不大。

　　在教研过程中，本园三位带班老师分别以案例形式呈现出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与会教师围绕此展开讨论，帮助分析原因、出谋划策。老教师们经验丰富，讨论之中时时闪耀出许多亮点，让我这个“旁观者”都深觉受益匪浅。然而，本园三名教师却时时表露出紧张之色，似乎急于早点把这场教研“按形式走完”。这让我心里，又有些难受。

　　在回来的路上，同行老师告诉我：这里因为是山区，教师工资中有“进山费”一项，月收入并不比县城低多少。这三位新入职教师月工资都在2000左右（而同在延庆县城的中心园，即使是一名有着20年教龄的老教师，工资也不到3000）。在山区，2000元人民币的月薪，已经能够保障非常富足的生活了，更何况园里还免费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山区对教师的需求之渴，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富足的生活条件和体制保障，使得教师之间缺乏良性竞争，自认生计无愁，从此高枕无忧，对本职工作也缺乏进取之心，从长远来讲，无论是对本园教育质量的提高，还是对本地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希望——骨干教师身上闪耀的“农村本色”

　　硬件的豪华、生额的富余、550万仅服务于30来个孩子、因家远造成的亲情缺位、因体制保障滋生的隋性……这一切，都让我对这所乡村里的“三星级酒店”产生质疑。与其花550万建一个园，还不如分散开来，多建几个家托，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培养师资，实行激励机制，以保持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实，这个园所并不是特例。在国家大力发展幼儿教育的当下，农村幼儿园布局调整、民办园蓬勃发展而相应的监管体制相对滞后的今天，花重金在农村建立与当地经济生活发展极不相称的豪华幼儿园的事例，比比皆是。就在不久前，农民工丁献波投资340万元在家乡建了一所标准化留守儿童幼儿园，同样引起了广泛争议。争议的焦点自然在于“豪华幼儿园是否适合农村”，背后的实质问题只有一个：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幼儿教育？当城市发展的触角深入农村之时，农村幼教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并以不容抗拒之势被强行渗入。因此，盲目学习城市、照搬城市经验的农村骨干教师，大有人在；因此导致农村孩子分不清小麦韭菜、嫌弃当农民的爷爷奶奶的现实也触目惊心……我国幼儿机构教育出现不过百年，百年历程证明：只有幼教发展与当地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相适应时，才有可能健康长远。如若国家发展到了完全不顾各地实际而一味城市化的地步，农村幼教该何以自立？

　　所幸，越来越多的农村幼儿教师正逐渐意识到农村幼教面临的困境，意识到“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开始尝试用行动探索一条“低成本、高效益”、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农村幼儿教育之路。本次教研中，一些骨干老师的发言，随处体现出“抓农村特点，因势利导，引导家长、教育孩子”的思路，也让人欣慰不已。也许，政府进一步放权、重新定位“示范园”的角色、适当引进市场机制、发动各类型园所中“人”的主观能动，才是幼教事业长远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