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正值2012年(平成24年)的一年之始，在这里首先为大家拜个年，然后谈一下我最近的想法。

　　一年之始，总会回顾过去、至少是过去的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并展望未来。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无论是谁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由它所引起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吧。在2011年6月进行的一项相关的全国调查中，有一项设问是：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在"地震"、 "海啸"、 "核电站灾难"之中你觉得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结果，约有55％的人回答"核电站灾难"。回答"地震"的约为19％，回答"海啸"的约为24％，而回答"核电站灾难" 的人大约是它们的两倍。

　　东日本大地震当然跟"海啸"与"地震"相关，但核电站事故却引起了我们一般市民的思考----科学以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等各种学问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物质文明日渐丰富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却逐渐迷失在物质的丰富之中，可以用直觉想问题，但很难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思考。

　　现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必须用科学来予以解释的种种疑问萦绕在社会上每个人的心头。"为什么无法预测到那场大地震呢？""为什么预测到的海啸高度比实际的低呢？""为什么无法阻止核事故呢？""原子炉的设计没有问题吗？""在现在的核辐射强度下生活没有问题吗？"等等。

　　在此过程中不应忽视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道德问题。为了钱而把良心出卖给企业的科学家、伪科学者、一切向"钱"看而对安全性置若罔闻的企业家......虽然不知真假，但据说这种人为数不少。这里既有对社会的责任问题，又有向社会传达风险信息时的沟通方式的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工作的医疗现场出现了源自美国的一种观念，叫做"知情同意"。简单地说来，就是医生在治疗以前，需要向患者充分说明疾病的治疗方法，必须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才能进行治疗。至少这样一来，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有所改变，由以前那种全凭医生决断的单向式的关系变为一种医患平等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有益于提高医疗的质量。再看这次东日本大地震后围绕着科学和技术所产生的各种混乱局面，让人深深感到在现在这个社会之中，人们也必须要思考传达风险时的沟通方式。

　　和"知情同意"一样，美国于1989年在美国研究评议会率先提出了"风险沟通"这一概念。"风险沟通"的定义是"在个人、机关、集团之间进行风险信息和意见交换时，信息的发出者和和接收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信息的发出者是科学家，而接受信息的人是普通的市民时，容易产生很多问题。在核电站的计划阶段、设计建设以及施工阶段，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必不可少的风险交流理所当然会存在问题。关于风险交流的具体情况我们另文再述，但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日本已经发展到了先进的社会阶段，没有风险交流，就很难进行正常的生活。 

　　每个科学工作者、企业家和社会人都必须信守伦理和道德。我们并不是说对所有问题都要进行风险沟通，而是像随着医疗的进步会出现"知情同意"这类概念一样，到了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应该就共同讨论风险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规则。在现代社会中，很多风险是由计算机计算而得出的，但这对社会人来说，反而提高了决策的难度。不管是对于谁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简单而正确的信息的话，在考虑风险和选择行动的时候下决心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日本是地震这种自然灾害发生率非常高的国家，在掌握简明正确的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英国伦敦儿童医院留学了三年左右。英国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充满了牛顿和达尔文等大科学家在街头散步的气氛。当然，这跟英国的科技学技术的历史和传统有关，也跟市民们能够用科学的方式进行思考有关。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像日本那样发生了311大地震，英国的市民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日本的科学技术是从欧美引进的，因此我们的社会和对科学技术的观念必然也应该随之不断更新。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要思考适合于日本文化的风险沟通的方式。

参考文献：

吉川肇子《进行风险沟通的方式》(《科学》.82, No.1, p48-55, Jan. 2012)
广瀬弘忠《在复合灾害的时代里不可欠缺的灾害对策》(同上, p9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