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从北京市户籍居民眼中的农民工看城乡融和的艰巨性

2010.07.10

六、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结果表明,目前城市户籍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着一定的歧视,双方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这一现状的背后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及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影响,同时也表明,城乡融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艰巨性。

1.克服观念障碍转变政策倾向,注重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农民工尽管生活在城市,他们的辛勤劳作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他们被城市人接纳的程度还很低,依然处于边缘状态。市民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尽管生存在同一空间,在心理意识上,农民工存在着高度疏离感[4];而城市市民则有较强的身份优越感,对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认识存在着漠视或偏见,往往以自身为中心看待农民工。这种状况一方面是长期实施的二元经济制度及城乡分割的影响,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主导的政策倾向密切相关,加之政治宣传及传媒也往往一边倒地限于城市而忽视农村。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需要有实际的内容和措施。首先,政府要扭转政策倾向;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户籍居民要突破观念上的障碍,增强回报或回馈意识,而不是置身事外,要尊重农民工,平等地与之交往,身体力行地做一点事情来改变双方的疏离状态;城市管理上还要加大宣传教育,把消除歧视农民工心理作为文明市民和和谐社区的应有内容。传媒作为社会公器要关注公平正义,要转变以城市人为中心而为注重体现三农和城乡统筹等内容,如,多反映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和日常生活中城乡融合的新闻和文化娱乐,增加相关公益性广告比重,在公交和人们经常出入的场所高频度地播发,发挥宣传引导作用。

2.因势利导,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往往是散兵游勇,不属于任何组织,不论是个体户、自雇工还是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单单依靠在老乡、亲属、朋友等初级群体中的亲缘、地缘关系来到城市谋生,谋生的手段又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无疑也是农民工群体之所以成为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缺乏组织支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乃至人身权利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体制转型环境下,一些人群在现实中,基于相同的愿望和要求而形成了各种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作为第三种力量[10]对于转变原有的利益格局,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以社区和工作单位为依托,建立农民工组织,自主自治,既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又可以自我保护、维护自身权利和自我教育管理,满足自身的文化生活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四环游戏小组这一依托社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民间组织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注册,希望得到认可,但限于现有的体制性障碍,始终未能如愿[11]。"尊严"不是赐予的。政府迫切需要转变思路并因势利导,尊重农民工社会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向着"小政府、大社会" 逐步迈进。

3.变管理为服务,消除制度性歧视

  长期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人口作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分别实施管理,农民工在城市首先遇到的一大壁垒就是户籍制度造成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社会身份的差别。这个差别无处不在,农民工无法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利,如社会福利保障权,休息权和子女受教育权等,因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5]。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劳动用工制度或就业制度的影响,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同等性质和强度的岗位,农民工的收入要比居民低很多[6]。

  制度性歧视是限制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原因,也成为进城农民工难以跨越的鸿沟。身份的限制使农民工不仅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而且遭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平制度的制约。外来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政府在理论上通常也承认城市居民的生活事实上已经离不开这些外地农民工。然而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限制却有增无减,而且有继续加强的趋势 [7]。

  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就业、生活多年,从最初的单身劳动力来京,发展到整个家庭的迁徙,在社会治安、出租房屋、计划生育以及教育等方面增加了工作难度,为流入城市的管理带来了挑战。城市管理迫切需要转变限于城市户籍人口的工作思路,政府要把农民工的需要纳入工作的职责范围和地方整体发展规划,时至今日城市管理必须将搞好农民工的服务作为重要原则。农民工为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而不是被动接受管制的对象。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引导,还要关注他们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并营造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条件。城市管理在制度上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来适应这一新的任务要求。就街道居委会的工作而言,迫切需要改变仅仅限于城市人而是把范围扩展到辖区内常住人口,对外来农民工不是强调管理限制而是与市民一视同仁提供服务,要"走进农民工",在文化生活等方面尽可能为农民工提供条件,在基层社区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使之对所生活的社区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与此同时,帮助他们改进工作生活条件和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素质。

七、结语

  调查表明:市民对农民工生活状况有一般化了解,对农民工关注接纳程度不高存在着身份歧视;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情况依然突出,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社区现象;建设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变革制度性歧视以及长期城市中心的政策倾向,转变城市人的偏见。

  调查所得资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北京的生存处境。我们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从城市本位的角度出发,而是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尤其是从农民工需要和自身条件出发,基于现实可能性,思考如何逐步解决这类问题。

  四环游戏小组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流动儿童提供了一定的教育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城乡融合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脚步,四环的行动应能在更大范围发挥辐射和示范效应:城市人和城市政府迫切需要突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狭隘观念,树立公民意识,即对社会和弱势人群的责任感。如果每个城市人都能够对农民工感恩,设身处地地看待农民工和尊重他们的劳动,用真心去关注、理解并且善待他们,就会使这个社会增添一分祥和与温暖。

参考资料:

1、朱力. 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4[1]、[4]、[8]。
2、Tan Sciences Shen. Rural Workforce in China. 2003(4): Migration: A Summary of Some Studies. Social87.[2]。
3、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 新浪网. [3]。
4、王晶. 既得利益者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影响机理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 2006.5 [5]。
5、李伟东.农民工眼中的城市规则.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07.7[6]、[7]。
6、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9]。
7、张燕,四环游戏小组的故事----面向农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民间道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1]。
8、秦晖,第三部门的力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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