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从四环游戏小组看行动研究

2009.07.10

行动研究是社会情境(教育情境)的参与者为了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依赖背景的理解,改进行动的质量,通过对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反思而进行的循环递进的研究活动。通过四环游戏小组的行动研究实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更需要采用行动研究,我们试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四环游戏小组五年来的研究进行一次总结和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曾婉

  目前我国学术研究领域,量化研究还占主流,行动研究虽然也越来越受到部分人的重视,但基本上还处于边缘的地位,所以在这五年中我们的行动研究方法也是受到一定质疑的。但是,作为研究人的社会科学,它是适合采用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还是适合采用能够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研究?通过四环游戏小组的行动研究实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更需要采用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社会情境(教育情境)的参与者为了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依赖背景的理解,改进行动的质量,通过对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反思而进行的循环递进的研究活动。我们试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四环游戏小组五年来的研究进行一次总结和提升。

一、行动研究最适合四环游戏小组的研究

  四环游戏小组的成立是为了探索出适合我国流动儿童的非正规学前教育模式,从而我们选择了在农民工聚居的农贸市场,在实践的田野中进行研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行动研究这一方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研究的场景来看。我们在四环进行的研究是处于一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之中,各种社会因素都影响着我们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宏观因素有国家在非正规教育和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相关部门对非正规教育的管理方式、社会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的看法等,中观因素有四环市场所在社区对我们行动的看法、四环市场管理办公室对我们的影响等,微观的因素有农民工的具体生存状态及其子女的教育环境、志愿者老师的投入状况等。各因素之间又是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按照传统的研究通过控制无关变量来进行研究,因为这其中没有哪个因素可以称之为"无关变量",而且各种因素都是无法完全人为控制的。

  其次,从研究的目的来看。四环游戏小组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民工子女的民间非正规的学前教育道路,唤起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意识和责任感,形成一个家长互助的组织,从而改善其子女的学前教育状况。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研究将自己(研究者)隔离在研究场景之外,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审视这个群体,那样得出的研究结果只是纸上的、理想的、空谈的,即"隔离的真理",是不能真正改变这些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状况。要真正改变农民工学前阶段子女的教育状况,取得有意义的研究结果,我们必须与农民工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走近农民工,走近他们的孩子。

  最后,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来看。传统研究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独立于人的主观性而存在的,因而为了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做研究应该将人的主观性隔离在外,用理性建构客观的科学。而行动研究认为世界是经由人类的参与共同创造的,我们要研究的世界是一种互动的产物,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四环游戏小组的研究中,我们非常需要研究者有个人的价值取向,能够站在对方(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看到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自己的实践和研究进行反思,从而提高行动的质量。

  总之,行动研究是最适合我们在四环游戏小组进行的这种探索性研究活动的方法和思路。研究者与行动者合一,研究问题与行动问题合一,研究目的与行动目的合一,也都是我们选择行动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行动研究的关键要素

  通过五年来志愿者在四环游戏小组开展的行动研究,我们体会到决定行动研究质量的关键要素有以下四点:

1.批判性反思
   行动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改进社会现实,但是如果研究者没有很好的自我觉察能力,没有问题意识,缺乏批判的视角,那么行动研究将无法向前推进。因为行动研究是在探究自己的行动,此时研究者的批判性反思能力便更重要,他是球员兼裁判。反思自己在做四环的研究中,缺乏这种自我觉察和批判的能力,通常需要别人指出方能领悟,"裁判"的角色缺位,但幸好我们是一个研究的共同体。比如在做个案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很好的认识到做个案的意义,只是将我和孩子及家长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而且更多的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而不是站在家长或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而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经过导师的指点我才醒悟过来,单单搜集事实是不够的,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地去诠释所看到的现象,寻求事件的意义。个案研究其实是我们行动研究的方法之一,通过做个案来达到对所要研究问题和背景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从而更好地推动行动研究的进展。批判性反思的能力需要"在做中学",不断地将问题写下来也是促使自己思考和反思的途径,"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也是我们所倡导的行动研究的学习方式。

2.深度的自由对话
   研究者制定行动研究计划之后需要让其他的志愿者都明白此项研究的目的、理念和具体的措施,从而引导所有志愿者朝着改进的方向努力;同时在实施行动研究计划的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场景中所有的参与者,比如家长、幼儿的沟通都应该是深度的自由对话,这样的研究效果才会是明显的和真实的。

  首先,深度的自由对话意味着志愿者团队之间能够自由沟通,每个人都能够发言,而且都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对于行动研究来说,自由对话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创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集体氛围,即要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反思。因为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不是一个轻松愉悦的过程,有时候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也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如果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对话环境,研究者是不愿意去这么做的。同时,对于每个从事行动研究的志愿者而言,我们都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认识到自己是有很多缺点和不足的,需要不断地改正,同时也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

  另一个层次的深度自由对话是指志愿者与家长之间,即研究者与研究群体之间的对话应该是深度的、民主的和自由平等的。为了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和培养其组织意识,从而改变农民工学前子女的受教育现状,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深度的交往,在自由对话和互相理解的过程中建立感情,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获得访谈的资格和参与者的信任。

  同时,我们在与家长进行"对话"互动过程中应该注意防止两个误区:
  一是认为交谈即是对话。对话一定要通过交谈,但交谈不一定是对话,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对话,不仅仅是指各方之间的言谈,而且是指各方的内心世界的敞开,是对对方真诚地倾听和接纳,在相互接受和倾吐的过程中实现精神的相遇相通。一句话,对话是各方相互理解的过程,这是质的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尊重农民工家长,理解农民工家长的前提下敞开心扉地与他们进行交谈才能进行对话。

  二是认为对话的目的是取得一致同意。对话不是为了消除差异、排除异己,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珍视差异,观点的不同正说明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有对话的必要与可能。从本质上说,对话的目的是制造意义,寻求真知。对话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对话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途径。其实在与农民工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志愿者教师也在不断地对自我进行认识。

3.真情的投入
   行动研究与以往的量化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很注重"情"的因素,即研究者要与研究群体共情,与研究群体成为朋友,不能是功利性地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去接触或者访谈研究对象,这样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而且对研究对象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同时,行动研究过程中还特别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投入状态。其实这点也是贯穿在批判性反思和深度自由对话中的,它是二者的基础。如果没有投入的状态,没有对所从事实践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不可能与合作者进行深度对话,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弗莱雷认为真正的思考是关于现实的,是由对世界做出行动而产生的思考,认识不是要达到预先规定的目的地,而是在"旅途"中----通过与他人对话,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并与之相互作用。认识是一种实践行为,包括反思和行动。事实上,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反思和行动中认识着农民工这个群体,认识着四环这些孩子,并不断地认识自己所做的事情。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项公益事业,我们怀着一颗爱心、诚心、热心去四环,慢慢地我们开始适应这种生活,可能内心开始麻木,对很多事情都习以为常,缺乏一种好奇心,这是我们做行动研究非常可怕的一点,因为行动研究"要求对社会现实保持一种好奇、关注和活跃的态度"。用弗莱雷的话说:"我用我的全身心、我的感觉、我的热情,还有我的理智去认识(世界)。"要更好地认识农民工这个群体,认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必须保持一种新鲜感,一种好奇心,全身心地投入,并且理性地思考我们遇到或将遇到的问题。

4.解放被研究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参与者)共同改进现实
  在四环游戏小组运行过程中,除了我们这些固定的志愿者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大学生选择四环的课题,比如有一位大学生选择了四环游戏小组毕业的孩子二宝为研究对象,写了一篇论文《农民工家庭学前教育问题的个案研究》。在这篇个案研究中,研究者指出农民工家庭中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家庭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家庭教养方式落后、缺少必要的教育关注、亲子关系欠佳等,最后提出的建议是建立学前教育义务化制度,弥补农民工家庭学前教育的不足;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补偿制度,确保其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加强对为农民工家庭学前儿童服务的幼儿教育机构和学前班的资助与扶持;(政府)设立农民工家庭活动中心,充分发挥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等。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以四环游戏小组志愿者老师的身份较好地进入了现场,亲身下到实践中去,了解社会现实,并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但是研究者更多的是站在外围发表评论,被研究者仍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成为研究者评点的对象。而行动研究强调研究者应该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去理解他们,他们的行为是有合理性的,要与被研究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即要解放被研究者。被研究者也是研究的参与者,被研究者应作为自身的主体,与研究者共同改进现实状况。而且最后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等着政府、依靠政府来做,缺乏一种公民意识即发挥自身的力量来参与公共生活,以及激发参与者的潜能,使其成为自身的主体,参与改变自己的现状。

  综上所述,研究者要以对话为基础与家长建立起一种水平的关系,这一过程需要注入爱、谦虚、希望和信任。当对话双方由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够共同参与到批判性的探索活动中,最终推动行动研究的进展。

三、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通过在四环游戏小组的行动研究实践,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平等的合作者 我们要处理好与研究现场的关系,应该认识到我们与研究现场中的所有参与者(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游戏小组的家长和孩子等)都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我们不是"救世主"。

  "社会研究者是他们所要研究的世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场景中的研究对象之一。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群体,就必须深入他们的生活,成为研究场域的一部分。志愿者最初的优越感将自己与游戏小组的家长之间设立了一条鸿沟。他们头顶有着一个巨大的光环----研究生。常人看来,研究生大都应该身居书斋或是实验室中,舞文弄墨才是他们所擅长的事情。正是这种想法成为了互相之间沟通交流的最大障碍。志愿者只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地和游戏小组的家长交流,将心比心,家长们才愿意和志愿者说心里话。一名志愿者这样说道:"我发现当自己带着一颗平静的心来看待四环,不再浮躁和抱怨,这里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可能原先我所抗拒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魔。"志愿者们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灵洗礼的过程中认同了自己、认同了四环、认同了行动研究。

  发动者和鼓动者 我们要不断地激发农民工家长的潜能,在交往过程中让他们找到自信,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即所谓的"赋权增能"。这些思想体现在四环游戏小组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家长当老师,家委会的成立,家长自助基金的设立,根据家长特长开展的玩具自制和民俗展等活动,开发乡土课程等。而且通过与他们的深度交往,我们发现这些家长身上都富含教育资源,有的家长擅长折纸并且讲解细致到位,有的家长讲故事绘声绘色,有的家长还会吹笛子、弹电子琴......。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研究者是一个发动者、鼓动者的角色。

  承担多种角色的"局内人" 四环游戏小组的志愿者承担着学生、研究者、教育者、示范者、培训者、受训者、学习者等诸多角色,时时刻刻调适着不同的角色。在窗明几净的课堂中我们是在读的学生,求学问道;在四环的活动现场我们既是教育孩子的志愿者老师,也是进入田野中开展研究的研究者;当逐步有家长参与到教育现场时,我们还是一个教育观念、教育技能的示范者、培训者;当在经验丰富的教师或家长面前,我们是一个受训者;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学习者,学习如何做研究、做人、更学习如何接受社会交给大学生的责任。

  重要的是,与量化研究的"局外人"不同,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走进现场,走进研究对象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甚至与他们成为朋友,即成为研究场景中的"局内人",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改变实践。

四、四环游戏小组行动研究的评价问题

1."研究"和"行动"的关系问题
   行动研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研究"与"行动"相结合。但在四环游戏小组的志愿者提交行动研究论文的时候,常常遭遇"工作报告而非研究成果"的否定意见。也就是说我们"为行动而研究"这点已经做到了,但是"在行动中研究"还稍有不足。虽然这种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者撰写研究报告的表达方式和写作能力相关,但也说明我们行动研究的研究性还有待提高,所以需要辨明行动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行动研究今后的实施和改善极为重要。

  首先,我们要带着问题进入研究现场,在行动中加强"研究者"的角色意识。我们每个志愿者都是实践者与研究者的统一体,都在从事着一线的实践工作,虽然我们在与研究群体共处的过程中要尽量淡化研究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能光顾着做事而忘了自己是在做研究。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思考,提出有理论支撑的对策,并在之后的行动中加以实现,这样的行动才是有效的、严谨的。

  其次,我们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将"行动"与"背景"紧密结合,提高行动的研究性。因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背景和条件的,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其环境而被理解,对部分的理解必然依赖于对整体的把握,而对整体的把握必然依赖于对部分的理解。研究者要注重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整体的、关联式的思考。

  再次,研究者的批判反思精神是提高行动研究的质量的关键。在行动研究中,实践主体要合理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根据反思过程所形成的判断,修正研究过程中的行动。同时要求研究主体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形成一种开放性、生成性的双向反思过程,为行动达到最佳效果提供保证,促使"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碰撞,相互修正和补充。

  总之,为了更好地处理"行动"与"研究"的关系问题,提高行动研究的质量,我们不仅要带着问题进入现场,提高"研究者"的角色意识,还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增强研究者自身的批判反思精神,形成"双路径学习"的习惯,从改变价值观念和情感感受入手,提高行动研究的行动力和研究性。

2.如何评估行动研究的效果
   行动研究效果的评估与量化研究不同,它的"研究、行动、评估如绳索般紧密连结、交互作用,是一种动态的循环周期而非线性的过程"。因此,行动研究的品质好坏,不应再决定于正统研究所谓的"效度"观念,我们应该依据行动研究所揭示的特质,来评价它的报告品质。

  确切地说,行动研究的效果评估标准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考虑:第一,研究是否有利于发展和改善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或者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四环的研究就是为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状况,而且这种非正规的学前教育模式确实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否得到了共同的成长,使被研究者不再成为研究者的评价对象,是否提高了被研究者的自信和自尊。在四环的行动研究中,农民工并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是我们的研究合作伙伴,我们最终目的是要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增强自我的育儿信心。第三,研究是否发展了实践者(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加深了他们对实践的了解,改进了他们的行为质量和理论水平。在从事四环游戏小组行动研究的过程中,每个志愿者都集发动者、组织者、鼓动者、实践者和研究者于一身,在行动中不仅加深了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以及流动儿童特点的掌握,提高了自身的教育技能,学会了如何做事和做人,还增强了对学前教育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第四,研究是否符合道德方面的要求,促成了社会正义的行动。四环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在这项行动研究中,农民工群体的组织意识得到了提高,能够通过自身努力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自救与自助的方式改变现状,让其子女获得受教育权,这正是一种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行动。

3.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问题
  行动研究者还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的结果如何推广?"大家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我们想到"推广"这个词时,脑子里通常出现的是量的研究所使用的定义。在量的研究中,能够"推广"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强调的是研究结果在一定范围内的适用性和可重复性。然而,由于行动研究不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其研究结果不可能推广到总体状况中去。因此若是按照量的研究的定义来进行所谓"推广"是说不通的。但是,作为行动研究者的我们也希望诸如在四环游戏小组这样的非正规学前教育机构中进行的行动研究成果能够推广到其他需要的场域中去,能够对其他教育机构产生值得借鉴的意义,因此我们也不得不讨论行动研究的"推广"问题。

  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的推广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有关。从每一个体来看,我们似乎都是很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作为"人",我们又都具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具有人的很多"共性"。如果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与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结合起来考虑,就会发现不论采取什么研究方法,如果抽取的样本较大,那么研究只可能抓到这些样本的表面的共性,而不可能对这些共性下面的个性特征或深层意义进行有效的挖掘。因此,当我们需要了解样本的个性,就必须通过质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而我们在四环游戏小组所开展的行动研究正是在了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一群体特点的基础上,走进他们的生活,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度探究农民工及其学龄前子女对于非正规学前教育的需要,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农贸市场或是相似的场域中的。

  我们认为自己的行动研究的确没有能力穷尽天下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设法弄清楚自己做的研究是否能够改进实践,当我们面对"研究成果推广"的问题时,我们需要一再澄清"推广"的涵义是什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推广",我们的"推广"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而非只是站在原地进行理性的辩论,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小结

  我们的研究是要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状况,唤醒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互助组织等,所以我们通过行动研究在探索一条适合农民工子女的民间学前教育道路,也就是说,行动研究是我们达成这些目的的一种工具,行动研究让我们更具有主体性和反思意识,以及对实践的控制性,让整个游戏小组的发展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

  在行动研究的视野中,教育世界是一个"人为"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为人"的世界,我们应该突破现有体制,为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而努力。而且每一个教育场域、情境总是具体的,正如"我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 。所以我们倡导教育应该回到原点,回到"以人为本",关注每个个体的价值,这也是行动研究的精髓所在。由此可见,研究人的社会科学更合适运用行动研究而不是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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