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珍妮"指的是著名灵长类学者--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女士。她周围的朋友都叫她"珍妮、珍妮"，我也借此来称呼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那还是1962年，我在伦敦儿童医院进行研究时，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我偶尔在绿意葱葱的公园旁的小书店前翻看杂志《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立刻被其中一幅彩页介绍的20（？）几岁的英国美女所吸引，上面介绍了她在非洲成功地实现了对黑猩猩的人工喂养。出于儿科医生的本能，以及当时我儿子也刚刚出生，我对黑猩猩的育儿过程非常好奇，当即买下了那本杂志。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松泽先生开始进行的黑猩猩的研究-- "小爱"养育它的孩子"小步"--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

　　国际儿童年1979年的某天，东京大学的向坊校长直接从教授室打来电话，说为了纪念国际儿童年，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刚刚成立的日本生命财团向我提供了两年的儿童研究经费，其额度是我从文部省或厚生省的得到研究经费的10倍。我一边感到吃惊，同时想到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儿童科学研究也能因此而扩大一下规模，也感到无比振奋。

　　两年的研究时间将近，财团还提供了举办国际研讨会的经费。我想一定要借此机会邀请珍妮前来，可是不知道她的联络方法。有幸，在京都大学的灵长类学者伊谷教授的帮助下，实现了她的首次访日。其后，在东京和大阪举行的两次研讨会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其成果由创元社出版了《父母和孩子的羁绊》一书，我在07年6月的《所长寄语》中也提到过这件事。自1981年珍妮首次访日以来，除了她母亲去世那年外，她几乎每年都来日本。

　　珍妮高中毕业后就读于伦敦秘书学校学习秘书课程，开始进行灵长类研究的契机是因为她非常想看看非洲动物而成为正进行考古调查的化石人类学者李基的秘书。当时在湖边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化石，李基认为类人猿的调查将为研究提供线索，就提议她去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畔进行黑猩猩的人工喂养项目。然而，非洲政府认为年轻女性只身前往非洲丛林过于危险，开始并未签发她的签证。为此，珍妮和她母亲一起前往非洲，开始了黑猩猩的研究工作。母亲是她的最大的理解者。珍妮每天带着望远镜进入丛林追踪黑猩猩，母亲则在当地的部落中作保健医和助产士。珍妮的父亲是军医，因此她母亲也有一颗医生的善心吧。

　　经过几年的努力，珍妮实现了黑猩猩的人工喂养。珍妮跟我说，把黑猩猩喜欢的水果放到她手上伸过去，结果有只黑猩猩推开水果，和她握了手。黑猩猩对接近它们的人类产生兴趣，反复接近她又远离她，最后有一只和她握了手。黑猩猩的群体为男性中心社会，时而会采取凶暴的行动。可能是那只黑猩猩认为她很善良，而伸出了手。即便是这样，她说还是被抓破了手指。

　　珍妮把黑猩猩当成人对待，1个人、2个人地数，还给它们起"Fefe"一样的名字，给它们建立家谱并进行观察。看了她提交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教授们都感到吃惊而赞叹。其后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人类和黑猩猩的遗传基因只有1%-2%不同，并且5-700万年以前有着共同的祖先。

　　现在，珍妮把黑猩猩的研究交给了年轻一代，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然保护和儿童的环境教育中。她实现了人工喂养（她给猩猩喂食）的那片森林现已变成了荒地，非洲的自然也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正遭受着破坏。一定是这些现实让她感到震动。

　　2008年11月29日在东京的一桥纪念讲堂举行的珍妮公开演讲会上，时隔两年我再次与珍妮相见。现在，为了儿童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她正倾情于环境教育，以解决黑猩猩等各种动物的灭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