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日中两国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3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日本外务省和其他相关团体特邀请300名中国青少年于7月28日到8月6日访问日本。其间，他们分成行政、医疗、经济、大学等几个小组走访了有关机构，并有机会在日本普通市民家中住宿、体验日本人的生活。我作为相关团体的代表应邀参加了欢迎宴会，和刚到日本的青年们进行了交谈。

　　我总是会问第一次来日本的外国客人"对日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实际看到的日本和来日本前的想像有何区别。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常常与自己的想像完全不同。对于我的问题，这次来日的青年中很多人表示"市容比想像的还要整洁"、"日本人很亲切"。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多第一次来日本的欧美人也有这样的印象，日本人的爱清洁和对外国人的友善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正在渐渐消失，我们应该倾尽全力保留这些优良的传统。

　　在与中国的年轻人们交谈时，我回想起了过去和中国的很多交流活动，重新思考了中国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正是在近30年前即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不久。当时，以进行过敏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为目的，在上海、北京举办了内科和小儿科医生的学习班。那时候，上海和北京现代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宾馆的服务不尽人意，一到晚上电灯也很暗，现在我还时时想起当时的状况。

　　在去中国大陆之前，我曾去过台湾、香港，所以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但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故乡"。姑且不说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之所以会产生那样的想法也可能是源于我对汉字、书法、国画•水墨画的兴趣。其后，我更是20多次访问中国，去的次数越多，那样的想法就愈加强烈。我深深地感到面向21世纪日中交流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我最初是以小儿科医生和研究过敏学的学者的身份开始与中国进行各项交流的。在这些交流活动中，我自认为最成功的工作就是1981年即我担任国际小儿科学会会长期间在北京儿童医院主办的一个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小儿科学研讨会。基于希望中国小儿科学会也能加入到国际小儿科学会这个组织里来的想法，我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带着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干部们来到北京举办了那次会议。虽然当时我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毫无疑问那次会议为日后中国小儿科学会加入国际小儿科学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11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9月中国小儿科学会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学术会议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实，日本是在1965年即东京奥运会召开后的第二年首次主办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学术会议的，这也是该会议第一次由非欧美国家承办。1982年，菲律宾小儿科学会也主办了这一会议。

　　最近5年，为了孩子们美好的未来，我以一个研究儿童学的学者的身份不断开拓视野、频频参与中日交流。但在这之前，还是和中国的小儿科医生们交流比较广泛，特别是和北京儿童医院的同行们的合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首次访华之际我在北京第一次走访了北京儿童医院。在我这个曾经遍访欧美各国儿童医院的人眼里，这所听说是由原苏联政府援建的医院还是显得比较粗糙和简陋的。当然，赶在1965年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学术会议在日本召开之前建成的日本国立小儿病院也不是很先进，甚至不愿意让欧美国家的小儿科医生来参观。但是现在，北京儿童医院和前身是日本国立小儿病院的国立成育医疗中心都已是十分出色的医院了，设备之先进、医疗水平之高丝毫不输给欧美国家。

　　当初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是诸福棠先生。诸先生曾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小儿科。诸院长有一位部下叫胡亚美，胡亚美先生之后接替诸院长担任了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我每次去北京都有机会与两位先生见面，而且我们有幸于1981年在德岛召开的日本小儿科学会议上邀请到两位先生为与会者做了特别讲演，还邀请他们访问了东京大学小儿科。当时的一切现在仍然历历在目。记得诸先生回国前几天在箱根的富士屋饭店休养时给我写了一封赠别信，信中抄录了16世纪日本的高僧策彦上人送给他的友人－中国学者全仲山先生的一首诗，并附上了英语翻译。

莫道江南隔海東
相親千里亦同風
從今若許忘形友
語縱不通心可通

　　我渐渐地理解了诸先生送我这首诗的心意，他一定是想告诉我虽然我不会说汉语，但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期待着我为推动日中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如今，诸先生的铜像正静静地伫立在北京儿童医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