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3日（星期六）10：00～16：30
会场：U Thant Conference Hall（联合国大学）
主办单位：儿童研究网（CRN）
协办单位：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倍乐生公司
赞助单位：中国大使馆 日本儿童学会 日本婴幼儿学会 孩子－－“人类未来”的原型
　　　　　－－纪念CRN成立10周年国际研讨会

大江 健三郎

1

　　非常有幸能够参加纪念CRN（Child Research Net）成立1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从研讨会选择联合国大学的国际会议厅作会场这一点上，我感受到了CRN坚定的发展方向。其实，我是第二次在这里演讲。第一次是在1995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共同主办的名为“科学与文化的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当时与不少知名学者的交流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稍后我还会谈到这一点。今天首先我想强调的是，那次会议的主题和CRN提出的“儿童科学”的三大基本方针之一即“结合源自自然科学的生物学的观点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的观点来考察儿童科学的问题”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科学和文化的对话” 所追求的目标不正是生物学观点和文化的观点的结合吗？今天要讲的，是这半年来我常常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并且这半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使我重新思考了自己孩提时代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 1945年我十岁那年日本宣布战败，二是两年后承诺实现民主主义和永不再战的和平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实施，这两件事对我的整个人生究竟具有怎样深刻和持久的意义。我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反思，是因为去年下半年日本的执政党修改了“教育基本法”。也就是说，我们为保护原有“教育基本法”而参加的几次运动都失败了，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惨痛的经历。

　　国会修改“教育基本法”后，我也是为了激励自己，曾在报纸上撰文，呼吁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和年轻的父母们将原来的“教育基本法”印成小册子、放在衣服口袋里，可惜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那些在老去的岁月面前止步不前、再没有精力积极思考更佳方案的人才会留恋过去。年轻人无论情况多么严重，都会积极向前、摸索更好的计划。

　　我已经是一个老人，现在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除了日本的学者以外，来自中国和韩国的优秀的学者们也前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非常期待听到这些专家们的讨论。我比他们任何一位都要年长，比中国电子学权威韦钰老师还要大五岁。今天发言的与会者中只有小林登先生比我更年长。小林先生领导的CRN通过因特网开展的积极活动我早有所闻，我是从两年前刚生了孩子的儿媳（次子的妻子）那儿听说的。我的儿媳在日本出生长大，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接受了高等教育，专业是动物免疫学。回日本后她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从CRN英文网页上介绍的信息和知识中获得启发。这使我想起很久前拜读小林先生的著作时曾经有过深刻的感悟，因为书中写到，母亲应仔细辩听刚开始呀呀学语的婴儿发出的语言和声音并用准确的日语及时反馈，这样的语言交流是很重要的。小林先生精辟的论点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激发我重新思考作为作家应该如何驾御语言。

　　听了上述介绍，各位一定可以感受到我是抱着多大的兴趣来参加今天的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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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而言之，年纪越来越大，意味着每年都会有一些自己尊敬过、爱过的至亲好友告别人世，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太多这样的离别。但是我也感到，正因为自己也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先我而去的人们留下的积极乐观的话语。我觉得，冷静地接受和思考暮年已至、死亡渐近的事实让我形成了仔细倾听故人遗言的好习惯。

　　去年夏天，曾取得卓越成就的比较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女士去世了。她的最后一部著作《遗言－倒下后开始》由藤原书店出版发行。各位还记得我在演讲的开头介绍过名为“科学与文化的对话”的国际研讨会吧，本书中就记载了她在那次研讨会上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是结识了担任大会主题演讲的法国海洋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当时，作为另一位担任主题演讲的嘉宾，我也参与了他们的会面，有幸听到了库斯托船长和鹤见女士的谈话。）

　　鹤见女士在书中说，乘坐潜水艇进行海底调查的库斯托船长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底生物的种类逐渐减少，于是发出警告∶地球上生物种类的减少将使地球遭到毁灭。

　　鹤见女士还说，库斯托船长认为文明也是如此，文明的种类越少，文明就越容易崩溃。库斯托船长提出了生物和文明一样确保其多样性对其生存极为重要的观点，并展开了积极的运动，旨在将这一代人对下一代的责任，即“下一代的权利宣言”写进联合国宪章。库斯托船长的愿望在他去世的1997年得以实现。

　　这些都是鹤见女士在人生最后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她总结了为自己终生坚持的信念，就是“探索不同事物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共同生存的道路，即曼荼罗的思想”。鹤见女士随后用下面的话语结束了她的演讲∶“我想留下两句话，希望在我辞世之后仍能留在世人心中，一是请奉守宪法第九条，另一点就是请认真思考曼荼罗所包含的智慧。”

　　库斯托船长和鹤见女士的灵魂的交流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所倡导的实践，完全体现了CRN提出的谋求生物学观点和文化的观点的结合这一理念。另外，我们更应该铭记库斯托船长提到的对下一代的责任（即对那些将要出生的孩子应负的责任）和鹤见女士给未来的孩子们留下的珍贵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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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库斯托船长对下一代的强烈的责任感使我想起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话。幸运的是这位思想家仍然活着并一如既往地活跃在世界舞台，他就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位彻底地重新构筑了20世纪语言学的伟大学者，一直都在批判美国想要同化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野心，特别是美国的外交政治，他认为同化政策将毁灭世界、毁灭文明。这不仅是库斯托船长的理念，也是鹤见女士的曼荼罗思想。我和乔姆斯基先生结识于哈佛大学名誉博士颁发仪式上，当时他就坐在我的邻座，当我听说还是少年的他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向广岛扔原子弹的消息后震惊不已、一个人在森林里度过了一夜时，我对他更尊敬了。

　　在乔姆斯基先生和我的书信往来中，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这封信写于2001年，那一年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六本木新城（刘本木Hills）的企业家们成了时代的宠儿。

　　这段话可能不容易听懂，但还是请大家听一下。乔姆斯基先生是这么写的∶我们曾被灌输的值得尊敬的新古典主义市场究竟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讲，新古典主义认为，参与者是“以合理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财富的人”，社会成员的利益按照其“集票能力”，即依据他为市场带来的财富或劳动力获得报酬。而在正常运作的理想的市场上，不具备“集票能力”的人原则上是无权分享利益的。

　　乔姆斯基先生通过上述分析，一针见血地挑明了现有经济系统对下一代的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指出：“我们的孙辈没有参与市场运作，无法最大限度地为市场创造财富，他们也无法在现有制度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无视可能殃及下一代的结果、短时间内实现最大财富的做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正当的和合理的。” 乔姆斯基想说的是，因为未来的孩子们尚未出生，当然无法参与现在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于是他们的存在被市场经济完全忽视了，而那些时代宠儿也从未考虑过，因追求利益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公害将给未来的孩子们带来多大的危害。

　　乔姆斯基先生和库斯托船长一样，为了下一代，为了未来的孩子们，不断地提醒世人反省我们这一代犯下的错误。遗憾的是，他们的呼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和日本都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应该仿效库斯托船长和乔姆斯基先生，为了下一代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这一代的很多行为难道不是犯罪吗？（朝日文库《反对暴力－大江健三郎往返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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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还想谈一谈另一位多年来的友人。他已经辞世，但他晚年的生活方式、想法和面对死亡时的坦然态度给了我很多启示。他就是文学和文化评论家爱德华•W•萨伊德（Edward W Said）。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东方主义》，他在书中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社会和东方人的歪曲。也有人念过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吧，他在那本书里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分析了美国支配下的世界。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出版时即90年代初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研讨会上结识了萨伊德先生，从那时起一直到其去世，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他的遗著《晚期风格》（On Late Style），因为我们每次见面都会更深入地探讨他对艺术家后期作品的特殊性格的看法，所以这本书封底的序文是由我撰写的。另外，我刚才提到的往返书简中也收集了很多和萨伊德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对一部描述萨伊德一生的记录影片的感受。这部影片是日本的电影制作人拍摄的，以萨伊德的家人、朋友和其他他周围的人追忆其一生的方式展开（萨伊德本人的画面很少，只插入了用8毫米胶卷拍摄的孩提时代的一些图像）。

　　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我请来了萨伊德先生的夫人，并组织了一个演讲会。同时，为了配合影片的上映，还经Misuzu书房出版了未经剪辑、包含了大量采访实录的剧本原著，名为《Edward Said OUT OF PLACE》。下面我想引用其中的一段。

　　无庸讳言，萨伊德倾其全力为那些失去了土地、财产甚至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展开言论活动（他本身就是美国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在长期与白血病作斗争后即将离开人世时，他仍未放弃这样的努力。但是，直到他离去，在以色列的强权面前被迫以恐怖爆炸的方式进行还击的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政治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尽管如此，从影片中最接近萨伊德的那些人不断重复的证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面对社会的窘境、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萨伊德并没有绝望。影片中有一段证言是这么说的∶

　　“在从事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活动中要保持乐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萨伊德的乐观主义来自于他坚强的意志。有时候，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希望不复存在。
　　（中间省略）
　　没有人能够取代阿拉法特，也没有其他斗争途径。对萨伊德来说，并不需要其他途径来维持信心，令希望之火不灭。这并不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其他的道路，而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相信事态一定会好转的必然性。人不可能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局势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萨伊德晚年的生活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勇气，其精髓正是坚强意志下迸发出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他的女儿在向他在世界各地的友人们报告父亲死讯的电子邮件中所写的最后一段话更是令我恍然大悟，了解了萨伊德提倡的“意图性乐观主义”究竟是向谁发出的讯息。她是这样写的∶

　　“父亲临终前在众人面前失声痛哭，他为再也无法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再也不能为巴勒斯坦同胞工作感到悲伤•••父亲要我继续战斗下去•••我惊讶于流着泪的自己还能这样如此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萨伊德发出的讯息是留给他的女儿、留给巴勒斯坦和全世界的孩子们的。我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祈祷曾经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本人能够积极推动削减和销毁核武器的运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这个愿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发现，在我越来越年迈、我尊敬过和爱过的人一一离去、我自己也能坦然面对并不遥远的死亡时，我赢得了意图性乐观主义。用萨伊德的话说，我发现自己也开始认为人不可能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局势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而且我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要把这一讯息传递给孩子们的强烈愿望。

　　我坚信，库斯托船长、鹤见和子女士、萨伊德以及仍然健在的乔姆斯基先生和我在冷静地面对人生的终点时，首先想到的是要让孩子们、让下一代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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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我完成了作家生涯中唯一一本为孩子们写的科幻小说，书名叫《两百年的孩子》。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个家庭的三个孩子自己乘坐时光列车进行时空旅行的故事。孩子们先从他们生活的20世纪末出发，来到了明治维新前即150年前的世界。然后，在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孩子们又从现在一直旅行到50年后的世界。前后相加，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旨在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日本自近代化以来到未来几十年间的发展和变迁。

　　我也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便捷、富裕和比较民主的社会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我们同时无法回避这150年里日本在亚洲各地犯下的罪行和一手酿成的悲剧。我想这也是今天参加会议的中国和韩国的代表们铭刻在心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日本人则在广岛和长崎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灾难。我知道，在那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他们都已是老人了)的努力下，要求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从未间断过。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也意识到了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仍然遭受着核武器的威胁。

　　我希望通过我的小说，和遨游在过去与未来的孩子们共同解读两百年间日本、亚洲和世界的变迁，凭借丰富的想像力重新审视两百年的时间。

　　小说的主人公是兄妹三人，老大是一个智障少年，名叫真木；老二“明”是个处处为哥哥着想的女孩；他们的弟弟“朔”尽管平时和哥哥、姐姐保持一定距离，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或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好点子、一起解决问题。

　　我为什么要让一个智障少年成为这部小说中最关键的人物呢？那是因为我的长子“光”也是一个智障者，并且光一直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中心。实际生活中光的行为和语言为我描写真木的行为和语言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这部科幻小说以日本某一地区的近现代史为基础，描绘了生活在现代的孩子们遨游在过去到将来的两百年间的故事。小说中另两位主人公－明和朔尊重哥哥的意志，不断揣摩患有残疾的哥哥究竟想干什么、想表达什么意思，帮助哥哥实现他的想法。这两个人物的原型也出自我的家庭。这部作品每周一次在报纸的文艺栏目连载，而我以前的作品从未在报纸上连载过。我还让我的夫人和女儿念了原稿，仔细探讨了小说的细节是否符合事实。通过这道工序，我发现在与家人共处的过程中作为父亲有时候看待孩子们的言行时也有偏颇之处。

　　光出生时我二十八岁，我的夫人二十七岁。他生下来的时候，后脑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瘤，看上去好像有两个脑袋。听医生说，那是为了防止脑浆等从头盖骨的缺口中流出而长出来的。之后，医生仔细检查了瘤的内部，为光做了切除手术，并用塑料板修补好头盖骨的缺口，这样光就可以安全地生存下去了。

　　我曾在小说《个人的体验》中描述过光的出生对我这个年轻父亲的影响。但是，我的家庭与光共同成长的故事是从那篇小说的结尾开始的。回顾这40年的历程，我觉得我们的故事是分成两部分的。

　　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光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我的妻子为照顾光付出了全部的精力，我也经常在旁协助。光刚出世时医生曾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既无视觉又无听觉。后来才知道他的眼睛是看得见的。要证明光有听觉更为困难，可是当我们确认他听得见的时候，我发现他对野鸟的声音非常敏感。从此，我们借助录在磁带里的野鸟的鸣叫声，开始用语言和光交流。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我们又开始尝试通过音乐进行沟通。学会了把听到的音乐写在乐谱上的光开始自己作曲了。而我则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在我的小说或散文里。在光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的时候，他的成长是我和妻子将全部心血集中在他身上的结果。

　　但是，光的妹妹和弟弟出生后，我们的家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光的妹妹是在他四岁时出生的。尽管第一次分娩时出现了意外，我的妻子还是勇敢地决定生育第二个孩子，并且一如既往地尽全力照顾孩子们。我非常感谢和钦佩妻子的勇气和努力。因为光一直像一个幼儿，所以有一段时间妻子常说好像同时在照顾三个幼儿。女儿三岁时，已经开始想要照顾光了。孩子们那种渴望独立、渴望帮助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刚开始上福利学校的光对待残疾程度比自己更严重的孩子的态度中也看到了这种愿望。

　　光开始作曲后发行了自己的CD，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和日益成长的弟弟妹妹相比，光的语言能力好像永远停留在三岁。

　　可是，在妹妹结婚离开这个家后，光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妹妹每天给光打电话，耐心地培养光对会话的兴趣和能力。一直以来，光不曾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已经习惯用音乐来表现自己。而每天和妹妹在电话里进行会话训练使光的语言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有一段时期，光对作曲完全失去了兴趣，尽管他的生活一如往常，终日听CD或广播欣赏古典音乐。那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其间我的妻子从未劝过光、让他继续作曲，而妹妹的会话训练却在那段日子里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光一直在跟钢琴和作曲老师学习乐理知识，在停止作曲的那段日子里，他上乐理课时更专注了。对光来说，比起日常会话中那些语义暧昧的单词，乐理知识的专业术语似乎简单得多。而坚持和妹妹进行会话训练使光可以更流畅地运用专业术语和音乐老师对话，这一点连在一旁听光上课的我和妻子也能感受到。

　　三年后，光又开始作曲了。这时，他的作品不仅在乐理方面准确无误，而且寓意更加深刻，仿佛那是通过语言深思后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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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为孩子们写的小说《两百年的孩子》是我个人家庭经历的忠实写照。与患有智障的孩子共同生活的经历占据了我人生旅程中一半的时间。根据这段经验，我写下了发生在某个夏天的一段故事，那年哥哥16岁，最小的弟弟11岁。

　　三个孩子在父亲家乡的森林里独自生活，并尝试了种种冒险。当时，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到国外的大学去了，父亲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同时试图克服轻微的忧郁症症状（家人们称之为“危机”），母亲则在父亲身边陪着他。夏天过去，秋天来临，父亲回国了。他从三个孩子夏天的经历中切实感受到孩子们成长的轨迹，也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在渐渐恢复。于是，父亲将年轻时读过的Paul•Valry为中学生演讲时的一段话念给最小的弟弟听（节选自中公文库）∶

　　法语中的fonction可以翻译成“职能”，朔，你们不会用这样严谨的词语吧，那我就把它翻成“工作”或“作用”•••
　　创造未来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呼吸、我们吸取营养、我们不停地干这干那，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未来。我们生活在现在，也可以说是生活在融入现在的未来。过去也是如此，正因为生活在现在的我们同时着眼于未来，过去才会有意义。包括回忆、甚至后悔•••
　　我之所以遇到危机，不正是因为自己不去发现未来，却作茧自缚、沉溺于回忆和后悔中吗？现在是短暂的，但是请在短暂的现在中发现未来吧。

　　我觉得Valry这段演讲的寓意和刚才介绍的鹤见和子女士、库斯托船长、乔姆斯基以及萨伊德的思想极为相似。正如以我本人为创作原型的《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中三个孩子的父亲受到Valry的鼓舞那样，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危机，就会想起鹤见女士和萨伊德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前仍不忘提醒人们放眼未来、勇敢乐观地生存下去。我完全是将他们视为人类未来的榜样，在我的作品中想像并描绘着孩子们的种种表情的。

　　我觉得通过CRN扎实广泛地推广儿童科学的各位也抱有同样远大的志向。我十分期待听到各位在接下来的会议上的热烈讨论，谢谢。（200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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