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五年，我走访了欧洲多个日本人学校，坚持为存在发展障碍或其他心理问题的学生及家长提供咨询服务。

　　由于为咨询活动提供援助的团体要解散了，这次咨询活动就成了最后一次。

　　我在十天左右的时间走访了五、六个学校、每个学校停留两至三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接受咨询是一段异常紧张、劳累的行程，但想到每年满怀期待等着我们到来的咨询对象，那些学生和家长们，以及期待我就如何与孩子们相处给予建议的班主任老师，我深感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海外的日本人学校在特殊教育方面完全不同于日本国内的学校，其原因在于周围没有可以商量、得到建议的设施（教育中心、保健所等）。虽然医疗设施健全，但由于语言障碍很难就与发展障碍有关的行为寻求咨询。这也是促成我走访这些学校、提供咨询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另外，由于没有特殊教育学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学校在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教育。来日本人学校上学的孩子里包括有各种特殊需求的孩子，和国内的学校相比，班主任的负担往往更重，但对孩子们来说反而能感受到日本国内所没有的更为包容的融合教育的环境，在其中学习、生活。

　　本次咨询活动中，我几乎是每天从早到晚一直都在讲话，向翘首以待地盼着这个一年一度的咨询活动的家长们以及想知道对本班孩子的医学判断和应对方法的班主任老师说明相关情况。

　　但是，这次有一个学校的情况有些异样。在其他学校一定会实施的大家一起回顾孩子们情况的“回顾”环节中，竟然没有一个班主任老师来参加，只派了一位曾在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协调员老师作为代表，听我讲述了将近二十人的所有咨询案例的看法。其实这个学校以前也有班主任老师来参加咨询活动，并且积极、热心地就自己班里孩子的情况提问，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就问负责协调的老师：“这次班主任老师不来参加吗？”于是，负责协调的老师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对我说：

　　“实际上，我作为协调员针对各班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出建议，并不受到老师们的欢迎。相反，我的建议好像让老师们觉得必须考虑更多的事情，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这番话不但让我感到震惊，更让我感到悲哀。虽然那是一部分老师内心的真实感受，但我不想听到那样的真心话。

　　悉心照顾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确实是一桩劳心劳力、十分辛苦的工作，但教师的使命不正是一视同仁教育地教育好每个孩子吗？这就和医生负责治病救人、消防员负责灭火一样，医生不能因为患者的病会传染就拒绝给流感患者看病，消防员也不能因为怕烧伤就不愿去火灾现场，作为专业人士那样做是有失职业道德的。而教师本该是教育的专业人士，正因如此国民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

　　但愿我的这次经历仅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