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别 演 讲
儿童―《人类的未来》的原型
大江健三郎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作家
由中公文库出版的《两百年的孩子》可能是我作家生涯中唯一一本为孩子们写的科幻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我希望在这部作品中全面地表达我本人对人类世界的看法，并且这种愿望比写其他任何作品时都更为强烈。
这部作品描述了三个孩子（弱智的哥哥和他的弟弟、妹妹）在跨越日本实现现代化前、后两百年的时光中进行时空旅行的故事。当然，这三个孩子本身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
在写这部作品时，我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作家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等文化观点方面略有拙见，但在发挥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观点方面就明显感到实力欠缺了。所以我一直梦想着能够跻身各学科专家互换信息的场所，学习和汲取更多的知识。
现在，当我站在“儿童科学”的创始人面前，作为作家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站在教师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理解事物。这种态度，才是我们应有的职业习惯。因为我们深知，学生的想法往往能够引起教师的兴趣。
我多年的好友和尊师——几年前因患白血病病故的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晚年面对困难重重的社会环境，仍然坚持向其周围的人宣传“意图性乐观主义”，使这一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
我认为，我在写《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时，也正是站在孩子们的立场上想象人类的未来，最终我发现，我想强调的也正是“意图性乐观主义”。那么怎么才能将这一概念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并将其传达给将要生活在未来的人们呢？我想谈一下这样的渴望和希求。
基 调 演 讲
借鉴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培养
韦钰 教授
中国东南大学 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部儿童发展和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
越来越发达和繁荣的人类社会将会面临许多机遇、挑战、甚至风险，因此在今日，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教育正在为我们的孩子，也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准备未来。
教育政策和教育方法的制定要求对教育进行科学的研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今天对教育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而且可以从发展十分迅速的脑科学中得到启示和支持。五年多来，在“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即在幼儿园和小学中进行基于动手做的探究式学习和教育中，我们借鉴了脑科学研究的成果。在此我将介绍我们基于脑科学进行有关儿童科学教育研究和实施的思路、实践和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效。它显示了实证性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的重要。
脑科学研究已经揭示，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而不是他们的IQ，是他们未来能否具有幸福而成功人生的最好预示，早期的教育对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尤为重要，独生子女成长的特殊环境和社会转型中带来的种种环境的急剧变化，对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而现在的教育和家庭对这方面却常常忽视，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学业，甚至是考试成绩上，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的内容标准中，列出了社会情绪能力的学习内容，特别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对儿童同感（Empathy）和自尊性格（Self-esteem）进行培养。
公 开 研 讨 会
研讨会主持人
榊原洋一 教授
李根 教授
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职业女性的增加、晚婚、小家庭的增多等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和出生率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思考对孩子成长发育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变化，不能将两者分割开。
职业母亲和独生子女们与祖父母的关系日益淡薄，又很难得到丈夫的协助，因此面临着重重困难。母亲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也希望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和物质环境。但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会带来极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职业妇女们往往难以下决心结婚或生孩子。因为她们从小就很少有机会在与父母共处的时间，或在与伙伴们的交流中培养社会生活的能力，她们从小就被迫参与激烈的竞争、不得不拼命地学习。
从现在父母养育孩子的环境很难预测孩子们将会怎样成长发育。我们认为，为了让孩子们幸福地成长，成年人应该更多地关注他们、支持他们。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与各位嘉宾进行专题讨论。专题讨论的前半部分将请各位嘉宾提出各自的观点，后半部分则以对话讨论的形式为中心，就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即现今的少子化社会进行探讨。
研讨会发言人
朴正汉 教授
在韩国，总计特殊出生率（TFR，以下简称出生率）急速下降，1985年的出生率已从1970年的4.53降至1.67。此后，这一水准一直维持到1995年。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之后，出生率再度下降，2005年降至历史最低点1.08。
出生率下降主要源于晚婚和已婚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其背景包括妇女学历的上升、越来越活跃的参与经济活动、人们对结婚生子的观念的改变、持续增长的扶养和教育费用、失业和不稳定的就业形态的增加以及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等。
由于晚婚和已婚妇女的生育率下降，30岁以后才生孩子的人所占的比率不断增加，新生婴儿中多胞胎和体重过轻的婴儿所占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多胞胎的增加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比以前更能接受人工授精的受孕方式了，但是体重过轻的婴儿为何会增加呢？
我所在的研究小组自1995年到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体重过轻的婴儿诞生，54.3%是由于多胞胎的增加，45.7%是由于生育第一胎或第二胎以上的孩子时，母亲的年龄过大。另外，年轻时体重管理不善导致身体过瘦或过胖的女性，生育体重过轻婴儿的可能性也较大。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上述倾向与大气污染有关。
体重过轻婴儿的增加也是当今少子化社会的一个特征。在本次研讨会上，我除了介绍相关对策以外，还将介绍我本人担任委员的“老龄化社会•人口政策总统咨询委员会”对此问题的看法和韩国为解决少子化问题而实施的一些举措。
周念丽 副教授
中国的“独生子女”研究的回溯和反思
1979年，中国迎来了两个重大转折，一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二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这两个政策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6000万，35%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这一巨大的数字已引人注目，有关独生子女的问题更引起众多瞩目，28年来在中国已发表了305篇有关的专题研究。本文在回溯这些研究的同时，对已进入“少子化”社会的中国的儿童教育现状作一反思。
◆ 总体研究概要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研究工作者从各个领域对独生子女问题开展了研究。最多的是从教育学领域（126篇），其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83篇），这两者就占了总数的69%。其他的还有来自社会学、人口学和体育领域的研究。
纵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有两大特点：一是随着岁月流逝，对独生子女问题的关心度在日益提高；二是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研究对象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
◆ 主要研究问题及结果
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现将主要的研究焦点和结果归纳如下：
其一、“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吗？早期研究表明，大多数独生子女娇气、任性和懒惰。
其二、“独生子女”具有怎样的人格共性特征？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他们更亲社会，内向性较低，人格测评中的“强迫性”、“忧郁”和“恐惧”的分值更低。
其三、“独生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是否良好？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他们的集体意识较强，与人交往的动机和能力更强。
其四、“独生子女”家庭在育儿方面是否存在更多的问题？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更为密切、育儿期待更高、民主意识更强，拒绝型家庭更少。
◆ 对这些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非独生子女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因为上述研究显示了处于特殊立场的非独生子女，其精神状态不安定、有自卑感等。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儿童教育进行全盘考虑。我们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养育者在对孩子的期待、教育方法和内容上存在着关联问题，儿童自身在生存能力和情感调控等方面也有待提高。
据此提议，让每一个儿童都穿上最合适的鞋子，使他们能坚实地行走在各自的人生之路！
原田正文 教授
自1995年以来，日本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推进支援育儿和培养下一代的政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支援过分强调了育儿和工作的兼顾，却忽视了保障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观点。
我最近使用以1980年出生的孩子为对象实施的大规模育儿状况调查——“大阪报告”的问题，在兵库县进行了一次调查，撰写了题为《育儿的变化和支援培养下一代－从兵库报告看育儿和预防虐待儿童》的小册子并由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
孩子们身心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大阪报告”对当时的育儿环境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认为那样的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次在兵库县的调查虽然和大阪调查只隔了20多年，但育儿环境恶化之快却超出了我的想象。
当今日本在育儿方面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父母不了解婴幼儿。尽管如此，却有三分之一的母亲在封闭的状态下独自承担着育儿的重任。本次调查显示，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是体罚孩子的现象频频发生，甚至是虐待孩子的悲惨事件也不断增加。
最近十几年，我一直致力于支持育儿的市民运动，并深深地感到，为了帮助父母承担起应付的责任，必须给予父母更多的支援，也有必要对父母进行教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打破封闭的育儿环境，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加拿大的母亲支援项目“Nobody’s Perfect（没有完美的父母）”。研讨会上我将结合实际调查数据介绍当今日本所面临的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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