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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人类，共商防灾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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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新年好！值此2012年新春之际，我谨向各位读者表达我的祝福之情。同时，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现在的所思所想。 新年伊始谈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回顾过去的一年并思考未来。回顾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会想起东日本大地震和由海啸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核事故。就此，2011年6月在全日本进行了一项关于“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的调查，在“地震”“海啸”“核事故”这三个备选答案中，有55%的人选择了“核事故”，19%的人选择了“地震”，24%的人选择了“海啸”。显而易见，选择“核事故”的人几乎是另外两项的两倍。 东日本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中，当然“地震”和“海啸”的影响也很严重，但是核电站的核事故与之不同的是，它引发了一般市民的种种疑问，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科学到底是什么、由科学创造出来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当今社会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沉溺于其中的我们，即使还能够进行感性的思考，却几乎失去了进行理性的、科学的思考的能力。 现在大家都知道，社会上要求对以下问题进行科学解释的呼声越来越强。“为什么没能预测出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为什么过低地预测了海啸的高度？”“为什么没能阻止核电站的核事故？”“核电站的原子炉有没有设计上的问题？”“在目前的辐射量下继续生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等。 在这些疑问的背后，是人们对科学工作者、企业人士行为的质疑。人们怀疑有的科学家和伪科学家为了金钱而把良心出卖给企业，也怀疑有的企业人士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民众的安全。虽然我们尚不清楚以上情况是否属实，但却常常听到这种置疑的声音。这涉及到对社会的责任问题以及向社会传递风险时的沟通问题。 我记得是在20世纪70年代，身处日本医疗第一线的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一源于美国的想法。简单地说，就是医生在治疗前要向患者充分说明疾病的治疗方法，并征得患者的同意。通过此方法，可以避免医生作单方面的决断，实现医生和患者的平等，进而可以提高医疗的质量。如此想来，面对东日本大地震后围绕科学、技术问题产生的种种乱象，我认为我们必须去思考现代社会里传递风险时的沟通方式。 在“知情同意”之后，美国研究评议会于1989年开始提倡“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风险沟通”就是指个人、机关、集体之间对带有一定风险性的信息、意见进行沟通时，“信息提供方”与“信息接收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信息提供方”为科学家而“信息接收方”为平民时，沟通过程中会出现较多问题。当然，从核电站的可行性分析阶段到设计建设施工，都存在着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风险沟通”问题。这里我们就不再深入探讨“风险沟通”的问题，不过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离不开“风险沟通”了。 如果所有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人都拥有遵守伦理和道德的心灵，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风险沟通”之类的东西了。正如伴随着医疗进步而出现的“知情同意”思想一样，在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大家进行风险沟通时也需要事先规定好一些条条框框。现代社会，我们过多地依靠电脑来计算出风险的发生几率，致使整个社会的人们都很迷茫。无论是谁，如果没有掌握简明而正确的信息，那么即便是了解到风险的存在，也很难下定决心选择必要的行动，——何况我们是在日本这个本来地震灾害发生几率较高的国家。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英国伦敦的儿科医院学习了3年左右。英国的生活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社会有着科学的气质，就像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正从我们身边走过。当然，其背后有着英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和传统的渊源，使人们都能理性地、科学地思考问题。如果在英国社会里发生了像东日本大地震一样的灾害，英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日本的科学和技术源自欧洲和美国，科学和技术支撑下的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看法也必须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为此，我们在提高孩子们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同时，应该去思考适合本国文化的“风险沟通”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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