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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寄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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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梭，2010年即将结束。明年4月CRN将迎来它的第16个春天。CRN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92年在挪威卑尔根召开的国际会议，当时关心儿童问题的各界人士提议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沟通，进而达到解决儿童问题，构筑美好未来的目的。在此背景下，我们为了实现通过网络达到学术交流、解决儿童问题的目的，1996年在倍乐生公司的资助下开设了CRN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其后，于2005年开设了中文版。 回首过去的15年，深感光阴似箭、转眼而逝。在此期间，我们得到了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外大学的关注，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无比感慨CRN今天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由衷的感谢曾经给与过我们帮助和关心的各界人士。 在过去的一年里，CRN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际交流活动。首先，5月份我们出席了韩国晋州教育大学“儿童科学研究所”的筹建活动，我代表CRN作了关于“儿童科学”的讲演。7月份参加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环太平洋婴幼儿教育学会，并介绍了“儿童科学”的想法。还有，11月份我们在北京的中华女子学院召开了“第6届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并作了题为“教育与文化－遗传信息和文化信息的作用”的主题演讲。 另外，我们在日本国内，分别于7月和10月召开了日本婴儿学会和日本儿童学会。特别是日本儿童学会，我们请来了美国NICHD（国立小儿保健、发育研究所）的心理学家Sarah Friedman女士，为广大关心儿童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次学习儿童科学研究的正统方法论的机会，意义重大。此外，Sarah Friedman女士还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甲南女子大学、武库川女子大学、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成立5周年研讨会上进行了演讲。 鉴于IT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今年进行了CRN（日文版）的第3次系统更新，追加了检索和评论功能，给文章添加了摘要和关键词，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更多便捷。 在2011年里，我们将坚持2010年的发展方向，CRN的全体人员将同心协力、加倍努力，不断充实网站的内容。同时也衷心希望长期关心儿童研究网的广大读者继续关注儿童研究网，给与我们更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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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人类，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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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是日本文化日，当天下午，由金泽工业大学主办的以思考“未来身体”为主题的座谈会“RENAISSANCE GENERATION'10”在草月会馆的草月大厅召开，本年度的主题为“人类能还原到XX……？”。 该座谈会由下条信辅教授（加州理工大学，心理学家）和tanakanoryuki（艺术导演）监理，自1997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今年为第14回。 当天首先由下条教授和田中先生进行了主题为“露骨的人类”的对谈，接下来进行了三场基调演讲，分别是内田亮子（早稻田大学教授、生物人类学家）的“人类=失控的动物”、国吉康夫（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智能系统情报学家）的“人类的心灵是身体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内海健（东京艺术大学健康管理中心副教授、神经科医生）的“人类的心灵可以还原为脑吗”。其后，下条教授和田中先生就“无痛化的未来身体”这一主题采访了森冈正博（大阪府立大学教授、哲学家），最后就“人类的尊严会崩溃吗”进行了集体综合讨论。大家的发言都很深刻，令人受益匪浅。其中，我对内田的发表非常感兴趣，本期的所长寄语就以其为中心，介绍一下我的想法。 他发表的主题为“人类=失控的动物”，而我以为应该是“失控的人类”。因为内田教授认为人类这一动物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人类进化失控的结果；而我认为人类同时具有生物特征和社会特征，失控的不仅仅是存在于其身体内部的生物特征为代表的人，存在于身体外的社会特征为代表的人类也失去了控制。我想强调的是现在仍在“失控”。身体内部的生物特征由遗传基因控制的，而身体外部的社会特征由“迷因（meme）”控制。现在，迷因也与人类的失控相关联。而且，有可能其失控的速度更快、程度也更严重。 “迷因（meme）”是英国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概念，它是指起源于文化的身体外部信息在人与人、世代与世代之间不断传递，“迷因”是指信息的单位。信息正如生物一样，会利用大脑的模仿和学习等心理程序实现传播、变化、增殖等等。中山书店1984 年出版的“人类科学”（1）《从科学基础来论证人的本质》一书里，在第100页把它命名为“模传基因”，现在被称为“模仿基因”“意基因”等。 内田先生所说的“失控”（日文原词为“暴走”）一词是“runaway”的翻译，其本意应该是“逃走”“出走”，很难译为日语的“暴走”。但用在马身上的话，有脱缰的惊马四处狂奔之意，在进化的生物理论中有“runaway process”（中文译作“失控选择模式”）之说，因此译为“暴走”亦非不可。 作为“失控选择模式”的代表性实例，决定动物选择配偶的身体特征因素将会作为正面反馈而在进化中得到不断加强，甚至会进化到未必有利于生存的地步。想想鸟类中的孔雀就可以明白，选择配偶时有利，但对生存未必非常有利。哺乳动物中的大角鹿正是“失控选择模式”进化的结果，跟其身体大小（肩高2米）相比，角进化得异常巨大（2.5-4米），这种过分的巨大对生存极为不利，因此在大约一万年前灭绝了。 思考人类生存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仅从生物层面进行考察，同时必须加以社会层面的因素，特别是作为身体外部信息的文化。文化不仅会像遗传信息那样在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同时也会借助于“迷因”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传播，不但会发生突然变异，顺应进化过程，也会发生“失控选择”现象。特别是战争现象就是如今的一个典型特例，先进国家正在全力以赴地开发杀伤能力极强的武器。 这些最近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被人们视为社会的“失控选择”。除了战争，还有其他现象，比如说随着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进步，价格低廉的营养食品不断普及，人们的营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肥胖和代谢综合症的增加，女性初潮年龄的幼小化等。另外，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卫生条件不断提高，感染病的治疗技术也不断发展，但由于日常生活过于清洁，过敏的孩子反而持续增多，这也是一个代表例子。 人类的进化始于1400万年前，700万年以前人类祖先和黑猩猩的祖先踏上不同的进化之路，200万年前开始用不太充足的语言进行表达，使用石器，开始在文化中生活。由于人类在不同的时期中使用不同的理性和知性的心理程序，不断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种种课题，最终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当然，有了生物层面的进化，才有了人类现在的大脑和身体。 但从现在的世界情况来看，尽管人们已经拥有能够思考的心理程序，拥有能够预测问题并进行解决的知性和理性，但从地球规模到个人层面的各种无从解决的问题却层出不穷，堆积如山，无人不感到担忧。尤其是代表性的战争问题，如果随便使用核武器的话，我们人类也许将像大角鹿一样走上不归之途。到底该如何是好？我想，首要的是要教育培养好现在的孩子，让他们内心有股强大的力量，能够驾驭人类失控的心，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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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于濑户内海的四岛召开的“濑户内国际研讨会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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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19日至10月31日，在濑户内海的直岛（香川县）以及其周边的小岛举办的“濑户内国际艺术节2010”落下了帷幕。该国际艺术节由倍乐生公司会长福武总一郎策划，目的是每隔三年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艺术节。本届艺术节来场人数达到了92万人次，远远超过了预想的30万人次，可以说本届艺术节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此，我也表示由衷的祝贺。 本届国际艺术节以直岛为中心，不仅在直岛的2个美术馆里展示了包括莫奈的画在内的很多欧洲、美国的艺术作品，而且还在美术馆外策划了“废屋近代艺术化项目”。所谓的“废屋现代艺术化项目”就是由各国的艺术家将各个小岛上人烟稀少地区的废屋进行现代艺术化设计，并制成艺术作品。我以前也去过3、4次直岛，类似的废屋作品也曾看到过一些。 不过，本届国际艺术节的“废屋现代艺术化项目”不仅局限于直岛，进一步扩大到其周边的丰岛、女木岛、男木岛、小豆岛、大岛、犬岛以及宇野•高松港附近，作品数也达到了98个，真正成为了濑户内海的艺术节。此次看到这些出现在各个小岛的小镇、树林、山丘上的现代艺术的身影和造型，-有时虽不免令我有怪诞之感，但它们也会打开人的心扉，让人感受到一些作品的展示场所及空洞化的宁静小岛之间的蕴涵。这可能就是日本画、西洋画所不具备的现代艺术的力量吧。 在为期3个月的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期间，于8月6日至8日召开了“濑户内国际研讨会2010”，主题为“何谓真正的富足——重新定义21世纪的文明”。旨在通过探寻濑户内小岛过疏化的背景来发起一些新的振兴运动。 第一天在直岛的倍乐生之家进行了“何谓真正的富足——重新定义21世纪的文明”的研讨会。第二天，在4个小岛进行了不同主题的分科讨论。直岛为“艺术开拓地区的未来”、犬岛为“从‘里海’到‘多岛海’”、丰岛为“饮食与农业”、小豆岛为“旅游业的可能性”。 第三天作为前两天的总结，上午在高松市的kagawa国际会议中心进行了4场分科会的报告，下午召开总结报告后闭幕。 此次国际研讨会，我三天全部出席，第二天听了丰岛的讨论。本期所长寄语我想总结一下参加的3场研讨会，并介绍一下自己的感想。 首先第一天在直岛召开的研讨会，上午的基调演讲本来预定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进行“今天的文化”的主题报告。可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身体不适，勒克莱齐奥没能到场，而用在家拍摄的录像代替了发表。 下午，在朝日新闻社的船桥洋一先生的主持下，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研究中心部长Nayan Chanda、NPO场的研究所所长清水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多摩美术大学的中泽新一教授进行了题为“何谓我们的真正的富足？——濑户内海传向世界的信息——”。 通过第一天的研讨会，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富足只是物质上的富足，其代价是我们失去了精神上（思想上）的富足，所以不能说是真正的富足。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勒克莱齐奥在演讲中提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到了自己儿时战争体验的影响，同时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为了通过和平革命实现没有战争的社会，异文化共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正在失去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谐关系。 下午的报告中，围绕着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问题，詹姆斯教授从理论经济学的立场、chanda部长从文化史的立场、清水教授从场的理论的立场、中泽教授从魁奈理论的立场进行了分析。 虽然专业性较强很难理解，不过chanda部长的分析中指出：日本全球化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的时代，与明治、大正时期的纺织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并将日本带上了战争的轨道。见解独到，令闻者受益。 清水教授指出，“存在是为了拥有”的思想是欧美为中心的近代文明的法则，与我们东方人的想法（“拥有是为了存在”）有着质的不同。他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改变“拥有是为了存在”的文明观。中泽教授指出现有经济缺少连接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系统，需要运用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理论模型来重新构建经济。 第二天在丰岛召开了“饮食与农业”分科会。在京都大学大学院的植田和弘教授和女子营养大学的武见由香里教授的主持下，由料理研究家土井善晴、饮食环境记者金丸弘美、京都大学大学院的新山阳子教授以及来自意大利的国际慢食（slow food）协会董事皮耶罗•萨洛德进行了现场座谈会，另外有10名当地居民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宣传饮食可以带动地区的发展，并以21世纪的全球化发展为时代背景，向世界表明濑户内海这一地区性问题。众所周知，丰岛已经成为工业垃圾的填埋场，岛民正为解决此问题而烦恼。 岛民中午为分科会的出席者提供了使用当地的土特产做成的饭菜。非常好吃。下午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以下主体进行了讨论。“何谓美食”、“如何利用土特产形成本地的饮食文化”、“对下一代的饮食责任和饮食系统”、“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慢食运动所起的作用”、“以自产自消、恢复小规模农业为目标的国际慢食协会的相关活动”等。 第三天的总结研讨会上，进行了各个分科会的报告及总结性讨论，并由文化记者永井多惠子（曾任NHK记者）和国际研讨会的执行委员长桦山纩一（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进行了总结演讲，指出今后也有必要对文明进行基于人性的再定义。 通过出席为期3天的研讨会，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福武会长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爱好家，他还具有运用蕴含在艺术深处的力量来改善文化和文明的哲学理念并付诸于实践。艺术运动不断追求新的“造型”和“形态”，有时也会出现与现有体制向反的运动。现代的艺术不仅仅追求美，还要有“神”；不仅仅限于绘画工具，还以树木、水泥建筑为表现材料；不仅仅局限于美术馆内，还延伸到户外来。在我们面前的濑户内海地区，现代艺术以废弃的房屋为题材已经延伸到人烟稀少的城镇，向我们展示了其打动人心的新的生命力。这种现代艺术的运动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而在福武会长的努力下，把现代艺术的运动带到了濑户内海。据说10月16日在丰岛新开了一所美术馆（丰岛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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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于发表“母乳喂养城市宣言”的光市召开的日本母乳哺育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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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市位于山口县，人口5万人左右，临近美丽的濑户内海，是一座宁静的小镇。第25届日本母乳哺育学会就在这里召开了。 本届学会的会长是梅田磬先生，他在光市经营着以一家妇产科为主的较具规模的医院。梅田先生还是一位当地的实力派人物，他与市民一起通过努力，于15年前的1995年3月使市议会通过了“母乳喂养城市宣言”，1996年与大和町合并后，市议会通过了第二次“母乳喂养城市宣言”。 每年8月的第1个星期日都会举行“母乳喂养宣传活动”，大人和孩子一起为了实现“关爱、互助、情感互通——充满慈爱、阳光的城市”而努力。为此，宣传活动期间，将进行各种相关活动。例如，让初高中学生通过抱婴儿、与婴儿一起玩的“婴儿体验活动”等。 拉斐尔（D. Raphael，医疗文化人类学者）女士于1970年代指出对婴儿母亲的持续性情感支援是取得育儿成功、特别是母乳哺育成功的关键。通过参加本次学会，我感受最深的是拉斐尔的这一想法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仅仅局限于广大医疗相关人士，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理解和认同。 梅田先生介绍说：通过在医院中举办“母乳哺育沙龙”，向出产后第3天的母亲们讲述母乳哺育的重要性，并进行疑难解答，实现了母乳育儿的成功。另外，京都的岛冈昌幸先生也介绍说：他们通过举办“母乳哺育村”活动，为哺育中的母亲创造向专家进行咨询的机会。 上文提到的“母乳哺育沙龙”“母乳哺育村”都是拉斐尔女士所倡导的提供情感支援的场所。在这里，不仅专家起到了情感支援的作用，也为哺育孩子的母亲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进而也促进了母亲们的情感支援。对母乳哺育中的母亲进行乳房按摩的手法确实能够减轻乳房的胀感和疼痛，但是我认为进行按摩的人（例如：助产师）与母亲之间的交流会影响按摩效果的大小。重要的是去倾听母亲们的育儿烦恼和怨言，并耐心进行解答，这样才能解除母亲们的不安，不至于受挫。 随着社会物质的丰富，人们的慈爱之心、关爱之心、宽容理解之心而随之淡薄，我认为这是引起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通过母乳哺育而建立起的母子关系，对孩子来说是其一生中所有人际关系的出发点。现在，我们只有重新认识到母乳哺育的重要性，切实着手培养下一代，我们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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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小樽召开的日本思春期学会所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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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春期学会于8月28日（周六）、29日（周日）在北海道的小樽举行。阔别北海道已久，这次是我的第四次小樽之行，受教匪浅，心情十分愉快。在本月的所长寄语中，我来谈谈有关这次学会的情况。 大约30年前，一些小儿科、妇产科、泌尿科等内分泌学的医学人士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学习思春期儿童的研究会，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今天的“日本思春期学会”。当时没有选用“思春期医学”一词，是希望除了医生之外，跟思春期有关的所有学科、职业的有识之士都能参与进来。现在的会员，不仅包括医生，护士、助产士、保健士，还有中小学的教师，甚至还有特殊学校（养护学校）的教师等跟教育有关的人士、行政人员、公共卫生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关注思春期问题的学者和研究者，成为一个跨专业的学会，跟我参与设立的“日本婴儿学会”“日本儿童学会”性质相似。会员数量为1900人左右，在小樽召开的本届学会的参加者超过了400人。 本次学会在海边的旅馆举行，后面便是游艇港。游艇、摩托艇等各种船排在一起，白色的船体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学会发表有3场特别演讲，2场由理事长和学术集会领导所作的领导演讲，另外午餐研讨会・研讨会和workshop等各有2场、共计6个题目，另外一般演讲有97个题目，涉及范围之广几乎包容了所有思春期问题。 小樽学会的会议领导是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妇产科教授樱木范明先生，癌症也是他的研究专业之一。他的演讲题目是思春期和年轻女性的子宫癌和卵巢癌。他就如何在治疗中尽量保留妊娠可能性进行了发表，特别说到了做手术时的辛苦。 本届学会之所以格外关注该问题，除了樱木先生的关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最近日本也可以通过预防接种防治子宫颈癌了，尽管这比欧美晚了将近10年。日本将可以进口美国厂商人工生产的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并得到了厚生劳动省的认可，可以进行预防接种。有报告声称，初高中女生如果接种，可以预防60～70%的子宫颈癌。在欧洲和加拿大等先进国家， 10年前便对4～16岁的少女进行公费接种，取得了一定疗效。本届学会中，有一场特别演讲，两场午餐研讨会和一场会议都在关注该问题，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性感染疾病是思春期学会毎年的重要议题，幸运的是这次有几位研究者报告说，该类疾病有减少的倾向。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終结论认为欧美式的性教育的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里，日本传统的性教育可以说已经完成使命了。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关于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和生殖器异形等问题、儿童的性行为问题、不容乐观的青少年妊娠、饮食障碍（食欲不振症）、心理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性和文化有关，许多研究者认为，最近青少年的性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少年妊娠和性感染的下降，不仅跟性教育有关，也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饮食障碍则是因为女孩们的“女性偶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自己的母亲，现在则是女明星和艺人。神经性食欲低下症的发病机理，跟以前不再一样。 北海道的旅行总是值得期待。据说今天夏天是酷暑，但仍然至少比东京低2到3度，海边吹来的阵阵凉风让这次旅行更加惬意。从千岁机场坐快速列车从札幌到小樽，只花了1小时14分，短短的一路上窗外的风景令人赏心悦目。从机场站出来，不远处就是浓荫蔽日的北部森林。阳光照耀下，白桦的白色树皮在一片浓绿中那么显眼，我不由得想起了挪威的森林。出了札幌快到小樽的时候，日本海在右侧延伸开去，远处积丹的群山峻岭若隐若现。很久以前，我曾和北海道和九州的大学老师三个人一起在这海边钓过鱼，而今两位却已成了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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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杭州召开的PECERA学术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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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至27日，由PECERA（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环太平洋地区早期儿童教育研究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研讨会主题为“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变化社会中的学前教育）。我出席了25日开始的学术研讨会。 杭州市距上海200公里左右，利用新开通的高速公路仅需2个小时的车程。而从日本的羽田机场到上海需要大约2个半小时，先进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各国的距离。会议在洋溢着美式氛围的杭州白鹭湾君澜度假酒店召开，酒店地处良渚文化村，四周环绕着丘陵绿地和湿地湖泊，气温也比东京、上海略低。 良渚文化村是距今53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末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古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地。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建有城墙的城市，其大小为东西1500-1700米、南北1800-1900米，约290万平方米。当时，农业已经进入犁耕稻作时代，而从发掘出的各种陶器、玉器、铜器来看，社会分工和等级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是从良渚开始的。这次非常遗憾的是我没能参观到良渚文化博物馆。 本次学术研讨会共举办了4场主题报告。分别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Joseph Tobin教授所作的“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唐泽真弓教授所作的“日本学前教育机关的幼儿教育的文化思想和文化传授方法”、美国孟菲斯大学的薛烨教授所作的“中国早期幼儿教育中教师尊重幼儿的问题”、美国孟菲斯大学的K. M. Kitzmann副教授所作的“幼儿教师情动的社会化”。 另外还进行了两场公开研讨会。其主题分别是“在三种不同文化中重新思考幼儿教育的方法、见地、关联性”“各国的幼儿教育体系及相关政策”。第二场公开研讨会上，京都光华女子大学的庄严舜哉教授就日本的幼儿教育体系及其问题点进行了发表。 其它还进行了约60场口头发表、120场海报发表。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环太平洋国家的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日本也有20人左右前来参加。 我主要听了主题报告和公开研讨会的内容，从中受益匪浅。特别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Joseph Tobin教授通过对比美、中、日三国，指出不同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非常有见地，也有助于人们去思考该文化究竟在幼儿教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一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是Tobin教授首先概括各国幼儿教育方法的特点，进而讨论了这种特点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各国幼儿教育方法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中国让孩子在大家的面前讲话（The Story Telling King）；日本通过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玩（Mixed Age Play），在相互接触中培养关心他人的意识；美国每天会问孩子们今天想干什么，让孩子们自己选择一天的活动（Choice）。 作为日本幼儿教育的实例，Tobin教授播放了两个男孩儿在厕所中的行动和对话的录像。幼儿教育通常由女老师担当，因此对男厕所中的情况了解较少。录像的内容是一个较小的男孩在小便，而较大的男孩则教他如何冲水。这是一个大孩子教小孩子的实例，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情景。该实例说明“Mixed Age”在幼儿教育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Tobin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人类学，因此他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录像记录下各个场面，分析其中的行动）进行解析，以解析的结果为基础做了以上的报告。另外，Tobin教授还指出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美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变化。 执教于美国大学的华人薛烨教授的主题报告提出将儿童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创造思想的人、一个新国民看待，应该尊重他们的“respecting children”思想最近受到了重视。这一思想在中国幼儿教育的近代史中，即20世纪以后仍未提及到。可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去思考教师和孩子之间的互相尊重问题，并去研究应该采取的教育方法。仅仅强调教师对孩子的尊重的话，就成了一条腿走路。应该在孩子和教师的相互作用中，互相学习如何去尊重对方，特别是孩子应该在周围文化条件下，独自思考，学习尊敬和尊重他人，进而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不过，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尊重孩子”之一思想好象是欧洲幼儿教育中的文化思想。 经学会秘书处推荐，我做了题为“儿童关爱设计可以给孩子们带来‘生活的喜悦’”的发表，指出有必要从脑科学的立场出发设计儿童生活空间中的“物”和“事”。听众有80多人，还有几位听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
此前，我还不知道有PECERA这样一个学会。据说是在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家的倡导下创立的，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在神户召开，此后每年在不同国家召开，明年的第十二届学会将在神户召开。这是一个幼儿教育的学会，育儿、保育中也包含有很多教育的侧面，如果发展为这三者的综合学会的话，其所发挥的意义也会大幅提高。作为CRN，今后也应该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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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国际小儿科学会（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ssociation, I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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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IPA执行委员会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其中提出，为纪念IPA成立100周年，将于8月4日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为期9天的国际会议——第26届国际小儿科学会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ediatrics, ICP），希望原会长能提交个人简历、照片及一段祝贺的录像。为此，本期所长寄语中，我将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介绍一下为了全世界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奋斗的全世界儿科医生的团体“IPA”及其活动“ICP”。 小儿科学（pediatrics）的历史与儿童专科医院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可以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实例中得到证明。法国于1801年在巴黎设立了最早的儿童专科医院Hôpital des Enfants Malades。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我也曾访问过几次这家医院。现在，该医院合并到了1778年设立的综合医院Hôpital Necker（1816年发明了听诊器的R. Laennec也曾在此工作）。最近，儿童医院的形态不断变化，从单一型走向复合型。 巴黎的儿童专科医院的设立带动了各发达国家的儿童专科医院的发展。我曾经于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一所儿童专科医院学习过，它设立于1852年，医院的创始人也在法国留过学。而美国有代表性的两家儿童专科医院则分别于1855年和1869年在在费城和波士顿相继设立。这些儿童专科医院大都从孤儿院等福利设施转变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儿童专科医院类似于市立医院，是由政府组织设立的。 现在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现代化的儿童专科医院，是为了将现代小儿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应用到小儿医疗中，而在医科大学中设立的。这一趋势二战后较为明显。可是，日本儿童专科医院的设立却很晚，直到1965年国际小儿科学会会议（ICP）在东京召开，才成立了第一家儿童专科医院——国立小儿医院。而大学医院里的小儿科早在1889年就在东京大学中设立了。 话题回到IPA，正好100年前，巴黎的儿童专科医院设立10年后的1910年，以法国的小儿科学会为中心，欧洲各国的小儿科学会的代表聚集一堂，商讨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实质上的学术集会ICP召开的是两年后的1912年。因为几年前还召开了国际内科学会，从全世界看，医学会的国际化开始于此时。 ICP虽然每3年召开一次，建立初期却不是一帆风顺。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相继爆发，而欧洲成为了主战场。据记载，第5次国际会议是二战结束两年后的1947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首次会议后时隔35年，其间仅仅召开了三次大会。 如上所述，二战结束两年之后，IPA召开IPC意义重大。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第5次ICP对IPA来说也有一定特别意义吧。在远离战场的美国纽约举行，旨在汇聚全世界的小儿科医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决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儿童的相关问题。此举令人钦佩。 并且，主办第5次ICP的美国小儿科学会还想邀请东大小儿科的栗山教授等人参加学术研讨会，并负担全部费用。可见日本的小儿科学受到了一定关注。可是，由于当时日本处于被占领状态，虽然得到了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GHQ）的支持，即将成行，却在最后关头被设于华盛顿的决定占领方针的“远东委员会”给予否决，被迫放弃。 其后，尽管来自日本的儿科医生人数有限，但他们仍然坚持参加了3年一度的ICP。其中，有20人左右参加了1962年于里斯本召开的第10届ICP会议，当时IPA理事会决定第11届ICP会议于东京召开。历来仅在欧洲和北美召开的ICP第一次在亚洲召开，具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 里斯本ICP会议召开之际，我正在伦敦留学，特地赶到里斯本，给以日本小儿科学会会长身份前来参加会议的恩师高津教授帮忙。虽然是第一次参加ICP，但是亲身体验了学会的一系列流程。我1964年返回了东大，帮助恩师高津教授筹办了1965年于东京召开的第11届ICP。 IPA之所以选择在东京召开第11届会议，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战败国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快速复苏，已经具备了召开奥运会的经济实力；第二，与发展中国家几乎持平的新生儿死亡率，战后得到迅速改善，并赶超了欧美，直逼北欧各国。当时的日本已经结束了以感染症为中心的小儿医疗时代，正进入以先天性疾病、未成熟婴儿、新生儿疾患为中心的小儿医疗时代，也是开始重新建立小儿科学体系的时代。恩师高津教授将这一新的小儿科学体系作为第11届ICP的主题，并命名为“出生前小儿科学”。本次东京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日本的小儿科学也获得了很高的国际评价。 在东京召开的ICP会议对其后的IPA运营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过去的IPA运营委员会仅由发达国家的小儿科医生组成，东京会议后发展中国家的小儿科医生也参加进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土耳其的小儿科医生I. Dogramaci教授被选为IPA理事长。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东京会议3年后，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12届ICP。而此事可能是从东京会议开始的。 其过程基本如下：首先，当时的IPA没设会长一职，理事长总管理事会和学会。东京会议时，IPA的理事长由美国哈佛大学的Janeway教授代替了瑞士苏黎世大学的Fanconi教授。或许，东京理事会协商的结果，由Janeway教授暂任理事长，为了使IPA成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墨西哥城理事会上，尽管Dogramaci教授并没有出席大会，也被选为理事长。 可是从多个角度来看，有充分理由选Dogramaci教授为IPA理事长。首先，土耳其参加了于1946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战后首届WHO总会，并在WHO宪章上签字。其次，在WHO相关的工作中，了解到土耳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儿童问题的实际情况。另外，Dogramaci教授年轻时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医学后，曾经在法国的巴黎、英国的格拉斯哥、美国的波士顿等代表性的儿童医院学习过，Janeway教授还是他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恩师，因此说他是一位在儿科领域具备国际视野的教授并不为过。另外，无论是从金钱还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他都廉洁公正，IPA的工作他并没有领取任何报酬。 IPA设立会长一职与举荐我出任，都是Dogramaci教授的意向。1977年在新德里ICP召开的IPA理事会上，竞选下一次理事会理事长的一位儿科医生显得极热心，大张旗鼓地参与竞选，Dogramaci教授见状十分担忧，所以在去马尼拉参加WHO会议的时候，专程前来东京直接邀请我参加竞选，与之对抗，他很担心ICP或IPA的权力有被滥用的可能。当然，他之所以邀请我，跟土耳其人的亲日感情是分不开的，ICP在东京举办，跟高津教授的努力也有直接的关系。 1977年新德里召开ICP的IPA总会，通过投票和决选投票，我当选了IPA理事会的第二期会长（president-elect），之后的12年间，我在理事会担任了理事会的副会长（vice president）、会长（president）和常任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东京ICP之后的大会东道城市有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非先进国家比较多，IPA成员的国籍也有同样的倾向。 当然，IPA是各国儿科协会144个团体、世界各地区小儿科学学会10个团体以及儿科专业科学会的13个团体的联合组织，范围覆盖了全世界，但是儿科的专门研究，似乎已经集中于专业儿科学会、研究儿科科学会（现在在美国、亚洲、欧洲存在）身上。其实，现实中先进国家以外的国家儿童人口更多，问题多样而且严重，更期待着儿科医疗水平的提高。把儿科的研究成果用于实践，正是ICP应该起到的作用。 从1977年第三次在亚洲举行的新德里ICP会议，到19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而在巴黎举办的巴黎ICP，我在IPA的12年里从理事长Dogramaci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在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儿童问题和在此过程中儿科医生的作用和界限等问题上，受教甚多。其间我访问了欧洲、南北美洲、亚洲和非洲各国，和各国小儿科学会的会长和会员进行了多种交流，十分难忘。特别是在非洲的肯尼亚和象牙海岸的路上和机场看到的孩子们的身影，至今难以忘怀。 令人难过的是，耐心地指导过我的Dogramaci教授于今年2月谢世，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四五年前在土耳其的安哥拉为他庆祝90岁的生日的时候。值此IPA百年纪念却再也无缘得见那位温和的高个老人健康的身姿，想来实在有些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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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韩国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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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我第四次去韩国。回想起来，第一次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东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风波尚未平息，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出席了WHO在首尔举行的医学教育研讨会；第二次是在70年代前期，受韩国小儿科学会的邀请，我以东大教授的身份在首尔作了“肾炎的免疫学病理”的报告；第三次是80年代初，也是受到韩国小儿科学会的邀请，我以国际小儿科学学会会长的身份在首尔作了“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演讲。本次也就是第四次韩国之旅，我应韩国南部的国立晋州教育大学的邀请，阐述了“儿童科学”这一理念。 这次时隔30年的韩国之旅从5月24日开始，为期4天，我们访问了首尔和南部的沿海城市晋州。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本次韩国之旅的成行经纬。韩国的国立晋州教育大学校正计划筹建一所“儿童科学研究所”，并设立一个援助该研究所的财团。该大学通过调查，找到了日本的“甲南女子大学的国际儿童科学研究中心”（很可能是通过网络找到的），并发来邀请。这样，我作为“甲南女子大学的国际儿童科学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出访了韩国。如果不是在IT时代，这样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吧。 1996年从国立小儿医院院长退休时，我打算开始两项工作。一项是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连接全世界研究儿童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想法源自于1992年在挪威的卑尔根召开的国际会议。另一项是建立起“儿童科学”的体系并通过相关学会使其得到普及。其中，我退休后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得到了在甲南女子大学讲授我所倡导的“儿童科学”的机会，而且还得以创建了“国际儿童科学研究中心”。多年前创立的该研究中心竟然促成了本次韩国之旅，真可谓人生之幸事啊。 想必大家也有所了解，儿童研究网（Child Research Net）就是上文提及的网络沟通桥梁，而“日本儿童学会（Japanese Society of Child Science）”就是推广普及“儿童科学”的学会。让人欣慰的是，目前这两项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儿童科学”这一理念也渐渐地普及起来了。 此次韩国之行稍感遗憾的是我不懂韩语而用日语进行了演讲，而出色的翻译弥补了这一不足，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完全传达给了听众。演讲内容的主旨是解决儿童问题（Child issues）的研究离不开“儿童科学”。而“儿童科学”必须是跨学科、综合性的有关儿童的人类科学。关于这一理念，我已经在儿童研究网上多次阐述，相信广大读者也已经有所领会，我也非常希望韩国的各界人士能够理解这一理念。 本次韩国之旅印象最深的是韩国社会的富足。随着经济的发展，街道变得整洁了，人们都充满了活力。60年代末去韩国时，夜间不许外出；70年代、80年代去韩国时，每次都有很大变化，可都远不及这次。80年代韩国南部之旅，当时从首尔到釜山我们利用了经过大邱的高速公路，这次去晋州走的高速公路好像有一半左右是和上次相同的。从车窗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小城镇、小村庄，还有其间的树林和红色屋顶间露出十字架的教堂。 晋州是座拥有34万人口，以纺织业为主，宁静安详的城市。市内共有6所大学，也是座学术氛围很浓的城市。晋州教育大学在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大学中韩国排名第一。它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学，其始建于日本占领时期的师范学校，1963年提升为大学，1983年从2年制课程改编为4年制课程。 晋州与日本的关系可以追述到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曾率军两次攻打晋州，即文禄之役。据说，当时韩国的一位女英雄抱住日本的指挥官一起投河自尽，使韩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位女英雄的铜像今天还静静地屹立于河畔。 韩国之旅总会让我感受到韩国的文化、特别是韩国的古建筑与日本有很多共通性，身在韩国的城镇里会有一种回到日本故乡的感觉。这些可能是历史的印记。这次让我吃惊的是，有很多韩国人能说很流利的日语。特别是大学老师很多人都会说日语，来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衷心希望今后也能通过“儿童科学”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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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贫困与“福利儿童关爱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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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日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时常能够听见“儿童贫困”一词。特别是在与“儿童虐待”有关的福利领域。我第一次听到“儿童贫困”一词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小儿科学学会的一次董事会上，当时我担任董事。1980年代，在很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人们指出不仅发达国家、就连发展中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最贫困国家尤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为代表，其人口总量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0%，其中约40%的人口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1美元/天）、20%以上的人口不识字、20%的人口饱受战乱之苦、还有很多人死于艾滋病、该地区的平均寿命仅为45岁左右，这一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这些落后于全球化发展的贫困地区，因为贫困，孩子们处于饥饿状态，不能接受教育，甚至被各种感染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国际小儿科学学会也进行了商讨，想要为处于贫困之中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当时，我们首先采取措施援助非洲小儿科学学会，帮助他们提高水平。我作为会长及理事亲自到肯尼亚的内罗毕、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进行演讲、会见总统请求给与支持，这些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以国际经合组织（OECD）调查其成员国的贫困率并进行比较为契机，日本大约10年前提出了贫困、特别是儿童贫困问题。国际经合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在较发达的国家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开始出现贫困问题。特别是日本被指出存在儿童贫困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可能也同样存在儿童贫困问题，但相比之下日本最为严重。 “贫困”（poverty）被定义为由于经济理由很难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的状态。通常，“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说的“绝对贫困”是指那些露宿街头、处于饥饿状态人群的生活状态，世界银行的定义为每天的收入在1美元以下。所说的“相对贫困”是指在达到一定富裕程度的地区或国家，与富裕层相比而言的贫困状态。 国际经合组织定义的“相对贫困”为：首先计算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数的平方根所得数值的全国平均值（中间值），该中间值的一半作为贫困线，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相对贫困率”。 儿童的“相对贫困率”是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人口占总儿童人口的比率。日本厚生劳动省2007年发布的日本相对贫困率为15.7%，儿童的相对贫困率为14.2%（调查对象：2006年）。经合组织2005年前后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儿童相对贫困率（13.7%）在调查的30个成员国中排名第19位，高于平均值12.4%。儿童相对贫困率较低的国家有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奥地利，而较高的国家有土耳其、墨西哥、波兰、美国、西班牙。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法国的相对贫困率在较低国家中排名前5、6名，而意大利和德国儿童相对贫困率要略高于日本。可是，日本的儿童贫困率不仅居高不下，还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排名第一。 儿童的贫困为什么受到广泛关注呢？那是因为多项调查显示，儿童的贫困与儿童问题关系密切。美国的一项研究对密苏里州的某城市进行了调查，其中对儿童贫困率高达60%的地区与儿童贫困率仅为2%的地区进行比较得出了让人惊讶的结果。前者的虐待发生率、20岁以下的早孕率、低体重出生率、幼儿的死亡率分别为后者的250倍、30倍、4倍和40倍。 日本也有类似的倾向性。有报告指出：东京都内所发生的儿童虐待事件中，“经济理由”占首位，约为“疲于育儿”的1.2倍。其它还有诸如“单亲家庭”、“与近邻不和”、“夫妇不和”等原因，其背后也都存在“经济理由”的影子。就连“疲于育儿”也被指出与“经济理由”密切相关。 看了以上结果，人们一定会觉得日本的福利政策方面存在问题。我认为即便是超出了国家预算，只要是对儿童有益的福利，就是借钱也应该提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福利就是儿童关爱设计。 考虑到我们的将来，为了将孩子们培养成身心健康的未来建设者，我们现在必须对过去社会中的所有“物”和“事”重新进行儿童关爱设计。当务之急是拯救处于危机中儿童，进行儿童关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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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父期”和“成母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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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周五）到28日（周日），在神戸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第21回日本发展心理学会大会。第一天上午，围绕“妊娠生产育儿基本调查——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妇从妊娠期到育儿期父性和母性是如何发展的”的课题，举行了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的自发研讨会，我作为指定讨论者之一参加了座谈。 该研讨会的主持人是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的后藤宪子女士，同研究所的研究员高冈纯子、田村德子、以及御茶水女子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菅原masumi、研究员松本聪子、山梨大学酒井厚先生参与了讨论。另外，除了我以外，恵泉女学园大学大学院教授大日向雅美女士也是指定讨论者之一。讨论的内容请参考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最近出版的研究所报NO.5。本次的所长寄语，就来整理一下我在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 极端地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父亲参与育儿活动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但是，父亲是不是都在主动积极地去参加育儿活动，父亲育儿在21世纪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吗？当然，这里我们所限定的范围的是物质比较富足的发达国家。 很久以前，人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男的负责狩猎捕获动物，女的则负责采集植物和树木果实并以此做成食品。为了延续后代，女性进行着妊娠、出产、育儿的生命接力。这种始于狩猎采集社会的育儿原型，经过了几千年前的农耕社会，伴随着科技的进步，18到19世纪兴起了产业革命，导入了工厂机械工业，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以先进国家为中心社会逐渐走上了富足之路。继而小康社会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同时随着社会构造不断改革，为了维持富足的生活女性也走向社会，承担了工作，因此，男性参与到本来以女性为轴心的育儿活动之中是大势所趋。 女性结婚、生子成为母亲的时期叫做“成母期”，这是生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接力点，在女性的一生中具有特设的位置。文化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门下的达纳•拉法尔（Dana Raphael）曾指出，这个时期重要的是对母亲进行关爱（Mothering the Mother），也就是进行感情护理。她提出，大部分情况下出生的婴儿受到重视和祝福，而生完了孩子的母亲更应该受到重视。 在传统文化社会中，包括具有先进文化的社会在内，女性自身为了实现生命接力的重要责任，共同发挥智慧进行互助。拉法尔女士把那些相互帮助的人叫做导乐（Dola，接生婆），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帮助生育，而且对母亲进行感情上的护理。Dola一词本是希腊语中的“奴隶”之意，我们曾说过，在希腊Dola是受到尊重的女性。 21世纪的育儿活动少不了父亲的参加，当然的也就有了研究“成父期”的必要性。好的“成父期”跟“成母期”相同，两大支柱是“体验”和“学习”。不这样做，很难成长为一位父亲。过去男孩身边也经常能看到育儿活动，也许他们没有太多直接体验的机会，但通过耳闻目睹也能大致了解；但在当今的先进社会中，那种环境渐渐消失，所以在进入“成父期”前为他们准备体验和学习的机会是很重要的。 我曾经有一次问过灵长类动物学者Jane Goodall，黑猩猩是否也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答案是yes。排行最小的雌黑猩猩成为母亲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和体会喂养小黑猩猩的机会，所以少数黑猩猩不会养孩子，出现虐待。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生过几次宝宝有过育儿体验以后也能顺利地哺育孩子。既然雌黑猩猩如此，雄黑猩猩也概莫能外，Jane Goodall在非洲的研究中也提到了雄黑猩猩。人类的男性也一样，需要体验和学习育儿活动。 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是成为母亲还是父亲，情感护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护理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在1月份的“所长寄语”中我们曾说到过日本关西地区的父亲育儿小组，他们带着孩子一起进行体育运动和游戏，父亲之间也进行交流。如今的爸爸们也在开动脑筋齐心协力进行育子活动。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营造一种社会气氛，使男性参加育儿活动成为必然，休个产假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现在的社会中，男性为了育儿请假，直接去参加育儿活动还不太好意思的心理还很强，其实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接受人类进化的历史现实，男性也要光明正大的参加培养孩子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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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优育”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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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既是自然生物又是社会生物，作为自然生物出生，又作为社会生物成长。我们在任何时刻来考虑儿童问题（child issues），都离不开这一所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次，我们将从“优育”这个重要的角度来思考一下child issues。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issue的意思。issue的本义是“向外流出的物体”。无论是“发行刊物” 还是“出版物”，都有“流出”的意思；“问题”也是issue，因为是自内而外出现的。但是，日语的“问题”一词用英语来说，则有problem、question、issue 三种。problem是“需要研究，调查，讨论的问题”，question是“疑问”、issue则是“论点有分歧的问题”。 而“优育”的确是“论点有分歧”的问题。1954年（昭和29年）我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立志投身儿科，至今已将近60个春秋了。在这漫长的期间里，关于育儿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从战后的荒芜中恢复过来，随着电气化和机械化的发展，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在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变得富裕起来，育儿方式也随之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论点围绕着“保育”这个中心。 如文初所述，孩子是作为具有社会存在性质的生物被抚养长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保育”和“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可谓是一项重要的是社会技术。育儿活动是由以父母为中心的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进行的，由于在家庭中进行，所以育儿一直被定位为是以母亲为中心的一门“家庭技术”。但是，育儿的目的是培养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一般认为儿童的社会性在家庭教育中也能培养。 我小时候（1920～30年代）经历的育儿的确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周围没有幼儿园和其他保育设施。弟弟妹妹也几乎一样。战时食品匮乏，再加上躲避战乱、转学，育儿是非常辛苦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我生活在海军学校中，战后作为成人踏上社会，不过那时我所看见的育儿活动跟战前没有什么分别，总归是“母亲的活儿”。 日本从战后的废墟走向复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受益于朝鲜战争，经济上走向富强。到了60年代高度经济成长期的末期，育儿方式不断变化，“保育”成了重大的问题。 这与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民主主义政策影响下的社会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男女平等”、“女性走入社会”等现象，给育儿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再者，为了维持社会繁荣，需要女性劳动者的参与，因此对保育设施的要求不断提高，育儿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人们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保育设施的质和量上，“如果母亲不亲自培养孩子的话，是否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成为议论的焦点。 进入了197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育儿非母亲不可”以及“让别人带孩子对儿童心理发展有害”的“母子神话”依然盘亘在人们脑中，我也在电视等的育儿节目中强调过母亲的重要性。 但同时，将婴儿遗弃等事件开始层出不穷，小儿科的临床案例中也出现了“虐待儿童”、“无视”等事例，至今这些情况越发严重。换言之，无法承受育儿负担，无法成为合格母亲的现象增加，这也许跟支援母亲育儿的系统不够完善有关。 从那时开始至今，作为issue的育儿方式始终是个问题，甚至成为先进国家共同的宿命。说到底，这是“母亲不在家看孩子，究竟行不行”的问题。 在保育机构中长大的孩子，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很多人都担心心理问题。为了研究更好的抚养方式，首先我们要证明的是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也是没问题的。其中最好的方法是“追踪调查研究”（cohort study），这本来是免疫学上的方法，从事跟医学有关的人士都了解。“cohort”本来是指古罗马的步兵队的一个单位，指的是300-600人的集团。 在保育设施中，为了观察孩子们的语言发展、认知发展、母子关系、自制力、诚实等，以及是否会出现有问题的行为，孩子之间是否存在问题等，把孩子们分成适当的组，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踪和统计观察，将他们与在家庭中由母亲带大的孩子们进行比较，毫无疑问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方法。 科学大国美国于1991年由国家卫生研究所的NICHD（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开始进行一个追踪研究调查，对刚出生的1400名左右的婴儿进行调查。人们对出生后三年和四年半的数据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结果。在日本，还没有这样全国规模的调查研究，真是遗憾。 关于出生后三年间的数据，我们请来了NICHD项目中的核心研究员Sarah L. Friedman女士。在2000年7月召开的CRN国际研讨会2000中作了“思考21世纪的育儿”。我也翻译了NICHD的报告书并发表了评论，登载在《小儿科诊疗》杂志的第63卷第7号。关于出生后四年半的总结，希望大家参考日本儿童学会主编，菅原masami女士和松本聪子女士（翻译）的《保育的质量与儿童发展（从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长期追踪报告得出的结论）》（宝宝和妈妈出版社）。 从这些NICHD的保育追踪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保育会给儿童的心理发展造成障碍”的想法是没有可靠的科学的依据的。当然，要充分考虑到保育的人、设施以及保育的质和量等等。我所理解的好的育儿方式，是夫妇和睦，有爱孩子之心，对保育设施的利用有一定的理解，保育设施和家庭各自比较自由地培养孩子。但是，日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NICHD进行的这类调查研究在日本也是十分需要的，我们应该积极去从事这种调查。 所幸Sarah L. Friedman女士将再次来日本，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日本儿童学会学术集会（2010年10月2日～3日举行、川越市民会馆）中将会进行有关NICHD研究成果的特别演讲，希望有识之士踊跃参加。另外，10月9日、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也将邀请她参加公开研讨会，广泛讨论育儿问题，请各位届时参加，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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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与1992年卑尔根的国际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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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CRN英语版的“Koby的儿童科学”栏目登载了一篇我的论文《Child ecology: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children's problems in the world》（儿童生态学：解决世界儿童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是一篇很早以前的论文了，不过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非常让人欣慰。同时，也不由得让我回忆起1992年5月前往挪威的卑尔根召开国际会议的旅程。 该国际会议由挪威政府举办，主题为“处于危机中的孩子们（Children at Risk）”。我在此做了特别演讲，上文提到的论文就是以演讲内容为基础而写成的。此次国际会议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决心将一直思考的“儿童科学”体系化、成立“日本儿童学会”使其推广普及，并积极将其应用到解决“儿童问题”中去。 本期的所长寄语，我想在回忆卑尔根国际会议的同时，整理一下现阶段包括“儿童生态学”在内的 “儿童科学”的主旨，也想倾听一下大家对“儿童科学”的意见。 1992年的卑尔根国际会议是为了纪念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条约”，由挪威政府和挪威儿童科学研究中心（Norwegian Center for Child Research）共同举办。该会议邀请了全世界关心儿童问题的专家、学者，是一次综合的学术性会议。日本也有好几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玛塔•路易斯公主、布伦特兰首相、贝尔格特挪威儿童与家庭事务大臣、WHO、UNICEF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 之所以将“Norwegian Center for Child Research”中的“Child Research”译为“儿童科学”，是因为此次会议的综合性视角与我所思考的“儿童科学”非常接近。儿童原本就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诞生于世，而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成长、发展”，因此“儿童科学”必须重视这一双重性，应该是一门文理融合的科学，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科学。这一想法在卑尔根得到了强化。 卑尔根国际会议的10年后，本着“儿童科学”的理念，伦敦大学开设了“Child Study”专业。面向21世纪，过去以还原论为中心的科学向综合性、跨科学方向发展是一大历史潮流。特别是，与人相关的科学中这一倾向较强。“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是最具代表性的学科，在英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个人认为“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可以看作为“儿童的人类科学”。 我所提倡的“儿童科学”至少有3个支柱。第一，如何综合性地思考作为生物个体的儿童；第二，如何从“脑科学（Brain Science）”的立场出发思考儿童的全部活动；第三，如何从“儿童生态学（Child Ecology）”的立场出发思考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儿童。 我认为从“系统情报论”的立场对“儿童科学”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生物个体的儿童在父母的遗传基因的控制下，首先产生细胞，由细胞构成组织，再由组织构成器官，最后由各个器官构成身体系统。为了实现身体系统的机能，脑通过神经细胞建立起神经网络，进而形成控制身体和情感的程序。 例如：某一信息启动“动手”这一身体程序，脑的相应部位就会做出反应，胎儿的手就开始活动了。同理，某一信息启动“笑”这一情感程序，脑的相应部位就会做出反应，胎儿便开始微笑。相关程序的发展会使婴儿被逗笑、小学生看漫画而笑、中学生听相声而笑。 “系统情报论”不仅是科学思考儿童的身体成长的重要理念，对科学思考心灵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婴儿诞生时，其身体系统基本形成，实现其机能的基础身体和情感程序也已经建立。出生后，在周围生活环境的刺激下，通过基础身体和情感程序的发展和组合等过程，形成用身体进行复杂活动的身体程序和喜怒哀乐等情感程序。这一过程可以叫做心灵的发展。 上面提到胎儿也会笑，这是控制“笑”的最基础的情感程序。而母亲逗婴儿时婴儿发出笑声，这是基础情感程序与感知母亲的温柔、爱的理性情感程序两者互相结合，从而形成的较为复杂的神经机能。小学生看漫画而笑、中学生听相声而笑则是与更高级的情感程序相结合的结果。 进一步，从“系统情报论”的角度看一下“儿童生态学”，儿童生活在由家庭（微观生态系统）、幼儿园•学校（中型生态系统）、地区社会•国家（宏观生态系统）组成的生态系统中，不断成长发育。 综合考虑这些情况，我在卑尔根国际会议上建议：为了避免儿童陷入危机，作为“儿童科学”的一部分，应该确立“儿童生态学”来理解作为社会一员的儿童活动。 国际会议后，与会学者们相聚到了峡湾深处的饭店，从卑尔根到峡湾需乘车2小时后再乘船2小时。在此，大家主要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发行学术性儿童杂志《童年》（Childhood），另一个是用因特网把世界各国关注儿童问题的学者，研究者和实践者联合起来。篇首提到的我的论文《儿童生态学》很荣幸的登载在《童年》的第一期卷首。我从国立小儿医院退休，得到了倍乐生公司的支持，之后如大家所看见的那样，创建了CRN的日语版和英语版，接下来扩大到现在的汉语版。 尽管挪威之旅非常充实，但突然出现需要回国处理的紧急事件，我只得和朋友两个人乘坐小型水上飞机回到摩尔根。飞机从住宿的旅馆前静谧的港湾水面滑过，盘旋在五月依然笼罩着积雪的山巅，又越过几个港湾终于回到了摩尔根机场附近。然后转乘飞机至伦敦，结束了这次旅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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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解决育儿问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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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儿童问题的深刻程度还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是其发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日本正面临着少子化问题、育儿及教育问题、儿童虐待问题等等，举不胜举。其中的育儿问题对下一代的成长极为重要。 日本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应对少子化问题、儿童虐待问题，但是收效甚微。出生率得不到改善，与育儿问题深刻相关的儿童虐待现象的投诉也在直线上升。问题出自何处？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自身的机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于去年12月发表了《第二次关于婴儿父亲的调查》，该调查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解决育儿问题的启示。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父亲应该分担育儿责任的想法并不新鲜，至少20年前就被提出来了。可是，父亲即使想分担育儿责任，现实却不允许。而生活在地方的父亲较容易分担育儿责任，这一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首先，地方的生活节奏较慢，父亲有时间去分担育儿责任。 我个人认为包括育儿问题在内的儿童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富足社会的产生根源。为了社会的富足，人们必须努力工作；人口都集中到城市，男女一起工作来维持社会的富足。因此，在首都圈很难过上悠闲的生活。父亲即使想分担育儿责任也很难做到。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话，人的身心也得不到休息，社会将变得不融洽。因此，才会在马路上发生无差别杀人事件等。而人类在长期进化中所获得的善心、慈心、爱心也将减弱，进而出现了父母虐待自己孩子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不是应该牺牲一些物质上的富足，将生活水平下调到欧洲小国的标准呢。这样的话，人们的生活节奏将会放慢，大家都适度地工作，可以重新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样的话，将会重现充满爱心的城市，到处可以听见育儿的摇篮曲和童谣、不相识的路人也会互相打招呼、公交车里尊老爱幼…… 在这样的城市里，政府苦心制定的各项政策也一定能发挥出相应的效果。而如今这样缺少爱心的社会里，政府即便制定出多好的政策也很难顺利实施。 无论什么社会，为了各种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行，都必须思考制度实施的环境和实施方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当然离不开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而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策等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作为相关制度、政策的实施场所，也需要向其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和“爱心”等情感信息。而育儿相关的信息的提供，女性的智慧必不可少。 关西地区的一个小城镇里，有一个活跃着的父亲小组。每到周末，他们就和孩子们聚到一起，大家一起游戏活动。这样就会给母亲一定的自由，直接或间接地分担了母亲的育儿责任。询问父亲小组组长：“你们为什么组织了这样的小组呢？”，回答道：“是我妻子的提议”。 为了解决育儿问题，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将女性的想法导入到育儿、保育的实践之中。亲身经历了妊娠、育儿的女性们具有育儿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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