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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韩国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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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我第四次去韩国。回想起来，第一次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东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风波尚未平息，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出席了WHO在首尔举行的医学教育研讨会；第二次是在70年代前期，受韩国小儿科学会的邀请，我以东大教授的身份在首尔作了“肾炎的免疫学病理”的报告；第三次是80年代初，也是受到韩国小儿科学会的邀请，我以国际小儿科学学会会长的身份在首尔作了“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演讲。本次也就是第四次韩国之旅，我应韩国南部的国立晋州教育大学的邀请，阐述了“儿童科学”这一理念。 这次时隔30年的韩国之旅从5月24日开始，为期4天，我们访问了首尔和南部的沿海城市晋州。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本次韩国之旅的成行经纬。韩国的国立晋州教育大学校正计划筹建一所“儿童科学研究所”，并设立一个援助该研究所的财团。该大学通过调查，找到了日本的“甲南女子大学的国际儿童科学研究中心”（很可能是通过网络找到的），并发来邀请。这样，我作为“甲南女子大学的国际儿童科学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出访了韩国。如果不是在IT时代，这样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吧。 1996年从国立小儿医院院长退休时，我打算开始两项工作。一项是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连接全世界研究儿童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想法源自于1992年在挪威的卑尔根召开的国际会议。另一项是建立起“儿童科学”的体系并通过相关学会使其得到普及。其中，我退休后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得到了在甲南女子大学讲授我所倡导的“儿童科学”的机会，而且还得以创建了“国际儿童科学研究中心”。多年前创立的该研究中心竟然促成了本次韩国之旅，真可谓人生之幸事啊。 想必大家也有所了解，儿童研究网（Child Research Net）就是上文提及的网络沟通桥梁，而“日本儿童学会（Japanese Society of Child Science）”就是推广普及“儿童科学”的学会。让人欣慰的是，目前这两项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儿童科学”这一理念也渐渐地普及起来了。 此次韩国之行稍感遗憾的是我不懂韩语而用日语进行了演讲，而出色的翻译弥补了这一不足，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完全传达给了听众。演讲内容的主旨是解决儿童问题（Child issues）的研究离不开“儿童科学”。而“儿童科学”必须是跨学科、综合性的有关儿童的人类科学。关于这一理念，我已经在儿童研究网上多次阐述，相信广大读者也已经有所领会，我也非常希望韩国的各界人士能够理解这一理念。 本次韩国之旅印象最深的是韩国社会的富足。随着经济的发展，街道变得整洁了，人们都充满了活力。60年代末去韩国时，夜间不许外出；70年代、80年代去韩国时，每次都有很大变化，可都远不及这次。80年代韩国南部之旅，当时从首尔到釜山我们利用了经过大邱的高速公路，这次去晋州走的高速公路好像有一半左右是和上次相同的。从车窗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小城镇、小村庄，还有其间的树林和红色屋顶间露出十字架的教堂。 晋州是座拥有34万人口，以纺织业为主，宁静安详的城市。市内共有6所大学，也是座学术氛围很浓的城市。晋州教育大学在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大学中韩国排名第一。它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学，其始建于日本占领时期的师范学校，1963年提升为大学，1983年从2年制课程改编为4年制课程。 晋州与日本的关系可以追述到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曾率军两次攻打晋州，即文禄之役。据说，当时韩国的一位女英雄抱住日本的指挥官一起投河自尽，使韩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位女英雄的铜像今天还静静地屹立于河畔。 韩国之旅总会让我感受到韩国的文化、特别是韩国的古建筑与日本有很多共通性，身在韩国的城镇里会有一种回到日本故乡的感觉。这些可能是历史的印记。这次让我吃惊的是，有很多韩国人能说很流利的日语。特别是大学老师很多人都会说日语，来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衷心希望今后也能通过“儿童科学”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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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贫困与“福利儿童关爱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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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日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时常能够听见“儿童贫困”一词。特别是在与“儿童虐待”有关的福利领域。我第一次听到“儿童贫困”一词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小儿科学学会的一次董事会上，当时我担任董事。1980年代，在很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人们指出不仅发达国家、就连发展中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最贫困国家尤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为代表，其人口总量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0%，其中约40%的人口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1美元/天）、20%以上的人口不识字、20%的人口饱受战乱之苦、还有很多人死于艾滋病、该地区的平均寿命仅为45岁左右，这一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这些落后于全球化发展的贫困地区，因为贫困，孩子们处于饥饿状态，不能接受教育，甚至被各种感染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国际小儿科学学会也进行了商讨，想要为处于贫困之中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当时，我们首先采取措施援助非洲小儿科学学会，帮助他们提高水平。我作为会长及理事亲自到肯尼亚的内罗毕、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进行演讲、会见总统请求给与支持，这些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以国际经合组织（OECD）调查其成员国的贫困率并进行比较为契机，日本大约10年前提出了贫困、特别是儿童贫困问题。国际经合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在较发达的国家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开始出现贫困问题。特别是日本被指出存在儿童贫困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可能也同样存在儿童贫困问题，但相比之下日本最为严重。 “贫困”（poverty）被定义为由于经济理由很难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的状态。通常，“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说的“绝对贫困”是指那些露宿街头、处于饥饿状态人群的生活状态，世界银行的定义为每天的收入在1美元以下。所说的“相对贫困”是指在达到一定富裕程度的地区或国家，与富裕层相比而言的贫困状态。 国际经合组织定义的“相对贫困”为：首先计算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数的平方根所得数值的全国平均值（中间值），该中间值的一半作为贫困线，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相对贫困率”。 儿童的“相对贫困率”是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人口占总儿童人口的比率。日本厚生劳动省2007年发布的日本相对贫困率为15.7%，儿童的相对贫困率为14.2%（调查对象：2006年）。经合组织2005年前后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儿童相对贫困率（13.7%）在调查的30个成员国中排名第19位，高于平均值12.4%。儿童相对贫困率较低的国家有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奥地利，而较高的国家有土耳其、墨西哥、波兰、美国、西班牙。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法国的相对贫困率在较低国家中排名前5、6名，而意大利和德国儿童相对贫困率要略高于日本。可是，日本的儿童贫困率不仅居高不下，还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排名第一。 儿童的贫困为什么受到广泛关注呢？那是因为多项调查显示，儿童的贫困与儿童问题关系密切。美国的一项研究对密苏里州的某城市进行了调查，其中对儿童贫困率高达60%的地区与儿童贫困率仅为2%的地区进行比较得出了让人惊讶的结果。前者的虐待发生率、20岁以下的早孕率、低体重出生率、幼儿的死亡率分别为后者的250倍、30倍、4倍和40倍。 日本也有类似的倾向性。有报告指出：东京都内所发生的儿童虐待事件中，“经济理由”占首位，约为“疲于育儿”的1.2倍。其它还有诸如“单亲家庭”、“与近邻不和”、“夫妇不和”等原因，其背后也都存在“经济理由”的影子。就连“疲于育儿”也被指出与“经济理由”密切相关。 看了以上结果，人们一定会觉得日本的福利政策方面存在问题。我认为即便是超出了国家预算，只要是对儿童有益的福利，就是借钱也应该提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福利就是儿童关爱设计。 考虑到我们的将来，为了将孩子们培养成身心健康的未来建设者，我们现在必须对过去社会中的所有“物”和“事”重新进行儿童关爱设计。当务之急是拯救处于危机中儿童，进行儿童关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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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父期”和“成母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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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周五）到28日（周日），在神戸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第21回日本发展心理学会大会。第一天上午，围绕“妊娠生产育儿基本调查——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妇从妊娠期到育儿期父性和母性是如何发展的”的课题，举行了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的自发研讨会，我作为指定讨论者之一参加了座谈。 该研讨会的主持人是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的后藤宪子女士，同研究所的研究员高冈纯子、田村德子、以及御茶水女子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菅原masumi、研究员松本聪子、山梨大学酒井厚先生参与了讨论。另外，除了我以外，恵泉女学园大学大学院教授大日向雅美女士也是指定讨论者之一。讨论的内容请参考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最近出版的研究所报NO.5。本次的所长寄语，就来整理一下我在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 极端地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父亲参与育儿活动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但是，父亲是不是都在主动积极地去参加育儿活动，父亲育儿在21世纪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吗？当然，这里我们所限定的范围的是物质比较富足的发达国家。 很久以前，人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男的负责狩猎捕获动物，女的则负责采集植物和树木果实并以此做成食品。为了延续后代，女性进行着妊娠、出产、育儿的生命接力。这种始于狩猎采集社会的育儿原型，经过了几千年前的农耕社会，伴随着科技的进步，18到19世纪兴起了产业革命，导入了工厂机械工业，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以先进国家为中心社会逐渐走上了富足之路。继而小康社会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同时随着社会构造不断改革，为了维持富足的生活女性也走向社会，承担了工作，因此，男性参与到本来以女性为轴心的育儿活动之中是大势所趋。 女性结婚、生子成为母亲的时期叫做“成母期”，这是生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接力点，在女性的一生中具有特设的位置。文化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门下的达纳•拉法尔（Dana Raphael）曾指出，这个时期重要的是对母亲进行关爱（Mothering the Mother），也就是进行感情护理。她提出，大部分情况下出生的婴儿受到重视和祝福，而生完了孩子的母亲更应该受到重视。 在传统文化社会中，包括具有先进文化的社会在内，女性自身为了实现生命接力的重要责任，共同发挥智慧进行互助。拉法尔女士把那些相互帮助的人叫做导乐（Dola，接生婆），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帮助生育，而且对母亲进行感情上的护理。Dola一词本是希腊语中的“奴隶”之意，我们曾说过，在希腊Dola是受到尊重的女性。 21世纪的育儿活动少不了父亲的参加，当然的也就有了研究“成父期”的必要性。好的“成父期”跟“成母期”相同，两大支柱是“体验”和“学习”。不这样做，很难成长为一位父亲。过去男孩身边也经常能看到育儿活动，也许他们没有太多直接体验的机会，但通过耳闻目睹也能大致了解；但在当今的先进社会中，那种环境渐渐消失，所以在进入“成父期”前为他们准备体验和学习的机会是很重要的。 我曾经有一次问过灵长类动物学者Jane Goodall，黑猩猩是否也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答案是yes。排行最小的雌黑猩猩成为母亲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和体会喂养小黑猩猩的机会，所以少数黑猩猩不会养孩子，出现虐待。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生过几次宝宝有过育儿体验以后也能顺利地哺育孩子。既然雌黑猩猩如此，雄黑猩猩也概莫能外，Jane Goodall在非洲的研究中也提到了雄黑猩猩。人类的男性也一样，需要体验和学习育儿活动。 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是成为母亲还是父亲，情感护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护理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在1月份的“所长寄语”中我们曾说到过日本关西地区的父亲育儿小组，他们带着孩子一起进行体育运动和游戏，父亲之间也进行交流。如今的爸爸们也在开动脑筋齐心协力进行育子活动。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营造一种社会气氛，使男性参加育儿活动成为必然，休个产假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现在的社会中，男性为了育儿请假，直接去参加育儿活动还不太好意思的心理还很强，其实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接受人类进化的历史现实，男性也要光明正大的参加培养孩子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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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优育”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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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既是自然生物又是社会生物，作为自然生物出生，又作为社会生物成长。我们在任何时刻来考虑儿童问题（child issues），都离不开这一所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次，我们将从“优育”这个重要的角度来思考一下child issues。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issue的意思。issue的本义是“向外流出的物体”。无论是“发行刊物” 还是“出版物”，都有“流出”的意思；“问题”也是issue，因为是自内而外出现的。但是，日语的“问题”一词用英语来说，则有problem、question、issue 三种。problem是“需要研究，调查，讨论的问题”，question是“疑问”、issue则是“论点有分歧的问题”。 而“优育”的确是“论点有分歧”的问题。1954年（昭和29年）我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立志投身儿科，至今已将近60个春秋了。在这漫长的期间里，关于育儿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从战后的荒芜中恢复过来，随着电气化和机械化的发展，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在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变得富裕起来，育儿方式也随之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论点围绕着“保育”这个中心。 如文初所述，孩子是作为具有社会存在性质的生物被抚养长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保育”和“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可谓是一项重要的是社会技术。育儿活动是由以父母为中心的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进行的，由于在家庭中进行，所以育儿一直被定位为是以母亲为中心的一门“家庭技术”。但是，育儿的目的是培养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一般认为儿童的社会性在家庭教育中也能培养。 我小时候（1920～30年代）经历的育儿的确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周围没有幼儿园和其他保育设施。弟弟妹妹也几乎一样。战时食品匮乏，再加上躲避战乱、转学，育儿是非常辛苦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我生活在海军学校中，战后作为成人踏上社会，不过那时我所看见的育儿活动跟战前没有什么分别，总归是“母亲的活儿”。 日本从战后的废墟走向复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受益于朝鲜战争，经济上走向富强。到了60年代高度经济成长期的末期，育儿方式不断变化，“保育”成了重大的问题。 这与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民主主义政策影响下的社会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男女平等”、“女性走入社会”等现象，给育儿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再者，为了维持社会繁荣，需要女性劳动者的参与，因此对保育设施的要求不断提高，育儿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人们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保育设施的质和量上，“如果母亲不亲自培养孩子的话，是否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成为议论的焦点。 进入了197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育儿非母亲不可”以及“让别人带孩子对儿童心理发展有害”的“母子神话”依然盘亘在人们脑中，我也在电视等的育儿节目中强调过母亲的重要性。 但同时，将婴儿遗弃等事件开始层出不穷，小儿科的临床案例中也出现了“虐待儿童”、“无视”等事例，至今这些情况越发严重。换言之，无法承受育儿负担，无法成为合格母亲的现象增加，这也许跟支援母亲育儿的系统不够完善有关。 从那时开始至今，作为issue的育儿方式始终是个问题，甚至成为先进国家共同的宿命。说到底，这是“母亲不在家看孩子，究竟行不行”的问题。 在保育机构中长大的孩子，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很多人都担心心理问题。为了研究更好的抚养方式，首先我们要证明的是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也是没问题的。其中最好的方法是“追踪调查研究”（cohort study），这本来是免疫学上的方法，从事跟医学有关的人士都了解。“cohort”本来是指古罗马的步兵队的一个单位，指的是300-600人的集团。 在保育设施中，为了观察孩子们的语言发展、认知发展、母子关系、自制力、诚实等，以及是否会出现有问题的行为，孩子之间是否存在问题等，把孩子们分成适当的组，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踪和统计观察，将他们与在家庭中由母亲带大的孩子们进行比较，毫无疑问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方法。 科学大国美国于1991年由国家卫生研究所的NICHD（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开始进行一个追踪研究调查，对刚出生的1400名左右的婴儿进行调查。人们对出生后三年和四年半的数据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结果。在日本，还没有这样全国规模的调查研究，真是遗憾。 关于出生后三年间的数据，我们请来了NICHD项目中的核心研究员Sarah L. Friedman女士。在2000年7月召开的CRN国际研讨会2000中作了“思考21世纪的育儿”。我也翻译了NICHD的报告书并发表了评论，登载在《小儿科诊疗》杂志的第63卷第7号。关于出生后四年半的总结，希望大家参考日本儿童学会主编，菅原masami女士和松本聪子女士（翻译）的《保育的质量与儿童发展（从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长期追踪报告得出的结论）》（宝宝和妈妈出版社）。 从这些NICHD的保育追踪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保育会给儿童的心理发展造成障碍”的想法是没有可靠的科学的依据的。当然，要充分考虑到保育的人、设施以及保育的质和量等等。我所理解的好的育儿方式，是夫妇和睦，有爱孩子之心，对保育设施的利用有一定的理解，保育设施和家庭各自比较自由地培养孩子。但是，日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NICHD进行的这类调查研究在日本也是十分需要的，我们应该积极去从事这种调查。 所幸Sarah L. Friedman女士将再次来日本，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日本儿童学会学术集会（2010年10月2日～3日举行、川越市民会馆）中将会进行有关NICHD研究成果的特别演讲，希望有识之士踊跃参加。另外，10月9日、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也将邀请她参加公开研讨会，广泛讨论育儿问题，请各位届时参加，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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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与1992年卑尔根的国际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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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CRN英语版的“Koby的儿童科学”栏目登载了一篇我的论文《Child ecology: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children's problems in the world》（儿童生态学：解决世界儿童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是一篇很早以前的论文了，不过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非常让人欣慰。同时，也不由得让我回忆起1992年5月前往挪威的卑尔根召开国际会议的旅程。 该国际会议由挪威政府举办，主题为“处于危机中的孩子们（Children at Risk）”。我在此做了特别演讲，上文提到的论文就是以演讲内容为基础而写成的。此次国际会议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决心将一直思考的“儿童科学”体系化、成立“日本儿童学会”使其推广普及，并积极将其应用到解决“儿童问题”中去。 本期的所长寄语，我想在回忆卑尔根国际会议的同时，整理一下现阶段包括“儿童生态学”在内的 “儿童科学”的主旨，也想倾听一下大家对“儿童科学”的意见。 1992年的卑尔根国际会议是为了纪念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条约”，由挪威政府和挪威儿童科学研究中心（Norwegian Center for Child Research）共同举办。该会议邀请了全世界关心儿童问题的专家、学者，是一次综合的学术性会议。日本也有好几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玛塔•路易斯公主、布伦特兰首相、贝尔格特挪威儿童与家庭事务大臣、WHO、UNICEF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 之所以将“Norwegian Center for Child Research”中的“Child Research”译为“儿童科学”，是因为此次会议的综合性视角与我所思考的“儿童科学”非常接近。儿童原本就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诞生于世，而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成长、发展”，因此“儿童科学”必须重视这一双重性，应该是一门文理融合的科学，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科学。这一想法在卑尔根得到了强化。 卑尔根国际会议的10年后，本着“儿童科学”的理念，伦敦大学开设了“Child Study”专业。面向21世纪，过去以还原论为中心的科学向综合性、跨科学方向发展是一大历史潮流。特别是，与人相关的科学中这一倾向较强。“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是最具代表性的学科，在英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个人认为“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可以看作为“儿童的人类科学”。 我所提倡的“儿童科学”至少有3个支柱。第一，如何综合性地思考作为生物个体的儿童；第二，如何从“脑科学（Brain Science）”的立场出发思考儿童的全部活动；第三，如何从“儿童生态学（Child Ecology）”的立场出发思考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儿童。 我认为从“系统情报论”的立场对“儿童科学”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生物个体的儿童在父母的遗传基因的控制下，首先产生细胞，由细胞构成组织，再由组织构成器官，最后由各个器官构成身体系统。为了实现身体系统的机能，脑通过神经细胞建立起神经网络，进而形成控制身体和情感的程序。 例如：某一信息启动“动手”这一身体程序，脑的相应部位就会做出反应，胎儿的手就开始活动了。同理，某一信息启动“笑”这一情感程序，脑的相应部位就会做出反应，胎儿便开始微笑。相关程序的发展会使婴儿被逗笑、小学生看漫画而笑、中学生听相声而笑。 “系统情报论”不仅是科学思考儿童的身体成长的重要理念，对科学思考心灵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婴儿诞生时，其身体系统基本形成，实现其机能的基础身体和情感程序也已经建立。出生后，在周围生活环境的刺激下，通过基础身体和情感程序的发展和组合等过程，形成用身体进行复杂活动的身体程序和喜怒哀乐等情感程序。这一过程可以叫做心灵的发展。 上面提到胎儿也会笑，这是控制“笑”的最基础的情感程序。而母亲逗婴儿时婴儿发出笑声，这是基础情感程序与感知母亲的温柔、爱的理性情感程序两者互相结合，从而形成的较为复杂的神经机能。小学生看漫画而笑、中学生听相声而笑则是与更高级的情感程序相结合的结果。 进一步，从“系统情报论”的角度看一下“儿童生态学”，儿童生活在由家庭（微观生态系统）、幼儿园•学校（中型生态系统）、地区社会•国家（宏观生态系统）组成的生态系统中，不断成长发育。 综合考虑这些情况，我在卑尔根国际会议上建议：为了避免儿童陷入危机，作为“儿童科学”的一部分，应该确立“儿童生态学”来理解作为社会一员的儿童活动。 国际会议后，与会学者们相聚到了峡湾深处的饭店，从卑尔根到峡湾需乘车2小时后再乘船2小时。在此，大家主要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发行学术性儿童杂志《童年》（Childhood），另一个是用因特网把世界各国关注儿童问题的学者，研究者和实践者联合起来。篇首提到的我的论文《儿童生态学》很荣幸的登载在《童年》的第一期卷首。我从国立小儿医院退休，得到了倍乐生公司的支持，之后如大家所看见的那样，创建了CRN的日语版和英语版，接下来扩大到现在的汉语版。 尽管挪威之旅非常充实，但突然出现需要回国处理的紧急事件，我只得和朋友两个人乘坐小型水上飞机回到摩尔根。飞机从住宿的旅馆前静谧的港湾水面滑过，盘旋在五月依然笼罩着积雪的山巅，又越过几个港湾终于回到了摩尔根机场附近。然后转乘飞机至伦敦，结束了这次旅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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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解决育儿问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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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儿童问题的深刻程度还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是其发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日本正面临着少子化问题、育儿及教育问题、儿童虐待问题等等，举不胜举。其中的育儿问题对下一代的成长极为重要。 日本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应对少子化问题、儿童虐待问题，但是收效甚微。出生率得不到改善，与育儿问题深刻相关的儿童虐待现象的投诉也在直线上升。问题出自何处？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自身的机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于去年12月发表了《第二次关于婴儿父亲的调查》，该调查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解决育儿问题的启示。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父亲应该分担育儿责任的想法并不新鲜，至少20年前就被提出来了。可是，父亲即使想分担育儿责任，现实却不允许。而生活在地方的父亲较容易分担育儿责任，这一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首先，地方的生活节奏较慢，父亲有时间去分担育儿责任。 我个人认为包括育儿问题在内的儿童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富足社会的产生根源。为了社会的富足，人们必须努力工作；人口都集中到城市，男女一起工作来维持社会的富足。因此，在首都圈很难过上悠闲的生活。父亲即使想分担育儿责任也很难做到。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话，人的身心也得不到休息，社会将变得不融洽。因此，才会在马路上发生无差别杀人事件等。而人类在长期进化中所获得的善心、慈心、爱心也将减弱，进而出现了父母虐待自己孩子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不是应该牺牲一些物质上的富足，将生活水平下调到欧洲小国的标准呢。这样的话，人们的生活节奏将会放慢，大家都适度地工作，可以重新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样的话，将会重现充满爱心的城市，到处可以听见育儿的摇篮曲和童谣、不相识的路人也会互相打招呼、公交车里尊老爱幼…… 在这样的城市里，政府苦心制定的各项政策也一定能发挥出相应的效果。而如今这样缺少爱心的社会里，政府即便制定出多好的政策也很难顺利实施。 无论什么社会，为了各种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行，都必须思考制度实施的环境和实施方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当然离不开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而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策等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作为相关制度、政策的实施场所，也需要向其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和“爱心”等情感信息。而育儿相关的信息的提供，女性的智慧必不可少。 关西地区的一个小城镇里，有一个活跃着的父亲小组。每到周末，他们就和孩子们聚到一起，大家一起游戏活动。这样就会给母亲一定的自由，直接或间接地分担了母亲的育儿责任。询问父亲小组组长：“你们为什么组织了这样的小组呢？”，回答道：“是我妻子的提议”。 为了解决育儿问题，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将女性的想法导入到育儿、保育的实践之中。亲身经历了妊娠、育儿的女性们具有育儿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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