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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防止虐待儿童的橙色绶带接力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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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劳动省决定将11月份作为“防止虐待儿童宣传月”，在此期间不仅举办全国规模的研讨会，还呼吁各个相关团体和组织举办相应的宣传活动。 在我兼职担任所长的“儿童的彩虹”信息研修中心（公办民营的研修中心，为处理虐待问题的相关人员提供研修），11月8日星期天举行了橙色绶带接力赛；11月23日星期一（日本法定休息日）举办了公开讲座，其间由椎名笃子作了题为“通过漫画来实现防止虐待儿童”的演讲及座谈。现在，“虐待儿童”问题越来越严重，本期的所长寄语我们就借橙色绶带接力赛这一话题进行一下讨论。 国家之所以大力（“必须”一词可能更贴切）宣传“防止虐待儿童”，是因为父母――特别是母亲――虐待自己孩子的事件频繁发生，相关统计显示，包括致死事件（强迫性自杀等）在内每个月高达7起之多。 厚生劳动省将有确凿数字可参考的儿童咨询所的咨询件数作为“虐待儿童”问题的一般指标。这一指标从1990年的1101件激增至2008年的42664件，过去的18年增加了40倍。并有研究表明，儿童咨询所受理的咨询件数仅相当于实际虐待件数的三分之二，“虐待儿童”问题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当然，从前也存在“虐待儿童”问题。不过，出现在物质富足的当前社会中的“虐待儿童”问题，与过去物质贫困时代的“虐待儿童”问题有着质的区别。当然即便是物质富足的社会，虐待儿童的父母或家庭也可能处于贫困状态。但是，其贫困程度已经脱离了饥饿的底线。就连儿童科学的教科书都收录的“虐待儿童”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日本，通过战后复兴实现物质富足的20世纪60年代，儿童医疗的第一线就已经注意到了“虐待儿童”问题的存在。可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日本将每年11月定为“防止虐待儿童宣传月”的原因。 本文所说的橙色绶带接力赛是选手们通过传递绶带进行的接力式马拉松比赛。今年为第3次，分2个线路同时进行，东京线路的起点为东京都儿童会馆、湘南线路的起点为大矶湘南国际马拉松起点，终点都是横滨港未来21地区的日本丸纪念公园。并且，在出发点和中继点安排了各种活动，还向观众发放橙色的带子。本次共发放了5000条由志愿者制作的彩带。 我作为接力赛的执行委员会会长，与湘南线路的选手们一起跑完了最后几百米，冲过了终点线。东京线路的选手们慢了一些，虽然没能一起跑，但他们也同样精彩地冲过了终点线。参加本次接力赛的选手共126名，其中东京线路71名、湘南线路55名。 橙色带最早是由枥木县小山市的防止虐待团体“袋鼠OYAMA”制作的，非常遗憾的是没能得到普及。我曾经在某著名饭店里，偶尔发现其服务员也带着相似的带子，就不禁问道“你们是在宣传防止虐待儿童吗”，对方回答说 “是乳腺癌的宣传”。确实，他们的带子颜色是粉红色的。为了取得广泛的普及，橙色带子不是也应该再努力一下吗？ 11月份的防止儿童虐待宣传月期间将举办各种活动，其中NPO法人防止虐待儿童全国联络网也将每年举办“追悼虐待而死的儿童，赞扬生命的市民集会”。其中有一项比较让人感伤的活动——人们一起在烛光下为受虐而死的孩子们进行祈祷。 令人高兴的是，今年岐阜县和山口县也举办了橙色绶带接力赛。我们真心期盼橙色绶带越传越广，全社会都能开始关心虐待儿童问题，早日迎来虐待儿童现象根绝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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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家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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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昌盛的话，就应该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显著的变化。对此，我对最近进行了学术访问的两个国家——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中国——深有感触。本期我们就回想过去，谈一谈国家昌盛这一话题。 10月上旬，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逗留了1个星期。本来出席的学会为期2天，加上顺便为老朋友庆祝70岁生日，最初预定的行程为4天3宿。可是，日本至当地的直达班机只有新泻始发每周2班的线路。结果日程最终变更为1周。逗留的1周期间，在大学进行了学术讲座、访问了医院、出演了电视节目、还参加了晚上的音乐会、周末的郊游，非常充实。 我和哈巴罗夫斯克的交流始于国立小儿医院时代，当时治疗了一名前苏联的白血病儿童。前苏联时代，经济陷入困境，医疗方面也存在各种问题。患者当时想来日本进行治疗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所幸苏联是资源大国，通过国家的渔业林业等相关机构的融通，这名白血病儿童实现了日本之行，并且住院费用也是用现金一次性支付的。 面对两国之间患者的来往较难实现，人们开始考虑更为可行的方式，即通过双方互派医生来提高医疗水平。于是，我们开始了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儿科医生的交往。这样，我在前苏联时代访问了哈巴罗夫斯克2次、2000年后的俄罗斯时代去过2次。其间，哈巴罗夫斯克的儿科医生包括我的老朋友在内，也曾2度来东京。 众所周知，前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变，国家渐渐昌盛起来。哈巴罗夫斯克的街道变得整洁了，商店的商品也极大地丰富起来，顾客也络绎不绝。另外，教堂的圆葱式屋顶也变得金光灿灿，给我留下了印象。这样说可能有点失敬，但就连大学、医院的厕所都变得很干净了。人们脸上都充满了活力。前苏联时代访问哈巴罗夫斯克时，就连大学教授的工资也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和朋友饮酒对谈时，“真想让日本把我们占领了啊”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也反映了当时的严重情况。 中国的访问次数应该达到了2位数，去过北京、上海、广东、汉口、杭州、长春、长沙等地。最初大多是出席小儿科学学会，特别是过敏学学会。最近大多是出席儿童科学会议。近几年，去上海的次数较多，11月上旬出席的东亚儿童科学交流项目在上海逗留了4天3宿。 现在，中国经济正在赶超日本，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可是，回想起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时，我作为小儿过敏学专家访问了北京，入住了当时最高级的北京饭店。当时的北京饭店灯光昏暗、女接待员不顾客人只顾聊天，真是硬件、软件都遭透了。大街上，自行车比汽车多，还是一幅贫困景象。 80年代，我作为国际小儿科学会会长和理事们一起访问了北京，邀请中国小儿科学会的会长加入国际小儿科学会。当时的印象仅仅是饭店的条件稍微改善了一些。随着中国的国际化，2001年主办了国际小儿科学会、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北京、上海的街道变得整洁起来、饭店也宽敞明亮，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得到了极大改进。印象最深刻的是，街道上充满了汽车、城市充满了活气；和哈巴罗夫斯克一样，人们都精神饱满、衣着讲究。 此次上海之旅，我感到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富足程度仍要弱于俄罗斯。为了准备明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海各处全然一新、高层建筑也如雨后春笋般接连耸起，可是这种繁荣景象似乎并没有渗透到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中。中国经济从整体上看虽然处于世界的前列，可是从13亿人的人均水平来看，还远远处于世界100名以下。 想想看，日本也经历过相同的时期。像我一样，昭和初期出生的一代人经历了二战前的贫困生活、战败后的一片荒凉，同时也经历了60年代开始的经济腾飞。今天，虽然日本的经济面临着各种问题，但是我衷心希望日本能继续保持其国家的昌盛，并把这种恩惠分享给每个国民。俄罗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人们的期待应该是相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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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的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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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于9月11日在御茶水女子大学举办了第4次东亚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除中国学者外，韩国学者也加入进来，意义重大。 首先，日本的小泉英明先生（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董事级别研究员）做了题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和脑科学”的基调演讲。之后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家雄教授作了题为“以早期阅读为平台，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的特别演讲。此外，姜勇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作了“上海市幼儿园教师文化状况调查”、张明红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的演讲。 最后举行了题为“影响幼儿读写能力学习的社会文化因素―日韩中比较”的研讨会。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内田伸子教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李基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念丽副教授就各国儿童语言的发展与“家庭教育方式”的关系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家庭教育方式分为：“共有型”（重视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对孩子的体验共享共有）、“强制型”（以大人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或以力量压制的教育）、“养育负担型”（对养育孩子感到负担很重，对养育孩子没有自信或放任自流两个极端）。结果显示：日本和韩国的家庭教育方式比较接近，中国稍有不同。比起“强制型”，在“共有型”的家庭教育方式下，孩子表现出更好的读写能力。研究结果非常耐人回味。 本次学术交流会的内容将登载在儿童研究网（本网站）和相关出版物上，这里就不做详述了。考虑到日本将要从小学开始实施英语教育的现状，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小泉先生的发表，这里我就谈一谈我所理解的内容和自己的一些见解。 小泉先生指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文法理论主张世界上的多种语言都存在着共通的语法（普遍语法）。语言之所以不同，是由于几种“开关”之间的相互切换和词汇相异。在母语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初始开关就设定为母语。但说话的时候每次都要进行言语开关切换的话，就会出现类似日本的英语教育那样的结果。我们举一个例子，“我想在书店买一本花的相册”。日语语序为“本屋で花の写真集を買いたい”（逐语翻译为中文的语序时“书店在花的相册买想”）。用一般的英语来表达，语序就会完全相反，需要对六个位置作出调整，变为 “I want to buy a photo album of flowers at a bookshop”（即“我想买一本相册的花在书店”）。这种语序转换方式就是所谓“转换head position的开关”。如果我们需要依赖这种转换进行翻译的话，即使是如此简短的句子，也会在短时间内给大脑造成巨大的负荷，因此可以断言，在以毫秒为单位进行语言表述时，人们是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反应和处理的。因此一旦开始说外语，我们就必须把头脑中的开关直接设定为既定目标语言，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倡的“用英语思考”的理念。 另外小泉先生提到音乐中的“乐感”。乐感有“绝对乐感”和“相对乐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绝对乐感”有助于语言的进化。的确，我们说话时，声音中的抑扬顿挫和节拍与词语意思互相结合，在语言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判断出父母分别说的“早上好”的意思是相同的，这种能力属于“相对乐感”。对人类来说，能够感知相对不同的“相对乐感”要比“绝对乐感”重要。可能人们大多认为“绝对乐感”更为重要，可是“绝对乐感”并非人类所特有，鸟虫等动物也具有“绝对乐感”。 婴儿会在与父母及身边亲人的交流中自然习得语言，当父母为跨国婚姻说不同语言时，婴儿在与其交流中会自然掌握两种语言。我认为这种现象会对幼儿的外语教育产生某种启示。特别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玩耍过程中的交流对幼儿的语言发展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有必要开发有效利用玩耍的教育方法。说得极端点，既然幼儿具有自然获得语言的能力，就应该让他们自然地去获得某种语言。为此，我想有必要从脑科学的立场来解明语言获得能力具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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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爱子之歌音乐会”
（200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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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我受到NHK（日本中央电视台）仙台播放局的某相关团体的邀请，作为日本摇篮曲协会会长出席了在东北大学百年纪念会馆川内荻音乐厅举行的“NHK爱子之歌音乐会——滋润儿童心灵之歌・来自父母的礼物”。 我出席NHK的该节目，本次是继1991年、1992年在东京举行之后的第三次。 这次和东京参加节目时稍有不同，正式演出的前一天中午和当天一共进行了两次彩排，所以我也在仙台住了一晚上。NHK的相关工作人员在这两天之内工作紧张而辛苦，他们为了本场音乐会在东北地区电视台上映的热忱深深感染了我，我很想对他们道一句：你们辛苦了！ 从下午开始开幕的音乐会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在音乐会中以“儿童养育与摇篮曲”为题进行了不到15分钟的致词，而工作人员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我。 仙台广播台的“爱子之歌”，当然不只是指摇篮曲，其中既有童谣，也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和适合亲子共同演唱的歌。演出者均为东北出身，有我久闻大名的女高音歌手菅英三子，钢琴家田村纱江、仙台爱乐管弦乐团以及指挥岩村力、仙台广播合唱团和NHK仙台少年少女合唱队。主持是歌谣姐姐——角田亮子和主持人津田聪一朗，正所谓“豪华阵容”。 为了能让大家想象到“爱子之歌音乐会”的盛况，我来介绍一下其过程。首先，在管弦乐的伴奏之下，菅英三子用优美的女高音演唱了舒伯特的《摇篮曲》。继而在田园纱江的钢琴伴奏下，响起了东北的摇篮曲《睡吧睡吧》（流传于宫城县的若柳地区）和《おらのおんぼこ》（意为“我的宝贝”，流传于弘前地区）。 “おんぼこ”是当地方言，据说是“可爱的婴儿”的意思。接下来是仙台广播合唱团的女声合唱《金五殿还是五郎殿》（流传于岩手的紫波）。然后，菅英三子在管弦楽伴奏之下再次演唱東北之外有名的摇篮曲《竹田摇篮曲》（京都）和《中国地区的摇篮曲》（这里是指日本的“中国地区”，包括广岛和山口等几个县），以及新摇篮曲《回忆中的摇篮曲》（作词：别所实、作曲：池边晋一郎）。《竹田摇篮曲》的演唱较往常不同的地方是混入了和声，所以听来别有一种淡淡的寂寞。 接下来就轮到我上场，进行了简短致词《摇篮曲和育儿》，稍后再说。之后是角田亮子的独唱，再接下来是与岩崎健一郎指挥下的NHK仙台少年少女合唱团的合唱，共演唱了8首欢快的歌曲，有《彩虹的那边》，“拍手游戏”时联奏《绑起来解开》（作词不详，作曲：让•雅各•卢梭）、《大栗树下》（英国民谣）、《熊猫・兔子・考拉》（作词：高田广尾、作曲：乾裕树）、《拳骨山的狸》（童谣）等。再接下来是父母和孩子的合唱《玩具恰恰恰》（作词：野坂昭如、作曲：越部信义）、《古老的大钟》（译词：保富康午、作曲：亨利・格雷・瓦库）、《散步》（作词：中川季枝子、作曲：久石让）。欢乐的音乐飘扬在大厅里，相信其中一定有很多受到大家喜爱的歌曲吧。 最后管弦乐队演奏了三首世界著名的摇篮曲，哈恰图良的芭蕾组曲《加雅涅》中的摇篮曲，加布里埃尔•福莱的《摇篮曲》，Igor Fyodorovitch Stravinsky的芭蕾组曲中的《火之鸟摇篮曲》。福莱的《摇篮曲》是乐队首席的小提琴独奏。每首都是著名的的演奏，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以前作为NHK交响乐团的会员时听过的那些演奏。 在最终乐章的时候，所有参加者一起上台，跟所有观众一起演唱《摇篮曲》（作词：北原白秋、作曲：草川信）。这是最近在多伦多的儿童医院里，皇后陛下演唱过的曲目。我自然也沉浸在听摇篮曲时常常感觉到那种母亲的温柔里，轻轻地合着。 下面说一下我在上台时的发言，其内容正是2005年8月和2007年6月的“所长寄语”中所谈到的。 我收到特邀前往仙台，是因为我担任着日本摇篮曲协会的会长。第一代的会长、摇篮曲研究专家松永伍一先生去世后，在理事长西舘好子女士的盛情邀请下，我担任了下一任的会长。我几乎没从文学、社会以及历史的角度学过摇篮曲，却有一个美好的初衷，那就是希望不仅是母亲、还有父亲以及跟养育孩子有关的所有人都能轻轻唱起摇篮曲，在日本的每个城市里，只要侧耳倾听，便能听到摇篮曲。大家共同努力教育培养儿童，共建温情的社会。这次正是作为会长履行我的职责，让大家见笑了。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虽然并非人人衣食无忧，但物质已经丰富到足以使无家可归的人也可以靠捡盒饭活下去甚至得内臓脂肪症的程度。但心灵的富足又如何呢？日本社会既有儿童教育的问题，又有犯罪多样化的问题，整个社会变得问题重重。人们似乎总是在焦虑不安，我们每天都能从电视或报纸上得知有些人为了不起眼的小事去杀人放火。 说起儿童培养问题，父母们不仅很难与孩子心心相连，担负起为人父母的重任，反而会对孩子拳脚相加。在我国的某个地区，虐待孩子致死的悲剧竟然一周达到两次。 我觉得，摇篮曲不仅能直接对孩子心灵的成长产生良好的影响，也能唤起父母的育儿责任感，在整个社会形成关爱幼儿的风气，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NHK每天及每周坚持在同一时间段在电视和广播里播放摇篮曲、童谣和其他儿童歌曲，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次受到他们的邀请去出席仙台的关爱儿童音乐会，更使我加深了对他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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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就让孩子们尽情玩吧
（200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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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气候反常，出梅时间也很晚，进入夏天更是酷暑难耐，电视上常常出现孩子们在泳池里快乐游泳、水花飞溅的镜头。 说起夏天孩子们的游戏，当然要提到“戏水”“游泳”等跟水有关的游戏了，回想起自己小学的暑假，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游泳池和游泳。我小学时住在东京杉并区的善福寺附近，学校里没有泳池，而是要到东伏见的早稻田大学的泳池去。距离并不近，我总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顶着炎炎烈日，汗流浃背地走过去。快到的时候，老远就能听见孩子们的欢笑声，一看见那排跳台，就不由自主得飞奔过去。 “暑假”一词，正式一点来说是“暑期放假”或“暑期休假”等，其定义是“为了缓解炎夏时儿童学习效率低下以及出于保健的目的，各自治区教育委员会所决定的非上课期间”，因为是各地的教委自行决定，所以暑假也是因地而异的。 “教育委员会”是日本被以美军为中心的GHQ占领统治时期的产物，以前并没有。战后的1946年（昭和21年），GHQ邀请美国政府第一次教育使节团来日，根据其意见大幅改革了战前教育制度，建立了教委。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成长于昭和年间，战前的暑假也是要休息的。明治政府导入以欧美的教育制度为范例的近代学校制度的时候，就应该有暑假了。 不过认真一查，我发现1872年（明治5年）导入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能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仅限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政府对暑假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直到1879年（明治12年）颁布了教育法令，儿童有义务去上学之后，1881年（明治14年）公布的小学学校纲要中才开始规定星期天、寒暑假和节假日以外需要上课，那么寒暑假是没必要上课的。从学校教育开始之后过了十年之久，暑假才正式写入明文规定。 上学的孩子们在暑假中不用去学校，这么一来在家里轻松快乐地玩以及锻炼身体便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当然，运动和体育也是相当于“玩”的活动，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们各有不同的运动方式。不过近来，看漫画、电视以及“拇指族”们玩游戏等不再需要活动全身的“玩”也逐渐增加，可我觉得，让身体动起来是玩的一大特征。 这可能是个有些艰深的话题，但孩子们兴致勃勃做运动，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趁此机会，我们来一起想想吧。在进入学校之前，幼儿的“玩”和“学”是互为表里相互融合的，能常常接触到孩子们的小儿科医生和幼儿园阿姨们会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但是开始上学以后，玩和学开始变得泾渭分明，活动身体的“玩”被冠之以“体育”之名，成为“学”的一个环节。 从教育学上来考虑“玩”的意义，是自福禄贝尔（1782-1852）以后进入近代开始的。他认为“玩”是孩子自由表达自身的方式，是善良的源泉，而“玩”的时候伴随着欢乐和笑脸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从“儿童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玩”，要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来看。从生物性的层面来说，无论是世界上哪里的儿童的“玩”，都有普遍和共通的东西；而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其行为与大人相似。换句话说，玩是依存于个别文化的。日本和非洲的孩子都会相互追逐，建造秘密的小家。男孩会模仿大人开车的动作，女孩则会玩过家家。玩是普遍的，也是依存于文化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以及文化的演变，玩的内容也在逐渐改变着。前者只要看看孩子们成长的身影就会发现，后者看看上面的游戏就会明白。 近代的教育制度使“学”和“玩”一分为二，但既然是拥有同一个大脑的人类的活动，两者自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曾经说过，人的脑是从脊椎动物的鱼和鳄鱼等的“生存运动脑”进化而来的，“生存运动脑”是控制生存所需的身体机能和动作等的程序的中心。进化出袋鼠祖先等哺乳动物以后，为了在生存竞争中获胜，动物们不仅出于本能繁衍后代，更通过感情来与同伴构建群体，继而为了在战争中获胜，旧皮质得到发展，出现本能情绪脑。结果，生存运动脑进化成为身体程序强化的本能情绪脑。其中最发达的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人类建立了从科学技术到艺术宗教等文化和文明，拥有具有知性和理性的心理程序的大脑。 通过上述脑的进化历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各种心的程序，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使身体程序运行而进化出来的，如果控制本能情绪的心的程序不进化，那么控制知性理性的程序也无法继续进化下去。旧皮质上存在的控制情绪的心的程序，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 因此，孩子们大脑中的心与脑的程序是相互影响的，身体的程序启动之后，情绪和知性理性的程序也能顺利运行。这个结论是我观察了身边的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近二十年得出的结论。经常运动的学生比起不运动的学生，学习起来更加游刃有余。简言之，他们不用如何刻苦努力，照样能跟得上上课进度。 所以我很想跟诸位爸爸妈妈们说：暑假，就让孩子们尽情玩吧。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运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对知性和理性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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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免疫到过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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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的所长寄语中，我们谈到了现在生殖辅助医疗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同时在生命伦理学方面还存在问题。生殖辅助医疗主要是指体外受精，它正对“再生医疗”（Regenerative Medicine）产生影响。本期我们就来谈一谈再生医疗。 通常所说的再生医疗是指：利用细胞和基因人工地制造出人体必需的组织和器官，并将其移植到患者身上发挥相应的身体机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因为先天疾患及各种事故而失去了某一身体组织或器官，进而丧失了相应的机能。为了使组织、器官的构造和机能恢复正常并获得再生，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达到治疗的目的。可是，多数情况只有通过移植别人的组织或器官来进行治疗。这不仅存在排斥反应的问题，还有数量上的限制。再生医疗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曙光。 人们已经尝试性地制造出了治疗烧伤用的皮肤、白内障用的角膜、心肌障碍用的心肌、运动障碍用的骨和软骨、神经障碍用的神经细胞、治疗糖尿病用的胰岛素分泌细胞等，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实用化。 为什么体外受精会对再生医疗产生影响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体外受精的过程吧。通过手术取出排卵前的卵子移植到培养器中，注入精子制造出受精卵。其后，将受精卵通过类似人工授精的方法植入母体，达到妊娠的目的。 正常妊娠中的受精及受精卵着床于子宫内膜前是在女性体内完成的，而体外受精是在女性体外进行的。可是，人外授精的成功率只有20%左右。这一结果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女性体内进行的妊娠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解之谜。 体外受精产生的受精卵在体外培养过程中也不断以2的n次方的速度进行细胞分裂，发展为细胞群的胎芽。细胞群表面的细胞将发展为胎盘，而内部的细胞则是具有发展为构成胎儿身体的所有组织和器官能力的万能细胞。这种细胞被称为“胚胎干细胞”、“ES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 胚胎的英语为“embryo”，是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和增殖形成的细胞群。通过培养ES细胞，并对其细胞核中的基因进行操控，就能制造出必要的组织或器官。 1920年，人们开始了解到初期的胚胎中存在决定其分化方向的部位。使用从该部位提取的特定蛋白质分子、激活素对ES细胞进行处理后，可以制造出各种组织和器官。现在相关试验已经获得成功。神奇的是，通过改变激活素的浓度，并加入其他有机酸就能制造出肾、脾、筋、血球等不同的组织和器官。 并且，早期的ES细胞也能发展为完整的胎儿。体外受精中，一卵双胞胎、三胞胎等多胞胎较多的事实也对此作出了证明。自然妊娠中一卵双胞胎的几率仅为0.5%，人为性的操作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如上文所述，要通过人的ES细胞制作出再生医疗用的组织、器官，必须从细胞核的基因中找到相应的基因并使其发挥作用。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才能找到相应的基因、如何才能使其发挥作用。为此，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在积极地进行论证。 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像ES细胞这样的万能细胞仅存在于胎儿或新生儿的组织和器官中。经过近10年来的研究发现，成年人的组织和器官中也存在万能细胞。也许是生命体为了防备何时何地发生的紧急情况，而使其自身具备了修复、再生受损组织和器官的能力。这种万能细胞叫做“成体干细胞”。 最有代表性的是骨髓细胞，其中存在较多的干细胞。因此骨髓移植在白血病的治疗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另外，已经通过相关的组织培养证明了在皮肤、肌肉、血管等组织中也存在“成体干细胞”。可是，和ES细胞相比，“成体干细胞”已经进行了分化，其万能性相应降低，可以制造的组织和器官也很有限。 移植是再生医疗的主要技术。对于这一技术来说，通过人的ES细胞制造组织和器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利用患者本人的ES细胞，就可以防止移植时的排斥反应。可是，实际应用中还有很多问题，再生医疗也需要进一步发展。 例如，即便是使用体外受精过程中剩余的受精卵来提取ES细胞，也无法逃避生命伦理问题。为此人们制造出了不使用受精卵就能造出ES细胞的iPS细胞。研究发现，在人体的体细胞（例如：皮肤细胞）中导入细胞核中的4个基因使其初始化就能造出ES细胞一样的万能细胞。这就是被叫做“人工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细胞）的干细胞。与利用受精卵相比，生命伦理的问题较少。并且从人体自身的皮肤细胞就可以制造出iPS细胞，这为再生医疗的发展敞开了大门。 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再生医疗的话，那就是“克隆人”。为了制造出更多的强悍士兵、优秀的宇航员，为了实现因病即将去世的病人获得重生的愿望，理论上可以造出克隆人。当然，这种想法是人类的禁区。 克隆技术始于1997年Nature杂志封皮上刊登的“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取出某只羊的细胞核，并用其取代另一只羊的卵子细胞核并进行培养，之后植入母羊的子宫内，卵子开始分裂，最终实现了克隆羊的诞生。 可以操控人类繁衍的生殖辅助医疗在推动再生医疗发展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它将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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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ES细胞到克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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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的所长寄语中，我们谈到了现在生殖辅助医疗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同时在生命伦理学方面还存在问题。生殖辅助医疗主要是指体外受精，它正对“再生医疗”（Regenerative Medicine）产生影响。本期我们就来谈一谈再生医疗。 通常所说的再生医疗是指：利用细胞和基因人工地制造出人体必需的组织和器官，并将其移植到患者身上发挥相应的身体机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因为先天疾患及各种事故而失去了某一身体组织或器官，进而丧失了相应的机能。为了使组织、器官的构造和机能恢复正常并获得再生，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达到治疗的目的。可是，多数情况只有通过移植别人的组织或器官来进行治疗。这不仅存在排斥反应的问题，还有数量上的限制。再生医疗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曙光。 人们已经尝试性地制造出了治疗烧伤用的皮肤、白内障用的角膜、心肌障碍用的心肌、运动障碍用的骨和软骨、神经障碍用的神经细胞、治疗糖尿病用的胰岛素分泌细胞等，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实用化。 为什么体外受精会对再生医疗产生影响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体外受精的过程吧。通过手术取出排卵前的卵子移植到培养器中，注入精子制造出受精卵。其后，将受精卵通过类似人工授精的方法植入母体，达到妊娠的目的。 正常妊娠中的受精及受精卵着床于子宫内膜前是在女性体内完成的，而体外受精是在女性体外进行的。可是，人外授精的成功率只有20%左右。这一结果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女性体内进行的妊娠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解之谜。 体外受精产生的受精卵在体外培养过程中也不断以2的n次方的速度进行细胞分裂，发展为细胞群的胎芽。细胞群表面的细胞将发展为胎盘，而内部的细胞则是具有发展为构成胎儿身体的所有组织和器官能力的万能细胞。这种细胞被称为“胚胎干细胞”、“ES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 胚胎的英语为“embryo”，是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和增殖形成的细胞群。通过培养ES细胞，并对其细胞核中的基因进行操控，就能制造出必要的组织或器官。 1920年，人们开始了解到初期的胚胎中存在决定其分化方向的部位。使用从该部位提取的特定蛋白质分子、激活素对ES细胞进行处理后，可以制造出各种组织和器官。现在相关试验已经获得成功。神奇的是，通过改变激活素的浓度，并加入其他有机酸就能制造出肾、脾、筋、血球等不同的组织和器官。 并且，早期的ES细胞也能发展为完整的胎儿。体外受精中，一卵双胞胎、三胞胎等多胞胎较多的事实也对此作出了证明。自然妊娠中一卵双胞胎的几率仅为0.5%，人为性的操作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如上文所述，要通过人的ES细胞制作出再生医疗用的组织、器官，必须从细胞核的基因中找到相应的基因并使其发挥作用。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才能找到相应的基因、如何才能使其发挥作用。为此，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在积极地进行论证。 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像ES细胞这样的万能细胞仅存在于胎儿或新生儿的组织和器官中。经过近10年来的研究发现，成年人的组织和器官中也存在万能细胞。也许是生命体为了防备何时何地发生的紧急情况，而使其自身具备了修复、再生受损组织和器官的能力。这种万能细胞叫做“成体干细胞”。 最有代表性的是骨髓细胞，其中存在较多的干细胞。因此骨髓移植在白血病的治疗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另外，已经通过相关的组织培养证明了在皮肤、肌肉、血管等组织中也存在“成体干细胞”。可是，和ES细胞相比，“成体干细胞”已经进行了分化，其万能性相应降低，可以制造的组织和器官也很有限。 移植是再生医疗的主要技术。对于这一技术来说，通过人的ES细胞制造组织和器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利用患者本人的ES细胞，就可以防止移植时的排斥反应。可是，实际应用中还有很多问题，再生医疗也需要进一步发展。 例如，即便是使用体外受精过程中剩余的受精卵来提取ES细胞，也无法逃避生命伦理问题。为此人们制造出了不使用受精卵就能造出ES细胞的iPS细胞。研究发现，在人体的体细胞（例如：皮肤细胞）中导入细胞核中的4个基因使其初始化就能造出ES细胞一样的万能细胞。这就是被叫做“人工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细胞）的干细胞。与利用受精卵相比，生命伦理的问题较少。并且从人体自身的皮肤细胞就可以制造出iPS细胞，这为再生医疗的发展敞开了大门。 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再生医疗的话，那就是“克隆人”。为了制造出更多的强悍士兵、优秀的宇航员，为了实现因病即将去世的病人获得重生的愿望，理论上可以造出克隆人。当然，这种想法是人类的禁区。 克隆技术始于1997年Nature杂志封皮上刊登的“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取出某只羊的细胞核，并用其取代另一只羊的卵子细胞核并进行培养，之后植入母羊的子宫内，卵子开始分裂，最终实现了克隆羊的诞生。 可以操控人类繁衍的生殖辅助医疗在推动再生医疗发展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它将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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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渴望孩子的女性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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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向井亚纪（电影演员）和高田延彦（前职业摔跤选手）夫妇向日本法院提交了申请，要求法院承认他们在美国通过代理生育出生的双胞胎为自己的孩子，并给予出生证明。遗憾的事，法院裁决为“不予认可”。大家可能已经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本文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这一问题。 所谓的生殖辅助医疗是指：为了那些无法通过自然怀孕而生育的夫妇，利用现有的医疗技术让他们实现拥有自己的孩子的梦想。 生殖辅助医疗起始于人工将精子注入子宫的人工受精。在日本，人工受精始于战后的1948年。可是，生命的延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参与其中，人工受精也仅仅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为此，人们想出了使卵子和精子在体外人工受精之后，再将受精卵植入女性子宫进而实现生育的方法。该方法日本于1983年获得了成功，从人工受精法到体外受精法经历了35年。培植人类的卵子使其受精并植入子宫的技术非常复杂，但是即便是利用该技术成功率也只有20%左右。 据说：2004年通过体外受精技术诞生了大约18，000名婴儿，是5年前的1.5倍。这些婴儿大多发育正常，可是当接受受精卵的女性年龄较高时，妊娠中会出现很多问题。 此外，由于某种理由而不能将受精卵植入子宫的场合下，例如那些患了必须摘除子宫的疾病而失去子宫的女性委托第三者的女性（代理母亲），利用其子宫生产就是“代理生育”。向井亚纪是在法律上认可代理生育的美国某州进行的。 生殖辅助医疗获得进步的背后是畜产学的进步和发展。为了生产出优质的牛、猪肉，提供优质的羊毛的羊，跑得更快的赛马而进行的相关研究，带动了理论和技术的进步，进而被应用到我们人类身上。 读到这里，我想大家也都各有所思吧。有人会想“没有必要这样吧……”，也有人会想“应该进一步研究下去……”。现在在体外受精、代理生育过程中，即使想使用夫妇以外第三者的精子或卵子也是可能实现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与此相应，“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也渐渐倍受关注。“生命伦理学”诞生于1960年代，旨在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中的伦理问题，进入1970年开始活跃起来。该学问的出发点是“生存科学”的理念，即思考人类如何在有限的地球中生存下去。在此基础上，与伦理学、生命科学、医疗问题等相结合，就产生了“生命伦理学”的体系。除了生殖辅助医疗问题外，人体试验、安乐死、心脏移植、基因研究等很多问题都被从生命伦理学的立场进行了讨论。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从生命伦理学的立场出发设立了“生殖辅助医疗会议”，开始讨论代理生育问题。2003年虽然承认了人们有权获知精子、卵子、受精卵的提供及来源，但同时又制定了禁止代理生育的报告书，日本妇产科学会也持同样态度。 现实中相关的技术和方法已经存在，那些想要孩子的女性该何去何从呢？我想这正是女性应该表明态度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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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满开春光烂漫
（200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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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盛开的季节，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春光烂漫”一词，据说“烂漫”本身就是“繁花满开绚烂已极”之意。日本人普遍认为樱花是各种春花中的佼佼者。不管世事如何纷纭、人生如何变幻，樱花总是一年一度与春同在。 按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樱花灿烂的四月正是新学年的开始，纬度较高的北海道和纬度较低的冲绳，樱花的花期会有所偏差。说起往事可能会让各位见笑，我对樱花的记忆要追溯到刚上小学时的入学式，不知怎的当天胆小得不敢进校门，是母亲牵着哇哇大哭的我硬把我拽进校门的。一瞥之下，发现校门边有一株细细的樱花树，正安安静静地擎着满树的花。如今回忆往昔，不由感概-----我也曾经是一个那样的孩子啊。谁都无法预料孩子的将来会是怎样的，不是吗？ 昭和的年历经过十载，随着以“事变”为名义的战争打响，日本进入了世界大战的时代。我的脑海中的那时候，没有留下丝毫像今日这样载歌载舞赏花行乐的记忆，然而樱花却依然地随着春天如期而至，向人们传播着春日到来的讯息。 战争末期，我在濑户内海的江田岛上的海军学校里迎来过两度春天。江田岛上樱花众多，四月果真是樱花枝头春意闹。昭和19年的春天，大家还仍有赏花的余兴，但败战之年的昭和20年的春天，谁都再也没有了这种雅致。当时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2月硫磺岛、3月末冲绳相继被美军攻克，正是国难当头走投无路的时候。美军机动部队接近日本近海，从航空母舰腾空而起的舰载战斗机“格鲁曼”在江田岛的上空不断流连盘旋，有时会突然一个俯冲，向躲进防空战壕的我们用机枪扫射。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当它们攻击完毕飞机返航的时候，我们甚至仰起头就可以看到机内美军飞行员的脸。------而那时，樱花也在山里飘零。 战争终于完结，和平终于来临，樱花也变得特别起来。开始在是东京大学驹场的教养学部，校园里有很多棵樱花树，四月里繁花似锦。战后的前三年我是在驹场度过的，当时还是旧制第一高中时代，大家都住在学生宿舍里，一边畅饮啤酒，一边唱宿舍歌，感受着年轻的美好，体验着和平的珍贵。直到现在，室友们仍然每年都要在樱花盛开之时欢聚一堂，忆苦思甜，兼春游赏花。可惜今年我有事没能前去参加。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年特别牵挂樱花。电视和报纸纷纷报道说由于地球变暖，樱花开花时期提前，可我以前倒没有注意过。我每周三次要从世田谷穿高速公路到神田，路上总要看看樱花树。往霞关方向开的时候，要路经一条隧道，直到来到代官町，眼前才会一下明亮起来。出了隧道，左手边的千鸟渊的樱花和皇居内濠两侧的樱花（译者注：千鸟渊和皇居内濠都是东京著名的赏樱胜地）相继映入眼帘，但遗憾的是，我们接着就要拐进另一条短隧道继续驶向神田，所以看到樱花的时间很短暂。 据报道说今年东京樱花开放的日期是3月21日，但接下去的几天春寒骤至，严寒如二月，因此千鸟渊和皇居内濠两侧的樱花迟迟不肯展颜，只有光秃秃的樱花树孤零零地站在路旁。不过，三月移至四月，天气逐渐转暖，樱花突然一齐热闹得绽放开来，好一场春光烂漫！过了一周左右，樱花花瓣才开始纷纷飘洒，算来今年樱花的花期要比往年都长。 即使地球逐渐变暖，樱花也不会不开，不过不管怎么说，总会有些许变化吧。据计算，气温每升高一度，植物开花的最北限就会向北上移180km到200km。所以，今后樱花前线北上的速度必然比现在所报道的还要快。但比起樱花的开放日期，更让我担心的是，由于地球温暖化而导致的热浪、暴雨和干旱等异常现象也会会影响樱花的生态。我现在就有点担忧明年的樱花，万一以后无法安心赏花，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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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哺育孩子的母亲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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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ing the Mother”一词，是文化人类学者Margaret Mead 的学生Dana Raphael女士提出来的。她上大学时便结婚生子，亲身体验到抚养孩子的各种艰辛，而后又从人类文化学的立场出发，研究了包括非洲和菲律宾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社会中人们是如何抚育孩子的，她综合了自身的经验和研究，提出了“Mothering the Mother”。她发现，当一名女性成为一位母亲，妊娠、分娩和哺育儿女的时候，周围的人对她的支持、尤其是感情上的支持是多么重要。像她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周围的人也需要温和地对待她，给她以鼓励，这就是“Mothering the Mother”。 我似乎曾经说到，Raphael女士发现了进行Dola（助产）的重要性，Mothering the Mother一词，也同样的意味深长。 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抚养孩子是父母双方共同的责任，然而现实是从婴幼儿到上学的儿童，母亲的职责依然无可替代，妊娠、分娩和育儿这一生命的交接过程，不可能没有女性的参与。但是，主流观点仍认为带孩子的时候，孩子会玩棒球以后才轮到父亲上场，这说明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父亲也是抚养孩子的重要一员。 另外，日本支援抚养孩子的唯一社会设施是保育所，但由于所限甚多，对抚养的支持从质和量双方来看都还不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作为育儿专家的保育士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母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肩负着过重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重荷，她们不仅会时常因为心烦而产生抚养孩子上的担心，还会使母子间的相互作用陷入恶性循环，甚至会出现虐待孩子之类的悲剧性结果。特别是刚刚分娩的母亲，她们受妊娠、分娩的影响而激素分泌产生较大变化，容易产生分娩后忧郁症，更有可能使事态严重。父亲及帮助育儿的人士更有必要理解到这一点。 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于2006年11月，以第一次妊娠的、及抚养着0～2岁的第一子的夫妇为调查对象，就妻子妊娠后夫妇在各自的“角色进入”方面进行了自主记入式调查，并于2007年10月出版了《第一次妊娠、分娩、育儿基本调查报告书》。另外，以调查时第一次妊娠的家庭和追加的家庭约400组为对象，在自主记入式调查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包括面谈在内的跟踪调查，于今年2月发布了《第一次妊娠、分娩、育儿基本调查之跟踪调查》。调查的范围广，其详细内容请参看具体的报告书。其中有数据显示，Raphael女士所指出的情感援助非常重要。 例如：回答说“有3个人以上关心自己的孩子，并向自己打听情况”的母亲（妻子）中，进一步回答“有育儿信心”的人数是回答“没有育儿信心”的1.6倍；与回答“没有人向自己打听情况”、“有1个人”、“有2个人左右”的母亲（妻子）相比，回答“有育儿信心”的比例也明显较高。同样，回答说“有3个人以上可以商谈育儿烦恼”的母亲（妻子）中，进一步回答“有育儿信心”的人数是回答“没有育儿信心”的1.4倍。 另外，育儿问题的商量对象中，最多的是配偶，其次是自己的父母。值得注意的是在母亲（妻子）的商量对象中，自己的朋友、育儿培训班的同学也相对较多。回答这两项的人数远远高于回答向妇产科、儿科医生进行咨询的人数。 进一步，通过该调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日本育儿网络的构成情况，其中配偶、亲属、朋友、专家的组合最多。从妊娠期到孩子诞生进入育儿期，育儿网络成员数量增加的母亲（妻子）回答“感到了育儿的充实感”“从内心感到育儿很愉快”的人数较育儿网络成员数量减少的人数要高。当然，育儿网络成员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变化，育儿网络成员减少的情况也比较有限。 思考一下“表示关心而打听情况的人”、商量对象的“朋友”所起的作用，当然是“交流”所带来的感情上的支持。 Raphael女士的初期研究中，有一份针对居住于纽约、第一次成为母亲的女性进行母乳育儿成功率的调查报告。其中，“新手”妈妈的母亲居住在纽约市内或郊外、与居住在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虽然可以打电话但是见面的话坐飞机也需2-3小时）相比，母亲居住在纽约市内或郊外时，仅仅想到“想见面时马上就能见到”，“新手”妈妈的母乳就会增多，母乳育儿的成功率也较高。这项结果证实妊娠、分娩和育儿这一生命的交接过程中母亲的心理感受异常的敏感，也向我们显示了情感支援的重要性。 为了解决育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Mothering the Mother”，进而建立与当今社会相适合能够进行“Mothering the Mother”的有组织性的育儿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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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好奇心超越了教育
（20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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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座落在视野开阔、一望无际的叶山之上，统合着全日本的国立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附属于该机构的叶山高等研究中心的人类生命科学研究工程“关于人类个体产生的特异性的综合研究”的项目组联合日本儿童学会，于1月24日在国际文化会馆岩崎小弥太纪念楼共同举办了一场题为“儿童的好奇心超越了教育”的别开生面的公开演讲会。演讲会的倡议者是叶山高等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尾本惠市先生（东京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与会者有三百位左右。演讲会围绕以下题目，举行了三次演讲、两次特别报告以及综合讨论。
演讲首先从尾本先生开始。他介绍道，人不仅有生理成熟，还有精神心理成熟的特征，因此人在长大成人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着童年的好奇。他还介绍了活跃在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身兼博物学者和生物画家的武士松森胤保。 接下来神经内科的医生岩田诚先生（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名誉教授）介绍说，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中，在自然环境下开始自发绘画的只有我们人类的祖先、留下了洞窟绘画的“新人”。相比之下，“旧人”虽然也应该拥有能够描绘较小画像的造型能力，但并未留下绘画。 新人的绘画始自3万年以前，在其后长达2万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欧洲留下了许多洞窟绘画。由于其中绝大部分是动物画，可以推断当时狩猎技术有了大幅进步。岩田先生个人认为，由于“新人”开始结伴搭伙，用棍棒等工具捕猎大型动物，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活信息的大幅增加。 岩田先生还观察了孙子的画画发展过程，发现小孩从三岁开始画封闭的圆形。封闭的图形突出了整个画面中所画的部分，从会画封闭图形开始，孩子的绘画能力得到快速提高。 接着，他以染色体异常的威廉姆斯症候群为例谈到了画画与遗传基因的关系。所谓“威廉姆斯症候群”，是指缺失了与大动脉壁、韧带等弹性纤维所含有的蛋白质“弹性蛋白”有关的遗传基因以及其相邻基因的症候群，其症状特征有成长障碍、精神发展障碍、大动脉瓣上狭窄、妖精相貌（厚嘴唇突出、上眼睑肿胀、鼻子小而朝天），话多而易和人亲近等。由于威廉姆斯症候群的患者在图形的摹写能力上有特殊的障碍，因此可以断定这类患者的第七染色体的长臂部分（7q11.23）所缺失的数十个因传基因的某个应该与绘画能力有关。我一边听岩田先生的话，一边思考：如果我们可以从遗传基因的层面来考虑模仿绘图部分的能力，那么画图是不是跟全脑有关呢？ 认知科学家佐伯胖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作了第三场演讲，题目是“从模仿的角度重新考虑教育”，内容非常充实。谁都无法否认，儿童教育的出发点是“玩”和“模仿”，而模仿这一行为是由人与生俱来的程序所主导的，这已经是儿童科学研究的常识了。比如吐舌头给新生儿看，他（她）也会吐舌头给对方看，再比如婴幼儿之间玩耍的时候会做出同样动作的“共振现象”，这样的行为都是广为人知的。 佐伯先生说，重要的是，儿童之间通过共振动作相互交换模仿，而认识到了作为模仿行为主体的“自己”，和模仿行为背后存在的被自己观察的“他人”。因此，大人和老师所说的“仔细看”“看这儿”“那你来试试”这三句话所代表的仅仅让孩子去进行模仿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不让孩子们去思考“意味”和“意图”，上课时仅让他们做无自省的模仿的现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的特别报告中，人类文化复兴研究所的中间真一先生介绍了“寺子屋”以中小学生为对象、培养他们的野性、知性和感性的教育活动。另外，日本儿童学会事务局长的木下真先生提到了海伦凯乐通过手的触觉，理解到了甚至正常人也无法理解的感人至深的事迹。最后，在CHILD LABO所长泽井佳子的主持下，进行了包括现场答疑等在内的综合讨论。 每场演讲都让人获益匪浅，但遗憾的是没有提及“为什么儿童的好奇心能超越教育”。可以说，所谓好奇心就是寻求新信息的心理程序，是人生来就有的，我们从婴儿停止哭声，环顾四周的行动中就可以知道好奇心已经存在了。广义上的教育，是灵活组合育儿、保育、学校教育等家庭社会技术来驱动儿童与生俱来的心理程序并培养儿童的知性和心性的。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缺乏了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教育是无法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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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川越儿童大学”的意义
（200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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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年的第一期所长寄语，我来介绍一下“川越儿童大学”。位于川越市的东京国际大学、尚美学园大学和东洋大学向当地儿童开放课堂，并为他们提供像大学生那样的课程和实习。虽然人们对此评价不一，但我认为这将成为教育中的“儿童关爱设计”之一，并将成为其重要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儿童关爱设计” 是“儿童科学”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不仅包括保证儿童的安全，使人放心，还包括从儿童的立场出发、以关爱儿童的视角进行各种设计。考虑到现在的“儿童问题”，有很多“事”和“物”必须进行“儿童关爱设计”。我们必须立即着手于儿童的玩具、游戏器具和其玩耍场所——公园的再设计；另外，教材、学校、教育方法、教育制度也需要进行“儿童关爱设计”。为此，需要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携起手来，开展跨学科研究。 “川越儿童大学”的活动以东京国际大学副校长远藤克弥先生为中心，川越市市民加入会员进行协助。他们招收一些有兴趣的孩子们，教他们小学、初中课程中没有涉及到的知识。例如飞机为什么能在天上飞？人为什么会死？等等，选择孩子们感到好奇的事情为主题，让大学老师给予简单、平易的讲解。通过学习，孩子们就会了解到自然、社会的一些原理，揭开人的思想和身体之谜，进而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目标。 21世纪，社会的发展将进入共生、共创的时代，研究领域也将越来越强调跨学科性。现在，儿童问题频频发生、并向多样化发展，我认为需要从多角度来思考当今的儿童问题，从而提出了“儿童科学”的构想，并成立了“日本儿童学会”。在我看来，“儿童大学”的设想，首先应该从大人们开始关注孩子这一点给予肯定。除保健、心理、保育、教育等专业的老师外，大多数大学老师并没有把儿童的事放在心上。这一点可以从六本木新城的旋转门事件得到证明。该事件发生后，工学方面的研究人员也开始考虑到儿童的存在。“儿童大学”为所有学科的老师来思考儿童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环境。 当然，也有很多大学生关心儿童问题，希望将来能从事相关工作。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也能加入到“儿童大学”中来，和孩子们多多地接触。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得知中已经有年轻人希望参加“川越儿童大学”了，相信他们的加入对其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聚在一起进行广泛的交流，其意义重大。因为专业的不同，看待孩子的立场、想法也不同，大家一起接触孩子的话，可以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 还有，当地的保育、教育的专家们为了儿童事业而奉献一生，我们同样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儿童大学”也能和他们取得沟通，这样“儿童大学”不仅会成为地区整体的一项活动，也将带动当地社会的“儿童关爱设计”的发展。 最近发生的儿童问题让人感到，地域所起的纽带作用正在衰退。通过“儿童大学”，凝聚众多儿童专家的力量，开展相关活动，可能会达到修复的效果。 孩子们眨着求知的眼睛，倾听着有关机器人、太空船、动植物的讲解，这一幕不由得浮现在我的眼前。将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可能就在他们之中。我希望“儿童大学”活动进一步发展，扩展到日本全国，进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那一定会成为解决儿童问题的一大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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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致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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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向儿童研究网(CRN)的广大读者、关心“儿童科学”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大家的支持下，CRN走过了13年的岁月。去年3月，日文版进行了全面改装，向使用的便捷性迈出了一大步。改装后，继续得到了医疗、教育界的专家、育儿中的家长以及居住海外的各界人士的投稿和建议，我们感到CRN的发展越来越充实。另外，我们还率先登载了热门话题“网络新生代的教育”、日本国内不断引起关注的孕妇饮酒造成的“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还连载了“育儿的脑科学知识”，向家长们介绍了有益于育儿的脑科学知识。这些可以说是我们在去年取得的成绩。 去年，海外文章的采用也是个丰收年。我的朋友Lewis P. Lipsitt, Ph.D.的寄稿“Human Behavior Needs Credible Explanation: Minds Don’t Snap”，深刻地洞察了近年杀人犯罪背后的“突然失控”的行为机制。5月，中国发生了四川大地震，其后我们将日本的经验“地震灾区儿童的心理护理”译成中文并在中文版登载，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相关投稿。另外，开始转载月刊学术杂志《学前教育研究》，可以及时地了解中国幼儿园的现状和学术研究的最前线。我在脑科学专家片冈宏隆的协助下，以“脑科学和教育”为主题，开始尝试着从个人的观点出发介绍The International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Society（IMBES）发行的学会杂志中的论文。今后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关注与教育领域相关的脑科学的进步。 网站内容得到了充实是一个方面，实际的交流活动也得到了发展。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自2007年启动以来，去年在东京和中国各举办了1次活动。4月于御茶水女子大学举办了第2届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大会主题为“儿童的成长•发育和生活环境～用“儿童科学”的手法来解剖～”，中日学者进行了研究发表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1月于中国杭州举办了第3届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围绕为了实现儿童关爱设计（Child-Caring Design）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一主题，展开了中日基本认识的比较、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看法等比较文化的讨论。研讨会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促进中日儿童研究学者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所开展的一系列基于“儿童科学”的活动受到海外媒体的高度评价。美国著名财团乔治•卢卡斯教育基金会发行的“edutopia”杂志和其网站将CRN作为日本教育的代表进行了介绍，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提高CRN内容的质量，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以东亚“儿童科学”研究项目为中心开展各种交流活动。 最后，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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