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养老院和幼儿园合二为一（2008/09）
• 我眼中的中国（2008/08）
• 通过《夜鹰之星》看恢复阅读教育（2008/07）
• 自然灾害中的“儿童科学”（2008/06/27）
• 第二届东亚“儿童科学”交流项目所感（2008/05/16）
• GLEF 网站“EDUTOPIA”登载CRN的相关介绍（2008/04/11）
• 缅怀内藤寿七郎先生（2008/01/31）

将养老院和幼儿园合二为一
— 思考21世纪的发展模式
（2008/09）

　　少子高龄化是日本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全国性课题。毋庸置疑，建立养老院是解决高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建立幼儿园则是营造让大家能够安心养育儿童的社会环境，阻止少子化倾向所必需的育儿支援措施。

　　9月初，我参观了位于东京郊区的养老院与幼儿园一体化的新型福利设施。该设施是由以向所有人提供更好的人生之路为宗旨的倍乐生公司的下属公司之一-----专门从事高龄者护理的倍乐生Style Care建立的。该设施为新建的6层建筑，有2个入口。从幼儿园的入口进入，里面是宽敞的幼儿园，孩子们到院子里自由游玩的身姿能映入眼帘。隔着一面大玻璃墙是宽广的养老院和幼儿园通用大厅，再继续往前走则是养老院的入口。2层—6层为老人的房间，老人们根据需要护理的级别分开住。

　　在该设施，每天上午和下午为老人与孩子之间提供30分钟的交流时间。孩子们在老人面前载歌载舞。我们也看到了交流的场景，气氛和睦，孩子们天真可爱，老人们和蔼可亲。

　　该设施建立不久，就发生了两件让老人们不敢相信的事情。一件是一位曾坐着轮椅生活的老太太在和孩子们交流过几次后，竟然可以自己行走了。另一件是有位经常板着脸、脾气很怪的老先生通过和孩子们的交流，也变得面容和蔼了。可能是通过与孩子们的接触，“慈爱”这种“感性信息”不断改善了老人们的情动机能和运动机能吧。

　　这种交流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呢？虽然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孩子们在今天的家庭中，与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机会变少了。但通过与设施中的老人们的接触，孩子们可以感受到相当于自己曾祖父母的人们那些慈祥的目光。通过有效地调整每天生活中与老人们的接触形式，能有助于孩子的心灵发育。据说不论是孩子的家长，还是老人的家人都对非常赞成这种交流活动。

　　当然，养老院和幼儿园一体化的综合设施并非独此一家。据说，现在日本全国有一百家以上。这种综合设施的建立曾在10年前于盛冈召开的日本保育园保健学会上引起关注。可是，我亲眼目睹还是第一次，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建筑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孩子，还要考虑到老人、以及他们的相互交流，因此需要新式的无障碍设计。当然，对于幼儿园来说，儿童关爱设计非常重要。另外，设施的经营方如果考虑周到的话也会有经营上的好处。从员工的心理健康的角度考虑，让其某一个地方长久工作下去十分困难，但是如果让员工在幼儿园和养老院之间交替工作，也许会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这种想法不仅与少子高龄化有关，也应该看作是21世纪的重要发展趋势。20世纪人们基于要素还原理论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一个物质富足的社会、成熟的社会，但随之也出现了各种问题，而这种想法将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途径。

　　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提倡21世纪的社会是共生、共创的时代，学术研究也将超越要素还原理论而进入统合、扩展的时代。特别是有关人类的学术研究，开始强调相关学科的横向关联的包容性、边缘性和跨学科性，这些是建立在信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的基础上的。

　　JR和私铁互通磁卡这一我们身边的事实，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以前，JR和私铁的乘车卡不能通用。现在，考虑到乘客的便捷，自然地实现了接轨。当然，其前提为工业技术的进步。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地使用同一张卡刷卡通过JR和私铁的检票口，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

　　从跨学科的立场出发，以医学为例，回想一下其教育模式。过去的医学教育，以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以及内科学、外科学、小儿科学等各个专业为中心进行授课及实习。现在，大多数大学实行轴心相关教学，比如以肝脏为中心，进行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等相关的教学。病理学的教学也是从内科、外科、甚至小儿科的立场来综合地教授某一疾患。因为仅将人体细分为器官、细胞、分子、遗传基因，是不能治愈疾病的。我们应该把疾病理解为是会感受到疼痛、苦恼和烦恼的、生活在社会文化中的人类的疾病来进行医学教学。

　　这种教学动向，1970年代初文部省派我考察世界医学教育时，欧洲的有名医科大学就已经开始了。过去教科书很难到手，现在想要任何书都轻而易举，图书馆也得到了完善。可以说要想获得专业知识，通过阅读自学也能学到。而将书中的信息进行概括、统合，使学生获得“活的知识”，就要靠授课和实习了。

　　儿童问题也像感染病一样，病发并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交叉作用而引起的导致心理和行为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统合与儿童相关的各个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将其称为“儿童科学”，并为其普及不断努力着。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种想法也很重要。很明显，我们所最为关心的儿童问题，靠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很难解决。我想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中与儿童相关的部门应该合并。我们有必要学习北欧国家建立制度，成立他们那样专门处理儿童问题的儿童家庭部。最近，英国和韩国也作了相应改革。

　　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设施，应将其合并以提高效率。将专门的学术研究进行合并与扩展，建立新的学术研究。这些想法是21世纪新思想潮流的产物。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人们都应该从该视点出发，思考一下解决的办法。

我眼中的中国
出席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青少年友好交流会有感
（2008/08）

　　今年正值日中两国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3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日本外务省和其他相关团体特邀请300名中国青少年于7月28日到8月6日访问日本。其间，他们分成行政、医疗、经济、大学等几个小组走访了有关机构，并有机会在日本普通市民家中住宿、体验日本人的生活。我作为相关团体的代表应邀参加了欢迎宴会，和刚到日本的青年们进行了交谈。

　　我总是会问第一次来日本的外国客人“对日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实际看到的日本和来日本前的想像有何区别。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常常与自己的想像完全不同。对于我的问题，这次来日的青年中很多人表示“市容比想像的还要整洁”、“日本人很亲切”。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多第一次来日本的欧美人也有这样的印象，日本人的爱清洁和对外国人的友善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正在渐渐消失，我们应该倾尽全力保留这些优良的传统。

　　在与中国的年轻人们交谈时，我回想起了过去和中国的很多交流活动，重新思考了中国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正是在近30年前即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不久。当时，以进行过敏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为目的，在上海、北京举办了内科和小儿科医生的学习班。那时候，上海和北京现代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宾馆的服务不尽人意，一到晚上电灯也很暗，现在我还时时想起当时的状况。

　　在去中国大陆之前，我曾去过台湾、香港，所以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但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故乡”。姑且不说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之所以会产生那样的想法也可能是源于我对汉字、书法、国画•水墨画的兴趣。其后，我更是20多次访问中国，去的次数越多，那样的想法就愈加强烈。我深深地感到面向21世纪日中交流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我最初是以小儿科医生和研究过敏学的学者的身份开始与中国进行各项交流的。在这些交流活动中，我自认为最成功的工作就是1981年即我担任国际小儿科学会会长期间在北京儿童医院主办的一个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小儿科学研讨会。基于希望中国小儿科学会也能加入到国际小儿科学会这个组织里来的想法，我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带着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干部们来到北京举办了那次会议。虽然当时我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毫无疑问那次会议为日后中国小儿科学会加入国际小儿科学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11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9月中国小儿科学会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学术会议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实，日本是在1965年即东京奥运会召开后的第二年首次主办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学术会议的，这也是该会议第一次由非欧美国家承办。1982年，菲律宾小儿科学会也主办了这一会议。

　　最近5年，为了孩子们美好的未来，我以一个研究儿童学的学者的身份不断开拓视野、频频参与中日交流。但在这之前，还是和中国的小儿科医生们交流比较广泛，特别是和北京儿童医院的同行们的合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首次访华之际我在北京第一次走访了北京儿童医院。在我这个曾经遍访欧美各国儿童医院的人眼里，这所听说是由原苏联政府援建的医院还是显得比较粗糙和简陋的。当然，赶在1965年国际小儿科学会的学术会议在日本召开之前建成的日本国立小儿病院也不是很先进，甚至不愿意让欧美国家的小儿科医生来参观。但是现在，北京儿童医院和前身是日本国立小儿病院的国立成育医疗中心都已是十分出色的医院了，设备之先进、医疗水平之高丝毫不输给欧美国家。

　　当初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是诸福棠先生。诸先生曾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小儿科。诸院长有一位部下叫胡亚美，胡亚美先生之后接替诸院长担任了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我每次去北京都有机会与两位先生见面，而且我们有幸于1981年在德岛召开的日本小儿科学会议上邀请到两位先生为与会者做了特别讲演，还邀请他们访问了东京大学小儿科。当时的一切现在仍然历历在目。记得诸先生回国前几天在箱根的富士屋饭店休养时给我写了一封赠别信，信中抄录了16世纪日本的高僧策彦上人送给他的友人－中国学者全仲山先生的一首诗，并附上了英语翻译。

莫道江南隔海東

相親千里亦同風

從今若許忘形友

語縱不通心可通

　　我渐渐地理解了诸先生送我这首诗的心意，他一定是想告诉我虽然我不会说汉语，但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期待着我为推动日中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如今，诸先生的铜像正静静地伫立在北京儿童医院前。

通过《夜鹰之星》看恢复阅读教育
（2008/07）

　　说到《夜鹰之星》，CRN的热心读者中很多人会想起宫泽贤治（1896-1933）的童话吧。我是刚上中学的昭和初期（1935-1944，当时住在东京），在父母的推荐下阅读的。除此之外，家里的宫泽贤治全集中的《风又三郎》《大提琴手高修》《要求特别多的餐厅》《银河铁道之夜》等也一并读了。这几本书的大意虽然记得，可惜我并没有从中受到特别的启示。当时的我还太小，还没能理解宫泽贤治对自然的共鸣、他的幻想力和语言内涵。

　　而且，我也没能理解当时父母为什么向我推荐这些书。虽然宫泽贤治去世5年后，其作品受到了高度好评，但我想原因不仅是这么简单。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父母认为读书是形成健全人格的必经之路。他们还常说不许看漫画、少年俱乐部（杂志名），因为那样会分散注意力，使人变得浅薄无知。所以，宫泽贤治全集和我家中的文学读物日本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四书五经、百科事典、东西方画集等放在一起。

　　尽管如此，我还是向朋友借到并私下看了《黑猫浪汉》《阿吉历险记》等漫画和少年俱乐部中的《怪人二十面相》。其实家庭教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父母和孩子就孩子读过的书进行一下交流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我没有过相关经历。

　　我父母都是画家。他们结婚后，母亲就放弃了自己的创作来扶持父亲的事业。我开始读宫泽贤治童话时，日本美术院展览会重要一员的父亲小林巢居人退会并另创了新兴美术院。父亲战前、战后都作为反主流派画家而奋斗着每一天，30年前享年81岁结束了其奋斗的一生。父亲过世后，他的作品受到了故乡茨城县的高度重视，父亲的画不仅在县美术展上经常被展示，而且还有几幅作品被县美术馆所收藏。可以让父亲欣慰的是，我弟弟继承了他的遗志，今天也仍在筑波山麓继续日本画创作。

　　现在想来，我进入青春期时，父母让我读宫泽贤治的作品是有重要理由的。父母本身也读过宫泽贤治的童话，并从中感悟到了其精神世界的崇高和充实。父亲曾说过读宫泽的文章，可以感受到新境界，并由此而创造出美丽的色彩。父亲有两幅画是以宫泽的童话为题材的。

　　一幅是战前的画本，画的是由两只小螃蟹的对话《泡泡笑了》一文开始的《山梨》。山梨砰的一下掉进河里的场面，河底摇曳生辉的月影，潺潺清流中悠然嬉戏的小鱼，缓缓而行的螃蟹，那些仿佛如自然诗般画页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尽管当时读贤治作品的时候未能领会其中深意，但这部作品却因为父亲的画让我格外难忘。可惜的是，该作品毁于战争中的燃烧弹未能流传至今。

　　另一幅是战后，艺术运动开始复兴的昭和26年（1951年）在新兴美术院上展出的作品。当时父亲在霞浦湖畔的小镇上一边耕种一边画画。那是一幅《夜鹰之星》的屏风画。外表丑陋的“夜鹰”受到其它鸟类的欺负，同时想到自己为了一天一天活下去而必须以其它昆虫的生命为代价，就感到无比空虚。因此，他希望自己成为星星，而向各处的星星祈求：“把我带走吧”，但总是被拒绝。最后，他下定决心向着天空飞去，终于在仙后座附近变成了一颗燃烧的星星。

　　《夜鹰之星》被收藏于茨城县美术馆。今年5月末至7月中旬，于北茨城市五浦冈仓天心美术纪念馆召开的为期40天的“田园交响诗—以小川芋銭和小林巣居人为中心”的展览会上，这幅《夜鹰之星》和父亲其它4幅作品被同时展出。小川芋銭老师是父亲绘画创作的启蒙老师，与老师的画一起展出父亲可能也会感到诚惶诚恐吧。我6月末到五浦看了父亲的展品。

　　“夜鹰”是黑褐色的夜行夏季候鸟，日本各地都能看到，它们常常在山丘间低空飞翔，以捕食昆虫为生。冬季到南方过冬。看着父亲的画：夕阳照耀下的云朵、渐渐变黑的矮山、西沉的太阳、森林中的其它鸟类、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在低空盘旋飞翔的夜鹰眼望天空转而上升、最后变成星星。这一切不由使我对父亲的描绘产生了共鸣，百感交集于胸。

　　这幅画是我刚上大学学医，开始感受到战后复兴所带来的和平和富裕，同时也为今后的自我发展犹豫不定的时期，父亲创作的。父亲当时也正面对未曾经历过的新和平时代的艺术世界，这幅画中一定也蕴藏了他的种种心境。艺术运动通过不断进行的反体制运动，而不断追求新事物。因此，父亲应该是想通过这幅画在新兴美术院的展览会上向世人提供一种新的思想。当时，也是父亲的转折期，他辞掉了私立美术大学教授的工作，想要专心创作富有思想的作品。这样，从战前就一直感铭在心的宫泽的《夜鹰之星》就成了首选主题。

　　今天，我终于理解了当时父母为什么让我读宫泽的童话。那是因为父母、特别是父亲亲身体会到了宫泽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想让我也能从中有所感悟，受到启发。当然，阅读教育，特别是家庭中的阅读教育，父母向孩子推荐自己读过的好书很合情合理。

　　可以说书是日本文化的支柱。大城市就不用说了，小城镇、村落里也都有书店。并且，日本每天还会有数百万本书出版发行。可是，随着社会网络化进程的深入，大人、小孩都渐渐地离书本远了。现在，因为书卖不出去，出版社倒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读书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可是，现在的孩子们几乎很少阅读那些蕴意深刻、富有哲理的名作了。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恢复阅读教育这一内容。

自然灾害中的“儿童科学”
（2008/06/27）

序言

　　首先，向四川的灾民表示深切地慰问。我是研究“儿童科学”的，所以首先想到的便是灾区的孩子们。震区的惨景、失去双亲的痛苦、地震的恐惧，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理带来了重大的创伤。关爱儿童，抚平他们的创伤，让他们尽可能地少受伤害或将伤害降到最低限度，“儿童科学”应该做的、可以做的是什么？

正文

　　众所周知，由于全球变暖导致世界各地频繁发生台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向人类发出了种种挑战。不管如此，日本遭受了 1995 年 1 月的阪神 ·淡路大地震和 2004年10月的新泻县中越地震的侵袭；今年5月，中国四川省也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灾情极其严重。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灾害给我们带来了种种难题。

　　从2005年，美国杂志《自然》开始倡导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灾害的问题以来，相关研究不断兴起。由我参与的中山科学振兴财团就在2006年度资助了题为“自然灾害的人类科学”的研究项目。这里所说的“人类科学”强调跨学科性、文理融合性。我们所主张的“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也可以解释为“儿童的人类科学”。

　　显然，儿童在自然灾害中所受的影响最为严重。他们不仅体力有限，精神、心理上也容易受到强烈刺激。虽然灾害都是突如其来地发生，可能没有办法获得相关数据，但是如果自然灾害真是起因于全球变暖，那么今后很可能还会不断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为了挽救儿童的生命，我想有必要从“儿童科学”的立场来进行研究。为了今后的研究需要，不也很有制定相应计划来收集所需的数据的必要吗？

　　撰写本文时，我想从“儿童科学”的角度调查一下自然灾害和儿童的关系，结果没能收集到相关资料。因此，我想通过自己想到的两个问题出发，谈一谈面对自然灾害时该如何运用“儿童科学”进行相应问题的处理。

　　所谓“儿童”，是指从婴儿期到青春期之间的阶段。对婴儿来说，灾害时最为重要的是营养问题。孩子的母亲安全无事，可以母乳喂养的话是最好不过了。但有时母乳可能会因精神压力、不安等原因而停止分泌。那么使用奶粉喂养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如何找到奶粉、冲奶粉用的水及容器的清洁问题等等。从各方面来说，为了防止母乳的分泌停止，情感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都很为重要。让母亲获得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最近，母乳育儿的 NPO开始制作防灾手册，十分令人欣慰。

　　幼儿及小学生将出现由于灾害压力产生的心理问题— 创伤后应激障碍 （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 ） 。而且， PTSD 很多会导致精神疾病。因此，早期的心理护理极为重要。最近，与 PTSD 相关的“恢复力（ resilience ）”一词较为流行。“恢复力”是指人们在灾害的压力下产生 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后 ，具有的那种自我恢复的能力，它也有“弹力”的意思。但无法否认，有些“恢复力”弱的儿童，在受到强大压力后，脑的构造特别是神经细胞的网络会出现异常，进而演变为神经疾病。“恢复力”存在个人差异，是遗传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

　　我们该如何提高儿童的“恢复力”呢？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让孩子们去体验灾害，也就是在教育中将自然灾害的体验列入课程之中。比如，将实际的录像整理、剪制后编成教材，在课堂上由老师教授发生灾害时的应急措施、注意事项等等。还有的观点认为，“恢复力”是一种和预防接种有相同原理，可以对身体起到免疫作用的一种大脑的能力。那么录像在这个意义上发挥疫苗的作用。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直接体验锻炼“恢复力”，就只能通过录像多少来刺激大脑。

　　现在是我们把自然灾害纳入“儿童科学”体系的时期了。欢迎关注CRN的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

第二届东亚“儿童科学”交流项目所感
——儿童的成长•发育和生活环境——（2008/05/16）

　　第二届东亚“儿童科学”交流项目于4月19日、20日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礼堂成功举办，本次交流的主题为“儿童的成长•发育和生活环境”。去年11月，该交流项目于长沙举办了首届活动。

　　本次，中方参加交流的学者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家雄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的秦金亮院长和长沙师范学校的黄绍文副教授三位，另外还有两位来自长沙的大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

　　第一天，中方三位学者就有关中国的教育问题做了演讲，中日双方的与会者以讨论会的形式研讨了演讲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第二天，日方学者以中国的幼儿教育问题及二战前后的中日幼儿教育交流的相互影响为题做了三场演讲；其后的研讨会上中日学者进行了交流。到场人数虽在200人左右，但不少中国留学生也到场听取了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为期两天的本次交流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活动的详尽内容日后将在网上刊登，今天在此我想谈一谈个人的感想。

　　第一天，朱家雄教授谈了自己看过NHK拍摄的纪录片“小皇帝的眼泪”后的想法，继而进一步阐述了与此相关的中国幼儿教育种种问题。秦金亮院长从脑科学的立场就幼儿教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黄绍文副教授则以长沙的教育体系为中心介绍了现在普通的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现状。

　　“小皇帝的眼泪”是说，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父母为了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升入好大学、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而给孩子施压，导致孩子们不能自由地玩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委屈得流下眼泪。相同的事情在日本也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就该问题的严重程度而言，中国是否比日本更甚，应该从文化的差异上来验证。我认为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很遗憾还没有相关的理念和调查来证明。

　　朱教授的评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这种现实与家长的学历或者家庭的富裕程度有关。另外，研讨时，大概是秦院长提到，如果孩子最后如愿升入大学，可能会感谢当时所流的眼泪；相反，如果考不上大学，孩子肯定会怨恨父母为什么当时没有严格到让自己也哭的程度，严厉督促自己学习呢。

　　我认为，不论是哪个阶段的学习，只要教法得当就可以轻松完成。因此，“小皇帝的眼泪”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各个方面的关爱儿童设计“child‐caring design”问题。为了让孩子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joy of learning）”，教育者应该从孩子的角度去设计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设计学校、设计教材等教学用具、教学方法等等。

　　第二天，早稻田大学的山本登志哉教授做了中日保育•教育比较的演讲；御茶水女子大学的首藤美香子研究员做了两国幼儿园教育走上正轨的清朝以来的中日幼儿园教育交流及各自的幼儿园教育发展的比较和分析的报告；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一见真理子总括研究官做了日本侵华战争及其后的中国内战时期的保育•幼儿教育状况的演讲。演讲都非常有趣精彩。

　　中国现存的全托制幼儿园，是抗日战争时期即使有孩子的妈妈们也无法逃避战争这一悲剧的产物，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在日本人看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是在中国似乎是很正常。这使我深深感到“存在即合理”一话的正确性。

　　另外，这两天在我脑中不断思考的是“儿童生态学（child ecology）”。儿童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对其身体成长和心智发育造成影响的因素，比如与空气和水的污染相关的物理化学因素、引起各种疾病罪魁祸首之一的细菌、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宠物等各种动物在内的生物因素、纬度或高度等地域的自然因素，不一而足。儿童在出生时还只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其后的成长发育中却作为社会的一员而存在，因此文化的因素就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儿童文化生态学（child cultural ecology）”。我们不能忘记“儿童生态学”中，文化与其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儿童的成长发育产生的影响。

　　例如：以身体成长来说，营养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可是，这还与饮食习惯、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我们必须考虑到像割礼（circumcision）那样的宗教仪式。在英国工作的非洲父母，女婴儿一诞生就被带回非洲进行割礼，简直是虐待儿童。同样，文化对儿童的心智发育也有很大影响。文化作为一种情报，直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心智的发育。

　　为期两天的活动结束后再回顾当今世界的问题，我想有必要把理解文化本质的睿智用于培养儿童的心智。同时，育儿•保育•教育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GLEF 网站“EDUTOPIA”登载CRN的相关介绍
（2008/04/11）

　　CRN 的业绩及“儿童科学”— Child Science —的开展受到美国著名财团乔治·卢卡斯教育基金会的高度注目，在他们的刊物“edutopia”中登载了相关的介绍报道。对此我们深感荣幸和欣慰。

　　众所周知，乔治• 卢卡斯（1944 —）是世界级著名电影导演，资产惊人，却生活俭朴。 他非常关注儿童的未来，并设立了 GLEF 。他很尊敬日本的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对日本文化也很感兴趣，这些在其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据说，卢卡斯小时候着迷于科幻小说，青年时想成为一名赛车手，总之不太喜欢在学校学习。一开始他在大专（ junior college ）学习社会学时，结识了一位摄影导演，并推荐他进入了南加州大学，开始了他电影制作的生涯。其后，他接连导演了 《 THX-1138 》、《 American Graffiti 》、《星球大战》等成名电影，举世闻名。

　　另外，他还着手于电影编辑技术的改善，引进了利用摄影机的电子编辑等技术，在开发新的视觉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同时，他也尽力改善和强化电影的音声效果。有意思的是，他在电影制作中有效地运用了数字化技术，可在实际生活中他更喜欢传统的模拟技术。

　　据说，卢卡斯自己亲身体验到教育存在多种方式，应该让孩子从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学习。他为了摸索新的教育方式而设立了 GLEF 。例如：应该让喜欢动物的孩子在动物园边照顾动物边学习动物相关的知识，并从此扩展到一般的教育；钢琴课也应该从孩子们喜欢的曲子开始，拜厄钢琴基本教程等训练可以在其后进行。

　　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从体验“学习的乐趣”中开始教育，或者说，为了使“学习”和“玩”互相融合，而“寓教于乐”。从“儿童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指教育法的“儿童关爱设计（ child ‐ caring design ） ” 。

　　大脑的三位一体学说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是在肢体控制中心“生存脑”的外围增加了大脑边缘系统而进化为“本能• 情绪脑”，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存能力。即原始 哺乳动物的脑。 更进一步，在“本能• 情绪脑”的外围增加了“新皮层”，使大脑具有了“智能• 理性”机能，从而也进一步提高了“本能• 情绪脑”处理思想和肢体信息的能力，使高等哺乳动物可能进行群居生活。“智能• 理性脑” 的飞跃性进化而诞生了人类的大脑，它使我们能更好地适应地球环境，并创造出了文化和文明。 可以说，我们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生存脑”“本能• 情绪脑” “智能• 理性脑”的相互作用 下实现的。

　　其中，“本能• 情绪脑”所发挥的作用之大出人意料，特别是在考虑教育的方法时更不能忘记其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孩子学习时必须激发大脑边缘系统的活动。大人应该亲切耐心、理解孩子，让孩子体验到学习的快乐。这样，学习的欲望、记忆力、智能、理智也会得提高。因此，为了让孩子们在学习时，面部表情生动，双眼熠熠生辉，由衷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就需要对教育方法进行 “儿童关爱设计”。

　　我希望借此次被 edutopia 宣传之机，“儿童科学”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北欧自 1990 年起开展的 “Child Research” 活动，英国最近也开始了 “Child Studies” 活动，旨在使与儿童相关的学科互相组合，培养出综合性的教育实践家和教师。我认为 “Child Science” 一词更能体现出其学术性和跨学科性，不过这也可能仅仅是自卖自夸罢了。

缅怀内藤寿七郎先生（2008/01/31）

　　内藤先生昭和6年（193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先后就职于爱育医院和日本红十字会医院，特别是在爱育医院的任职时间最长，曾历任院长及名誉院长之职。先生虽然出身于东京大学，但其一生都没有在大学任过职；而是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一直身居儿科医疗的第一线，在育儿支援方面倾注了先生的毕生精力。并且，先生曾长期担任“日本儿科医学会”——日本第一个真正战斗在儿科医疗第一线的私人儿科医疗团体——的会长，最后还被授予名誉会长的称号。

　　遗憾的是我没能有幸在儿科门诊或病房里接受先生的亲言教导，但我选择了儿科医生这一天职，却不能不谈起先生。

　　我出身于画家家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无缘医生这一职业。日本战败气氛渐浓的昭和18年（1943年），我进入了位于广岛县江田岛的海军军校。当时的中学生谁都会感到自己肩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而入伍参军，我也做出了一样的抉择。

　　记得那是昭和20年（1945年）7月，我接到上级的内部命令：8月15日赴任位于山口县濑户内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的特别潜艇基地。但是众所周知，8月15日是日本战败宣布停战的日子，我自然也就没能赴任。尽管没怎么听清楚，我还是听到了天皇的战败宣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捡回了一条命。

　　翌日，3艘特别潜艇悬挂着菊水旗（日本海军军旗）驶入了江田岛港。这是那些激进的海军将校前辈们誓死战斗到底的宣言。但是当我看到驶进栈桥的潜艇时却被吓了一跳。那些潜艇太简陋了，根本不能用来打仗。它们只不过是些载有3~4名船员、带着2枚鱼雷的小铁块儿。如果我乘着这种潜艇就任，不是死于训练事故，就必定是在开战后不久便被击沉。

　　很幸运我留下了一条命，8月下旬，我徒步横穿被原子弹烧毁的荒野，从广岛车站回到了故乡。昭和21年（1946年），我前往东京进入旧制高中，在驹场（现东京都目黑区的地名，译者注）苦读4年（包括1年复读），考入了东京大学医学部。也正是在那时，有幸见到了内藤寿七郎先生。

　　当时，内藤先生正利用一家小药店的二楼开展育儿咨询，该药店位于靠近城区、曾被烧焦的荒野之中。而我作为药店老板正读小学的儿子的家教，曾经有幸见过几次先生。那家药店的老板娘，我觉得由于她是在做民生委员工作的缘故，也和内藤先生一起支援着育儿教育。现在我仍然深深为之感动的是，战后如此之早就开始育儿咨询工作，想必对当时的母亲们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大概因为身上流着艺术家的血，想成为一名建筑家；同时因为体验过海军生活，还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海洋学家，我在驹场的学习内容也与医学无关。但是，正因为与内藤先生的见面改变了我，我开始学习医学，并且踏上了儿科医生这条路。可以说，如果没有和内藤先生见面的机会，就没有作为医生的我。

　　昭和29年（1954年）我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经过研修和儿童新陈代谢病研究之后，曾回日本一段时间。这之后，我又去了英国作儿童免疫病理学研究，整整过了10年不安定的生活。因此，这期间一直没有和内藤先生见面的机会。但是昭和39年（1964年）从英国回到日本并且在东大附属医院就职后，特别是昭和45年（1970年）就任教授以来，每年都能在学会或者同窗会上和先生有几次亲密的交流机会，能够有幸亲聆先生教诲。每逢此时，我就会想起先生当年在战后烧焦的荒野的乡间进行育儿咨询时那真挚的身影。

　　后来我才知晓，内藤先生的育儿学，并不仅仅是先生个人体验的简单归纳，先生曾经和东大脑科学教授时实利彦先生一起召开学习会，不断地追求理论基础才是先生的育儿学里最重要的部分。

　　内藤先生非常慈祥，但是由于生于熊本县军人家庭，我们也能从他的言行中看出其精神上的坚韧。另外，尽管先生的学生时代非常短暂，但是听说他还非常热衷于大提琴演奏和踢足球（橄榄球？）。大概这也是我缅怀先生人品的缘由吧。

　　我受内藤先生的影响才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谨借此文感谢先生生前对我的深情厚谊。我发誓将会把内藤育儿学发扬光大，并祈祷先生在天之灵能够幸福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