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关爱儿童设计
——游东京千代田区昌平童梦馆有感 （2006/12/22）

　　11月初某日，在由千代田区教育委员会主办的针对幼儿园，小、中学校教师的研修会上，我有幸做了题为“养育儿童的基石——成长、发育和脑科学”的讲话。因为筹办此研究会的是昌平小学的老师们，所以我们有幸参观了该校。校园的情景令我吃了一惊，这里没有 “校园与校舍”，即所谓的“学校”的样子。

　　学校是一幢6层楼建筑，建在商店街与住宅区的混合地带。接待我们的老师简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地下是温水游泳池，一层是幼儿园和图书馆，二至四层是小学。小学的大门在二楼，除了教室，还有教职员工室、多功能大厅、家政科教室、日式房间、计算机室、音乐室、图画手工室、理科室、保健室和体育馆（礼堂）等诸多设施分布于各楼层。五楼里有儿童馆（音乐AV室、集会室、游戏室），六楼楼顶还有屋顶可开闭式操场。昌平童梦馆堪称一所高级复合设施。同时，温水游泳池、儿童馆和楼顶操场也向当地居民开放，能够随意使用。

　　20多年前当我还是中曾根内阁临时教育审议会委员时，就曾参与了关于少子化社会学校的存在方式的审议。回想那时，就有了建设“复合校舍”，并且与其它设施组合建设“复合设施”的构想。而这些居然在大概10年前就已经成为现实，矗立在我面前。我在为之惊讶的同时，也了解到政治层面上，曾经持先见之明讨论过了教育问题这个事实。

　　如果从我们倡导的“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这一点来考虑与“复合设施”的关系，我认为有以下三点重要内容。1）在儿童权利条约生效后，要从儿童哲学、伦理学的观点考虑应有的儿童观念；2）分析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不断出现的从“欺负行为”、“拒绝上学”到“暴力”、“杀人”等多种多样的心理与行动问题(Child Issues)的要因，并找到解决办法；3) 以孩子的视线，多视角的考虑儿童问题，从事对孩子充满爱的“事”和“物”的“儿童关爱设计”（Child-Caring Design）。这里所说的“物”，是指建筑（校舍）、城市、公园等硬件设施；“事”是指制度、法律、教育方法等软件，信息类的事物。

　　这种复合型的校舍和设施，从关爱儿童设计的角度来看，除了少子化社会教育行政方面经济上的优势以外，到底对于儿童教育还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呢？我对此进行了思考。首先，将幼儿园和小学合并，对于同一地区的孩子们来说，直到上中学他们都可以处在同一所学校里，我认为是少子化社会里孩子们纵向关系的支柱。同时也使得幼儿园、小学老师之间的纵向关系也得以增强。另外，由于向社会开放，能够更容易地得到社区的支持。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眼里，以大自然或城市为背景的，独立的校舍、校园这样的“学校”的景象总是挥之不去。

　　大约在昭和10年（公元1935年）以前我进入了小学。每天，穿过我家后身善福寺河畔的林间小路，走到公交车行驶的马路以后下一个坡，到河边后过河、再上坡，田野对面耸立着的校舍和校园就豁然显现在眼前了。那情景，到今天仍然在我眼前浮现。从公交车道向右转，在校园的另一侧（校舍的后面还是正面我也搞不清了）便是校门了。一进校门，左面威严耸立着御真影；而右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二宫尊德的塑像。

　　御真影是一个做成神社的形状，装着昭和天皇的照片的大木箱子。二宫尊德是个象征着勤劳苦学、身体力行并且孝敬尊长的人物。由于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象征着天皇的照片、实现了人生目标的榜样的塑像，是为了给孩子们教会点儿什么才存在的。

　　我认为这是为了驱动孩子大脑里生来就有的“相信”和“模仿”的心智程序。就好像如果不相信1+1=2，就无法学算数那样，人类为了生存必须相信许多物质的理论和心理的理论。模仿心智程序的存在，从刚出生的婴儿就能“模仿”这一行动上能够得以确认。无论意义好坏，这都表明了教育基础的形成。在孩子身边，特别是学校里有值得学习的榜样这件事，无论对孩子本身、还是对未来社会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都应该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反过来说，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今孩子们的行为问题，就是因为将电视、录像等媒体的不良信息当作一种“榜样”进行了模仿而导致的结果。应该说，大脑的模仿心智程序现在已被许多不良信息所污染和玷污了。

　　当然，昌平童梦馆里或许也摆放有能够作为孩子们模仿对象的榜样。我因为没有仔细参观不甚了解。我也认为即便不是像以前那样在校门口摆上天皇的照片和二宫尊德的塑像，但是放置一些榜样并不是坏事。学校并不只是一个智育、体育和食育的场所，它更应该是进行德育教育的地方，并且这才是最难做好的。就像智育、体育和食育那样，它们都有能使之启动的心智与身体程序。因此孩子德育教育的出发点，也就是寻找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相信”和“模仿”等心智程序驱动的“开关”。所以我认为，学校的关爱儿童设计，包括放置一些榜样，都有必要真正地用“心”去完成。

生物钟与婴幼儿的成长发育——在出席上海婴幼儿发育研讨会上
（2006/11/24）

　　今年10月13、14日两天，我荣幸获邀出席了由上海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的“2006上海婴幼儿早期成长与教育国际研讨会”，同时还参加了上述部门在上海贸易中心举办的国际博览会。此次研讨会上，除我之外（详情请参见：“CRN学术交流活动”），还有来自美国的音乐教育专家进行了关于幼儿音乐教育的演讲、来自德国的小儿科医生进行了有关德国母子保健系统的演讲。

　　我被委托进行以“生物钟与婴幼儿的成长发育”为题的演讲。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被生来赋予了生物钟，并且，早中晚的日照节奏也据此创出了每日节奏，驱动身体机能进行生活。胎儿时期，生物钟就已经开始运作了，不过按照日照节奏创造每日节奏则是出生后的事情。这是因为迎合日照节奏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一点我们从婴儿的睡眠节奏上能够得以确认。刚出生的婴儿总是在睡觉，但是逐渐的，夜里睡眠的时间会变长，等完全与成人的节奏近似，则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而像成人那样不再午睡，只在晚上睡觉，则要到四、五岁时才开始。

　　婴儿饿了，尿布湿了，肚子疼了会哭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只要是有过育儿经验的人，都肯定知道孩子还会不明原因的号啕大哭。在日本把这种现象称为“夜泣”、“疝痛”；英文是“fussing cry”、“inconsolable cry”、“colic”等等说法。从发生时间来看，一般出生后5-6周是最多发的高峰，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逐渐消失。这本来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除了抱着孩子轻轻抚慰以外，别无他法。但是，有一些因育儿而导致情绪焦躁的母亲，因此产生虐待孩子的行为，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最近，加拿大的小儿科医生将其命名为“purple cry”，“紫色哭泣”，去教育母亲们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不要过于担心。“purple cry”的“p”来自于“peak”（最高峰）的“p”；出生后5-6周内到达最高峰的意思。“u”是指“unexpected”（出乎意料地）的“u”;“r”是“resist to soothing”（抚慰后仍然不住地哭泣）的“r”；“p”是“painful face”（好像很痛的表情的脸）的“p”；“l”是“long-lasting”（持续不断）的“l”；最后的“e”则是指“evening”（晚上）的“e”。这是因为该现象经常发生在晚上，正所谓“夜泣”。

　　我个人认为，从这种现象发生的时期来看，这或许是因为孩子结合日照节奏产生每日节奏、并根据每日节奏而出现的睡眠节奏还没有基本形成导致的。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类似“时差”（jet-lag）的现象。

　　1962年，根据哈佛大学的Brazelton发表的研究，新生儿在出生后第5，6周时，会出现“fussing cry”的高峰期。因为我跟Brazelton先生是挚友，前些日子我写信问他：会不会是由于从胎儿变成新生儿以后受到了日照节奏的刺激，从而引起了“jet-lag”。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然而他在回信中写道：在冰岛10月出生的婴儿要比4月份出生的温和安静。这可能是因为外面黑，不必去附和光照的原因吧。若有知情者，请一定相告。

　　当然，婴幼儿要生存下去，不仅仅需要睡眠概日节律，还包括心跳、呼吸等各种节奏。甚至，成年人对话时颔首点头这也是节奏的一种，是典型的交流节奏。

　　我想要说的是，这样的节奏在婴幼儿跟母亲（养育人）之间也存在。婴幼儿手脚及身体的动作，被母亲（养育人）的声音节奏所吸引，进而跟声音节奏同步。

　　跟我们成年人随着说话人的节奏点头一样，这种现象被称为「同步互动现象」——“entrainment”。因此母子在同一的场所，缔结心灵的纽带。在母子共有的信息的条件下，母亲的话语被孩子一一记忆，从而使语言得以发育。生物钟可以说是跟婴幼儿生存的所有事都相关。

　　这次的演讲受到了众多中国朋友的好评。今后，希望仍然能在“儿童科学”方面加深同中国的交流。

父亲育儿-----从熊本县培养下一代研讨会说起（2006/10/27）

　　8月27日星期天，在熊本县召开了由福田医院和倍乐生公司共同举办的培养下一代公开研讨会。一位曾经休过育儿假期的，熊本县一家报社的记者，从父亲育儿的体验说起，并对父亲育儿进行了论述。使我受益匪浅。

　　对育儿问题不应该考虑得过于单纯，必须在家庭、社会等各种事、物的关系中加以考虑。即，育儿需要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观点，特别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经常听说公猴喂养小猴的事，虽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人类男性养育子女也很重要。不过我却认为并非这么简单。猿类科学家解释说，南美猿很积极地由雄性猿来养育下一代，若是由雌性猿养育小猿的话，因母乳哺育的缘故而抑制排卵，从而导致不能继续生育。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使雌性猿猴能更多地繁殖，雄性猿猴才那样任劳任怨地来喂养下一代。

　　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报告，生活在非洲沙漠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某部落，母亲用母乳将孩子喂养到5，6岁。这跟上面所说的南美猿相反，她们是以避孕为目的，对孩子来说，即便已经失去了营养学的意义，但是母亲用母乳喂养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可以说，生物为了自我生存、繁衍后代，不断用智慧，钻研育儿的方法。

　　古时候，过着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养育孩子、采集果实那样生活的人类，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不断改善，创造了拥有丰富文明和文化的社会。其结果，培养下一代也不能遵照原来那种单纯的做法，出现了男性育儿的现象。就算在日本，也就是这十几年，在美国则是近20年的事。因此，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变得由男性来养育下一代，或者说必须变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很多。

　　因此，人类变成由男性来培养下一代这一现象，是跟家庭，社会的存在方式有关系的。下面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第一，以前的家庭是2代、3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而现在则变成了只有夫妇跟孩子组成的孤立化的小家庭。而且，以前只要男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现在则变成了如果夫妇俩不都工作的话，就无法生活的时代。并且，在人类权利800年的历史中，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中市民所取得的权利，即“男性的权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79年才有的女性权利；再到1989年儿童的权利首次出现也有关系吧。现在已经成了女性如果想做，条件也具备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跟男性一样什么都能做到的时代了。

　　在当今男女平等的社会里，男女的性别差异已经只围绕生物学为中心而存在了。女性的妊娠、分娩、（母乳）育儿等等，对孩子的一生来说，只限于非常短暂的时期。即便是服装，也可以说是女性服饰的男性化十分显著。而所有产生这些现象的巨大推动力，就是男女平等、或者说社会的全面男女机会平等。

　　因此，现今，我们必须在家庭、社会等多个层面和层次上构筑能够支持妊娠、分娩、育儿的系统。硬件方面包括幼儿园质与量的强化；支持育儿的社会设施的充实等。软件上，应该考虑从能够使父亲积极的获得育儿休假；到与周围邻居共同组成育儿小组等等。幸运的是，似乎很多相似的事情正在不断的进行着。但是对于做这些事情的思考方法和参与意识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换言之，信息平台的形成至关重要。

　　据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只有2.4%的父亲休过育儿假期，希望休育儿假期但没能休的也占到23%。取得父亲育儿假期这种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共识，还完全没有渗透到日本社会。所以，信息平台的形成，是指在支撑妊娠、分娩、育儿的系统中，添加进去能使系统自然运作的“魂”。我们必须立刻开始构筑这个信息平台。

列席长春中国学龄前儿童健康教育研究会
健康教育和食育---儿童学（2006/10/13）

　　8月16日至18日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学龄前儿童健康教育研究会暨学龄前儿童健康教育专门委员会第6届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东北长春举行。会上，我作了题为《从儿童学视角看儿童健康----以学龄前阶段为中心》的基调演讲。同时，在由儿童研究网站主持的学龄前儿童的营养与卫生保健分会场上，有幸与茶水女子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榊原教授共同参与了研讨。

　　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在许多意义上与日本有着较深的联系，从姐妹城市仙台市出发，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航空路程，且时差仅1小时，故长春之旅异常轻松。

　　8月16日上午，大学、幼儿园和幼教工作者近300人相聚在东北师范大学礼堂，举行了开幕式。然后，继中国教育研究会前任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先生的特别讲话之后，我也作了发言。正如ＷＨＯ所定义的，“健康”应该是指在身体和精神上皆处于良好状况，而并非单纯的无病状态。在此基础上，我进行了以下说明。这个问题就一般论而言则指“人类科学”，儿童的情况则称之为“儿童科学”。而儿童科学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性的，包容性的立场。并且，我还阐述了以“儿童科学”为核心的“儿童生态学”和“大脑科学”的学术立场。同时，我还举例对儿童健康很大程度上把身体成长和心理发展作为指标的事实、以及得不到爱的儿童的体重问题和母爱剥夺综合症（maternal deprivation）进行了说明。我从“儿童生态学”的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儿童健康维护支持体系进行了整理，介绍了预防接种、育儿咨询和母子手册等制度，并强调了除硬件措施之外的软环境的重要性。作为最后的“结束语”，我阐述了儿童们每日经历“玩”和“学的喜悦”，充分感受“生之喜悦（joie de vivre）”在儿童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同日下午，研讨会分为三个分会继续进行。我们加入到CRN主办的学龄前儿童营养和卫生保健分会。茶水女子大学儿童发展教育研究中心的榊原教授在自己调查的基础上，就饮食生活和睡眠节奏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强调了“食育”的重要性。顺天堂儿科的数据表明：三岁时肥胖的儿童六岁时的肥胖率较高。会上，我利用这些数据，说明了“食育”与儿童健康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三岁以前，儿童必须通过母亲或保育员的“食育”来建立从母乳喂养阶段开始的饮食节奏的重要性。

　　自20世纪70年代始，造访中国已逾10次。而前往东北地区还是第一次，从许多意义而言，那已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大众媒体危害在于其内容”（2006/09/01）

　　近年来，社会上认为“大众媒体”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或许与宣传有关：而且，很多专家认为从欺辱同伴、拒绝上学到做出非法行为、虐待、杀人犯罪等，在现代儿童中频频发生的各种心理、行为以及教育问题原本均与“大众媒体”有关，并表示担忧。

　　可是，那是否经过彻底的实证研究了呢？很遗憾，可以说全然没有。因为就学术研究而言，唯一的方法是，对儿童出生以来的成长、尤其是心理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所有信息进行追踪调查和总结分析，而后得出结论。目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仅处于初始阶段。

　　在日本医疗少年院中对问题儿童进行直接接触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冈田尊司先生，最近出版了《脑内污染》（文艺春秋社）一书，令我受益匪浅。阅读后，我按自己的理解，就“大众媒体”的危害性问题进行了整理。

　　所谓“大众媒体”就是在向广大群众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连接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体，即，报纸、杂志、电视、收音机、电影、因特网，广泛一点而言，还有相关的电子游戏等。但是，为很多人所指责的是电视、录像、电子游戏、因特网等，所谓的“新大众媒体”。记得，昭和初期小学时代，读儿童杂志，妈妈说我太散满，曾加以禁止。广义上，杂志也是一种“大众媒体”。

　　所谓“大众媒体”不好，是指不论内容如何，通过“大众媒体”或游戏、或学习这件事本身不好呢、还是说它所传播的内容，即“contents”不好？这必须区分清楚。前者大概是认为无论怎样的信息，一旦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就会失去其真实性，变成虚构。而后者则认为“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内容”不好，有害于儿童的心理成长。这是人们的一贯观点。过激的暴力和性描写、杀人和战争场面等便是典型的内容。

　　数年前，在日本儿科医学会与美国学者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美方学者就强调了“内容”问题。而日方学者则认为对婴幼儿而言，不论内容如何，媒体皆无益。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ＮＨＫ放送文化基金的《电视时代的婴儿》研究时，几乎没有发现不良影响。近来之所以成为问题，一般认为是因为人们长时间把儿童放在电视机前的现象愈来愈显著了。把儿童的教育完全托付给电视才引发了那样的问题。

　　婴儿的成长需要的是母亲的哺乳、或者牛奶喂养时的温柔照顾和建立在肌肤相亲和呢喃对话上的母子间心灵的碰撞。换言之，身体的成长需要良好的营养，而心灵的发展则需要充满爱心的信息。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大众媒体”剥夺了“亲密接触”的时间这个问题。

　　刚出生的婴儿是带着父母亲遗传的心灵和身体的基本控制程序诞生的。控制程序通过操纵大脑中的基本神经网，控制胎儿的手足运动，令他微笑和吸吮手指。出生后，控制程序受来自生活环境信息的影响，组合成基本控制程序，进而编制出能够应对任何事态的程序。它接受位于大脑前叶的理性控制程序的控制。如果视此为心理发展过程，“大众媒体”的问题便容易理解了。在语言能力发展之前，婴儿通过母亲话语的节奏、高低、抑扬顿挫、音律等“感性信息”的交流驱动程序，编制出类似“基本信赖”那样的“心灵程序”。语言能力得到发展之后，再加入“理性信息”，形成“心灵理论”程序。

　　因此，幼儿时期的儿童长时间暴露在“大众媒体”下，就会导致心灵和身体的基本控制程序在组合过程中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而稍微大一些的幼儿或学龄前儿童已经完成了控制程序的编组，除“感性信息”外，他们还可以利用“理性信息”驱动程序，制造出更加良好的控制程序。所以，如果利用内容不健康的信息驱动程序，将不利于心灵的发展。国内外的学者都指出，沉迷于电子游戏的孩子缺乏感受能力，攻击性强，逃避现实，活动能力低下，对人关系消极。这些特征的形成也许与此有关。

　　就“大众媒体”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进行考察时，还必须考虑到心灵程序之一的“模仿”程序。此程序的存在从以下过程可以得到印证。当你一边对刚出生的婴儿轻声话语，一边轻轻地伸出舌头时，婴儿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伸出舌头。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这一角度对“大众媒体”中存在的欺辱儿童、虐待、杀人、色情等问题进行考察吗？

　　1999年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某所高中的事件就是对此的佐证。两名学生手握铁棒炸弹（幸亏未能爆炸）和枪闯入校内，突然对着正在草坪上吃盒饭的学生开始扫射。然后，又进入内部继续射击。46分钟的悲惨混乱夺取了13名学生的性命，致使24人负伤。专家们经过论证把原因归结到他们所热衷的电子游戏上。他们所沉迷游戏的剧情是在用枪不断杀人的血腥场面中展开的，是一个大量杀人的过程。两名少年利用模仿心灵程序，真实地上演了虚拟的杀人游戏。位于大脑前叶的理性和感性的心灵控制程序完全失效了。

　　至此，我虽然仅就“大众媒体”的阴暗部分进行了论述，但是，这些事例也意味着如果方法得当，内容健康的“contents”也有可能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因此，在如今这样的“大众媒体”社会中，必须尽可能地把不良信息从儿童们的生活环境中删除，导入健康良好的内容。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儿童的大脑免受不良信息的污染。为此，我们必须从“儿童科学”的立场出发，推进“大众媒体”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

　　倍乐生公司培养下一代研究所就面向幼小儿童如何使用“大众媒体”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已著文《幼小儿童与大众媒体》，（日文原文请参阅http://www.benesse-jisedaiken.co.jp/research/research_01.html 我们将在近期上传中文译文），谨供参考。

祝贺京都国际婴幼儿学会的召开（2006/06/16）

　　“日本婴幼儿学会”（JSBS）成立于2001年，其前身是1997年发起的“婴幼儿行为发展研究会”，学会成立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两年前开始的与国际婴幼儿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Infant Studies）的交流活动终见成果，于今年6月20 日至22日，在京都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于19日举行与虐待儿童问题相关的、题为 “婴儿摇晃综合症（Shaken Baby Syndrome）”的会前研讨会。23日下午、以产业经济报（产经新闻）每年举行的公开学术研讨会为主题，组织会后讨论会。详细情况见学会事务局主页（http://www.crn.or.jp/LABO/BABY/index.html）。本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潜心于儿童研究，与JSBS的小西理事长共同创立了这个学会，我感到万分高兴。在此，谨致衷心的祝福，并借此机会对学会成立的意义进行探讨。

　　首先，从我个人的经历谈起。我一直从事的是免疫学和过敏学的理论研究，为何对“婴幼儿学”产生了兴趣呢？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时代吧！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频起，自社会的物质文明得以逐渐丰富之时开始，某些社会弊病便凸现出来，令人产生窒息的感觉。随着所谓儿童问题争论（children's issues）的多元化，虐待儿童、拒绝上学、欺辱儿童等教育问题便频频发生。当然，在“育儿学”、“保育学”、“教育学”、“医学”和其他各学术体系中，很多学者一直在潜心研究，但是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甚至，有偏离轨道之疑。作为儿科医生，我自然把视角放在“育儿学”上，但是，我也感到似乎这样做并不具有科学依据。

　　就是那个时候，我读到康敦（Condon）的论文，萌生了研究兴趣。此论文认为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会被父母亲声音的节奏所吸引，让自己手脚的运动符合父母声音的节奏。康敦的论文是基于观察做出的。但是，也人持批判性的意见。因此，我想是否还有更科学的、量化的证明方式。幸运的是，得与新情报科学学者石井威望教授的门生、关心此研究的医务人员组成了合作研究组。我们摄下了母亲温柔地与婴儿对话的场景，对婴儿手部的运动画面进行分析，用数据证明了母子间这些节奏的统一性。

　　以此为契机，我进入了婴幼儿研究领域。但是，儿科领域的学者对此却没什么反应。70、80年代，受鲍比影响，欧美国家的婴幼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某日，曾师从荷兰湃特尔（Prechtel）教授的小西行郎教授出现在我面前，邀我共同组织“日本婴幼儿行为发展研究会”，时值1996年。记得第一届研讨会是1997年召开的，说来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在此基础上，5年前的2001年学会发展成为今天的日本婴幼儿研究会（JSBS）。

　　ISIS则是10年前由布朗大学的Lewis P. Lipsitt教授所成立的。JSBS把“Infant Studies”译为“婴幼儿学”，作为学会名称，是希望有众多跨学科的专家们加入研究。婴幼儿学这个名称似乎有强调与医学间关系的韵味。而“婴幼儿学”从其实质上说，究竟属于何种学术体系，则很难理解。因此，除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外，机器人工学、情报学、灵长类学的学者也加入了研究。所以，我们的学会比ISIS更具学术边缘性。

　　2年前，ISIS现任会长康泊斯来日参加新婴幼儿学会国际研讨会之际，对JSBS的运作方式表示惊叹的同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此基础上，JSBS开始了与ISIS的交流，直至这次京都研讨会的召开，交流活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相信在京都举行的研讨会将会大大促进JSBS的发展。同时，对日本学者而言，这也是向国际学术界发展的良好机会。从研讨会的计划来看，根据研讨会的进展情况，此次研讨会有可能成为世界婴幼儿研究的新转机。衷心期待着研讨会的召开。

健康中心在座间美国陆军营地诞生，
以萨姆斯军医准将的名字命名 （2006/05/19）

　　为了表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麦克阿瑟元帅的指挥下，占领并统治日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ＧＨQ）公众卫生福利局长萨姆斯准将（Crawford F. Sams）的业绩，4月14日在座间[1]美国陆军营地的健康中心内设立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萨姆斯准将美国陆军健康诊所”。我有幸参加了开业仪式。

　　 萨姆斯准将是1945年8月30日战争结束后立即来到日本的，也许是与麦克阿瑟元帅乘同一航班抵达厚木[2]基地的。萨姆斯准将在1951年回国为止的六年驻军期间，为推行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实施了传染病的预防对策、学校供餐、保健所制度的健全等一系列措施。在日期间，准将挽救了美国陆军，尤其是出战朝鲜战争的很多士兵的生命。同时，他还参与了GHQ的民间治理。尤其在主管公共卫生和福利部门期间，与日本政府厚生省合作，挽救了众多日本人的生命。现在，日本从儿童到成人都能维持高水平的健康水准，应归功于萨姆斯准将在医学教育、医疗、牙科医疗、公共卫生、疾病防御对策、医药行政事业等与健康相关的诸领域做出的广泛贡献。

　萨姆斯准将活跃于日本的时代，正值我就读于战后的旧制高中，并进入医学系学习了两年左右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具备了一些医学知识吧，我对他的业绩有了较深的认识。印象最深的是，GHQ指挥实施的、向街上人们喷洒DDT（杀虫剂）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预防斑疹伤寒，驱除作为病毒媒介的虱子。当时，很多人居无定所，食物匮乏；充斥东京每个角落的黑市肮脏不堪，街道情况类似发展中国家的平民街。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当然也没有条件洗澡，依靠井水生活。在那样极不卫生的状态下，传染病、痢疾、呼吸道感染、急性脊髓灰质炎等疾病频发，很多儿童因此丧生。喷洒DDT是对策之一。至今我还常想起小孩子的头发被DDT染白的照片。

　　营养状态越差，越容易引起感染。既然日本政府无力挽救儿童生命，我们GHQ来做！萨姆斯准将为提高学校供餐的质量做出了贡献。可以说，现行的良好的供餐制度就是萨姆斯与文部省交涉的结果。当时，由美国进口的“小麦粉”面包和“脱脂牛奶”成为热量和蛋白质的来源，为提高儿童身体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国的保健所是仿照二战前英国的制度建立的。萨姆斯准将不断强化公共卫生功能、卫生教育功能，致力于新型保健所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为现在的规模。

　　萨姆斯准将还参与了原子弹核爆炸受害情况的调查。战后，日本政府以东京大学的都筑正男教授为中心，组织各专业的医生进行了调查。当然，其结果对美国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调查团来到日本，甚至连ABCC研究所也到了广岛。想必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方面，了解原子弹带来的破坏情况；另一方面，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了解人类健康的受损情况。萨姆斯准将似乎更尊重人道主义的立场。可据说，GHQ内部的上层阻止了情况的公开。直到旧金山条约达成后，那份调查报告始公诸于众，且被译为英文。

　　可以说萨姆斯就是GHQ的军医总监，很重视医生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日本人，尤其是当时的儿童而言，战后他来到日本实在是件幸事。

[1]座间：位于神奈川县北部的城市。二战后，成为美军基地。
[2]厚木：位于神奈川县中部、相模川县的城市。为美军航空基地。

英国的“Child Studies”与挪威的“Child Research”
“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正是其理念基础（2006/04/14）

　　我作为英国儿童科学会的名誉会员，20年来每个月都将与学会活动相关的资料记载下来。近几年，“Child Studies”这个词语变得很常见了。在英国的King’s College，据说已经可以授予“Child Studies”硕士学位了。这所大学的“Child Studies”课程，旨在将广泛且多样化的儿童问题，在当今的政策和社会应对中，从医学、护理・助产学、法学、社会科学、心理学、公共政策科学等学术体系的立场上对其进行综合理解而设置。另外，关于特殊的问题，由各门学科和教育体系的专业人才共同探讨，用他们的专业知识预知未来，相互交流，互通有无。这便是所谓的“multi disciplinary and holistic approach”，我们所说的“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正是其基础理念。

　　1992年在挪威的卑尔根召开了以“Children at Risk”（危机中的孩子们）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进行了包含社会文化在内的以“儿童生态学”为题目的特别演讲。那时，我知晓了挪威少儿研究中心（Norwegian Center of Child Research）的存在。虽然“Research”是研究、调查的意思，但是我认为“儿童科学”才是其基本理念。

　　英国的“Child Studies”和挪威的“Child Research”一样，其基础都是以“儿童科学”为共同理念的。在翻译成日语时，就都使用了同一个词：“Kodomo学”。大概五年前，当我在神户甲南女子大学授课时，我创办了“国际kodomo学中心”，英文名为“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 Studies”。至于中文的叫法用“孩子学”还是其他，经考虑再三，决定用“儿童科学”一词。本想用一个更加通俗一点的词语，但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将会导致语感的不同，最后只能作罢。美国儿童问题研究者们也觉得“Child Science”这个词比较容易接受。“国际幼儿行动发展学会”今年将在京都召开“国际婴幼儿学会”。“婴幼儿学”、“儿童科学”等词语已经失去了那种很特殊的学问的意味，普通人也能够和学者们进行平等的对话了。

　　“Child Science”、“Child Research”，还有“Child Studies”这些构思，对于已经看过我们ＣＲＮ网站的朋友来说可以马上理解。当今的儿童问题，我认为已经不能用以前的学术体系来解决了，与之相关的学问必须从跨学科的、或者环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像一个圆环似的联系在一起）的角度来综合、概括的考虑。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考虑关联学问的话，有幼儿科学、幼儿保健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如发展心理学、幼儿行动学、幼儿社会学等等都包括在内。而与儿童有关的学问，无论它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需要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考虑才行。我们最初写的“儿童科学”一书，也是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幼儿保健学、幼儿科学为中流砥柱而写的。

　　“儿童科学”可以称之为一门文理融合、跨学科、环学式的综合科学。为什么我会产生“儿童科学”这个构思呢？说来话长，那始于1971年我奉文部科学省之命，走访考察了世界各国大学的医学系。当时，在欧洲的大学里，已经完成了对原来分得过细的生理学、解剖学和生化学等专业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引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构建起一门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和学习的学问――即人类科学。我看到了这些，感到豁然开朗。“儿童科学”，其实就是儿童的“人类学”。

　　在那以后我也有很多机会学习这门新型学科，使我感到：在解决儿童问题时，这门学科尤为必要。从婴幼儿医疗第一线的情况来看，当今社会，患上如肥胖、拒绝上学等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身心综合疾病的孩子，比患感染、营养不良等生物学的疾病的问题更为深刻。为解决这些问题，小儿学科里十分必要的东西就是“Child Studies”，“Child Research”，以及成为其基础理念的“Child Science”。

　　我们提倡“Child Science”的概念，“日本儿童学会”（Japanese Society of Child Science）也已于数年前开始运营，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期待它今后能够广泛地开展活动。

让我们共同思考关爱儿童的设计——“食育” （2006/03/03）

　　 现在日本的饮食生活可谓异常丰富。尽管如此，儿童的饮食生活却紊乱无序。而在昭和初期，我们的幼年时代，虽然饮食生活极度清贫，常常是腹中空空，饥饿难耐，但用于果腹的都是“妈妈料理”，故也很感幸福。

　　如今，陈列在百货商店地下食品商场的都是著名饭店和饭庄的菜肴，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那时，可以购买到的、在家庭之外制作的食品只有肉店的“肉排”和“油炸饼”之类，而且，仅限于“特别喜庆”的日子。记得第一次获得小学运动会三等奖时，为开庆祝晚宴，让我去买“肉排”和“上等油炸饼（含肉末较多）”。忍着饥饿站在店头等待时，飘来的一阵阵油香真令人难忘。

　　说到“妈妈料理”，首先想到的便是“黄油炒土豆”。许是偏爱“土豆”的缘故吧，妈妈经常给我做。当时，黄油被视为奢侈品之一。考虑到菜肴的营养，妈妈只在炒菜油里添加了少许，却别有风味。饭盒则让人想到“鲑鱼”。妈妈会在饭盒内堆得尖尖的米饭上放上一枚烤鲑鱼，然后紧紧地合上盖子。中午时分，打开饭盒的瞬间随即飘出的鲑鱼的鲜香、还有夹杂着食盐和鲑鱼香味的米饭的清香真是令人怀念。尤其在冬天，教室里都置有火炉，周围摆上每个学生的饭盒，到了中午便都是热的了。热腾腾的饭盒，无论是味道还是香味都别具一格。

　　现在，从“食育”的角度来看，在那样清贫的饮食生活中，母亲的经常性存在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吃饭时，一般都是家人共同围坐在小饭桌边，一起吃饭。“孤食”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而且，母亲还教育我们说，开始吃饭前，必须说“谢谢”，以表达我们对栽种大米和蔬菜的农民们、以及被做成菜肴的生物之生命的感谢之情。父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时常想起他饭前必合掌于佛坛前的样子。那也包含了宗教教育的意味。当时的“食育”是由父母亲在家庭中进行的。

　　去年6月，趁着改善儿童饮食紊乱现象的先锋运动，出台了《食育基本法》。很多人因此开始重建儿童的饮食生活和饮食习惯。可是，具体如何操作却是一个难题。显然，谁都明白，我们不能用以往的价值观来考虑“食育”。必须从“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的视角出发，对“食育”进行“关爱儿童设计（Child caring design）”。我认为，关心儿童“饮食”的研究者和现场工作者应相聚一堂，从跨学科、综合研究（trans-disciplinary）和宏观的角度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摸索一条较好的道路，使我们的设计切合儿童的立场。

　　整体看来，目前与儿童“饮食”有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不良饮食习惯引起的令人担忧的肥胖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糖尿病患者的低龄化和潜在患者的增加。还有，常见于青春期少女群的、由拒食症所导致的消瘦。不可否认的是，导致儿童缺食和偏食的家庭环境很可能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有关。而且，由家庭虐待所引发的食欲失调、过度进食和拒绝进食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失去了自我位置的儿童们的孤独进食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饮食和生存的快乐。

　　“食育”过程中，有很大成分是“知而无以为”或“不能够”实施的。成年人应该告诉孩子们，要自己做出决定，从内心接受选择，自主地把良好的行为习惯坚持到底。重要的是如何使之保持和继续下去。因此，我们还必须探讨如何提供援助和支持的问题。

　　“食育”环节中，幼儿园、保育院、学校供餐以及儿童自制食物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相信，稍作研究就能找到丰富多彩的教育方法。我们可以从食物的味道开始给孩子们传授饮食文化知识。在中学，则可以教授糖尿病人的食物热量的计算方法，从而让他们了解适量的饮食量。进而，与物理、化学、生物和数学课相结合，进行“食育”。可以说，食育课就是“综合学习”课程的一种模式。

　　据说，现在有一半以上的父母亲不具备有关食物和食物制作的知识。因此，通过父母亲改善儿童饮食生活的方法几乎是不可行的。在此种意义上，供餐和厨艺课的作用变得很大，应大力推广。如此，供餐和厨艺实习的时候，教授什么内容，教学计划的制定成为“食育”关爱儿童设计（Child caring design）的核心。从味觉、嗅觉、食欲到咀嚼，与饮食有关的人类的所有活动是建立在怎样的机制上的呢？我们必须从其基础部分开始。

探求培养下一代的最佳途径 —— 少子化社会的“儿童科学”（2006/02/03）

　　“少子化” 问题在日本由来已久。2002年统计的总特殊出生率为1.32, 造成所谓的“1.32恐慌”，自此少子化问题浮出水面。终于，从去年开始，日本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社会。可以说日本正在面临社会基础发生崩溃，国家的未来岌岌可危的局面。众所周知，这个问题一直受到众人的关心和议论。但是，几乎还没有人从“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其加以探讨。这里所说的 “儿童科学” 的角度，简言之，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研究问题的各学科融合的综合学术研究领域。借此机会，为了探讨培养下一代的最佳方法，我想从“儿童科学”的角度，谈谈“少子化” 社会的问题。

　　从“儿童科学”的角度，研究 “少子化” 社会的问题，就是把直接或间接讨论“少子化” 问题的人们的研究领域进行纵向或横向联合，相互关联，创出新的科学范畴，把这个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新的角度提出的做法。换言之，就是从“人类学” 的角度研究儿童。儿童是作为生物的存在而诞生，作为社会的存在而成长；“少子化” 的社会同时具有生物学的一面也有社会学的一面，具有二重性。 在研究儿童问题时，如果不包括以医学与生物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科学，“儿童科学”就难以形成。因此我认为，持有各种见解的人们，有了像“日本儿童学会” 这样能够沟通交流，进行讨论的场所，新的研究范畴就会自动形成和确立。

　　“少子化”是由于担负着养育下一代责任的人们不结婚，不生育造成。人类过诸如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类生活，具有生物属性；而婚姻生活、养育子女又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其中的生物属性，与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获得的程序有关。它是从生活中获得的信息作用的结果。在这些信息中，既有理性信息，又有感性信息，而后者对生物属性的影响更强。政府尽管充实和加强了保育设施及儿童福利待遇，但在预防“少子化”方面并未见到成效。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广义的“爱心”为代表的积极的信息在现代社会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弱的缘故。 “少子化”问题有其产生的基础，就像虐待儿童问题一样，它与育儿、保育及教育等诸多问题相关。

　　“少子化”属于人类生态现象，它起源于富裕的国家，这在其它发达国家及某些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在这些社会中，由于信息过多，生活极度繁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因而使构成人类生物属性的大脑程序不能顺利工作。归根结底，人应该回归充满“爱心” 的社会。

　　在探索“少子化” 的原因并制订相应对策的过程中，“儿童科学”无疑至关重要。以此为基础，为了培养下一代，在摸索如何为人父母， 如何采取最佳方法进行育儿、保育及教育工作中，“儿童科学” 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倍乐生公司成立了“倍乐生培养下一代研究所”， 基于上述原因，CRN以往十年间一直探求的“儿童科学”将作为今后研究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