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hort Study（定群追踪研究）”在儿童科学中的发展（2005/12/09）

　　目前，儿童的定群追踪研究已成为国际性问题，受到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定群追踪” （cohort）一词原指罗马的步兵队，相当于一个步兵军团的十分之一，为300至600人的士兵团体。在流行病学上，特指那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群体。

　　因此，定群追踪研究就是从某地区或某集团内，抽集具有符合研究目的特性的适当人数，定期对抽样进行测试，研究何种因素对每一个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把孩子送进保育院蔚然成风，应当如何培养孩子的问题日趋突出。美国政府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向下属美国NIH（国立保健研究所）的NICHD（儿童保健人类发展研究所）提供研究经费。90年代初，由医生、保健师、心理学者、教育学者等专家在全美约十所中心，对每个新生儿的成长和心理发展过程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早期保育研究”。

　　我是从布朗（Brown）大学的里布斯特（Lipsitt）教授的讲话中得知此项研究的，他应邀出席了CRN（儿童研究网）举办的国际会议。之后，2000年我们有幸邀请了NICHD定群追踪研究的中心人物萨拉・弗莱德曼（Sarah Friedman）教授，请她作了相关的讲话。

　　NICHD的定群追踪研究对日本关心儿童教育和儿童问题的人们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孩子在三岁以前必须由母亲抚养”、“零岁保育是否有碍于孩子的人格形成？”、“孩子容易发怒，其原因在于幼时过多迷恋电视”等，专家也好父母亲也好，凡是与儿童有关的人都会在意这些问题。但是，单纯从学术角度而言，当时还没有答案。而这些问题都是定群追踪研究必须回答的。

　　继NICHD的定群追踪研究之后，NHK（日本放送协会）放送文化研究所在我国发起了相同规模的定群追踪研究，题为“益童节目”工程。此研究告诉我们，为何电视和媒体的过度视听有碍儿童的“心理发展”。同时，指出什么是有益于儿童的节目。

　　 三年后，日本文部科学省以脑科学为基础，开始了定群追踪研究，探讨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与怎样的社会因素有关。目前，研究已进入预备调查（pilot study）阶段。但是，这已经比美国晚了十多年。现在，日本儿科神经学会和日本婴儿学会的很多会员及相关人员都在参与这项研究。

　　 今年11月27、28日，由日本婴儿学会和产业经济新闻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日本婴儿学会国际研讨会在东京举行。主题为《科学育儿》，会上发表了定群追踪研究的最新动态。

　　随之，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相关科学技术机构于11月29日在国连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脑科学定群追踪研究国际研讨会（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hort Studies based on Brain Science）》。NICHD的萨拉・弗莱德曼（Sarah Friedman）教授和哈佛大学教育系的卡特・费恰（Kart Fischer）教授与从事定群追踪研究的日本学者一同作了学术演讲，大会盛况空前。

　　特别是NICHD萨拉・弗莱德曼（Sarah Friedman）博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很大关注。通过对婴幼儿到学龄儿童的追踪调查，她认为零岁幼儿的保育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其前提条件必须是母子关系健全，母亲疼爱孩子，孩子依恋母亲；必须具有高素质的保育士和良好的保育设施；保育时间不能太长；不能频繁更换保育士等等。

　　哈佛大学的卡特・费恰（Kart Fischer）教授在演讲中提到，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绝不是沿一条简单的曲线进行的。观察每一个人能力的发展可以发现，它是忽上忽下地由多条折线交叉发展的。大脑神经生长拉长，与另一个神经细胞相连，然后，有的分离分叉；有的连接处的神经元突触（synapse）消失不见了。大脑在不断改变神经细胞网状组织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它的机能也越趋复杂。通过对这个过程的观察，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观点。

　　在日本婴儿学会的国际研讨会上，除费恰教授之外，来自苏格兰登迪大学的彼得・维列兹（Peter Wiliatts）教授也做了演讲。他以数据说明，给胎儿和婴幼儿补充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LCPs）可改善其认知力和记忆力的发展。记得过去，在儿童时代曾服用过肝油。肝油中的有效成分便是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11月举行的会议，当然，从各种意义上而言，与“儿童科学”有着深层的联系。对于一直热衷于发展“儿童科学”的我们来说启发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定群追踪研究具有全球性的特点。特别是欧美、日本研究费投资很大。

　　NICHD每年都举行儿童定群追踪研究的国际会议。

出席宋庆龄基金会组织的国际研讨会所感（2005/11/11）

　　10月22日我从成田机场出发，23日出席了由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题为“多文化社会交融背景下的幼儿教育”的国际研讨会，24日便回到了日本。

　　飞行时间去程2个半小时，归途2个小时。这个与日本时差仅一小时的中国城市既遥远又亲近，旅途并不劳顿。从纬度上看，上海位于鹿儿岛稍南，气候也大致相同，然而我去的时候感觉比东京稍有凉意。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大约300位幼儿教育专家纷纷发言，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学者也作了嘉宾演讲。盛情难却，我也以“充满喜悦的生活，对儿童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必须的；情感的儿童科学”为题发言。

　　儿童的身心成长离不开日常生活中的“生的喜悦”，当然还有“学的喜悦”，“玩的喜悦”。作为小儿科医生，在临床上遇到的“情绪（母性）剥离症候群”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有一种说法：“孤儿院的孩子，营养再好但发育不良；而红头发的安也是孤儿却因为得到大家喜爱发育健全。”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有这个说法，可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机理尚有诸多难点。

　　最近通过测量血液中的生长激素，证明了不被喜欢的孩子生理节律紊乱从而导致生长激素分泌不足。但是，为何会出现节律紊乱，这在脑科学上尚不明了。

　　人类的脑的原形被认为是从脊椎动物进化而来的。爬行类和鱼类的脑，只具有呼吸、循环、运动等程序，被称作“生命脑”。

　　进化到哺乳动物以后，为了强化“生命脑”的功能，具有本能和感情等程序的皮层覆盖了“生命脑”，从而形成了像袋鼠那样的原始哺乳动物的脑。食欲、性欲等本能在生存和繁衍后代上起到了重大作用；愤怒和恐惧有助于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快乐和爱有助于结交朋友。这样的脑，可以叫做“本能•情动的脑”，能够产生顽强的生命力。

　　进化成哺乳动物后，为了让“本能•情动脑”和“生命脑”更好的工作，从而使不只是同类之间，而且和其他种类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发展，具有理性和智慧程序的新皮层又覆盖了“本能•情动脑”，从而形成了狗、马、猫等动物的脑。我们不妨把这样的脑叫做“理性•智慧的脑”。前头叶较为发达的脑，就是我们人类的脑。

　　从脑进化的角度来看，“生的喜悦”那样的感情，对于控制生命程序，培养、驱动理性•智慧的程序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要使“生的喜悦”这种程序发挥作用以培养心智，需要育儿•保育•教育等技术。而思考这些问题时，不仅限于脑科学，还需要心理学、教育学、儿科学等各种跨学科的研究。

　　正如诸位所知，“儿童科学”就是思考这些问题的学科。

　　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里，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语言或习惯的问题或多或少会感到困难。因此，思考幼儿教育和儿童问题的“儿童关爱”是必要的。

　　带着在上海也要推广“儿童科学”的想法，我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多元文化社会与孩子们”
～日本Child Science学会第2次学术会议提出的新的展望～
(2005/10/14)

　　日本Child Science学会的第2次学术聚会暨“第2届日本Child Science学会会议”于今年9月3日和4日在东京大学医学系铁门纪念讲堂召开，东京大学医学系国际保健学专业的牛岛广治教授担任推进委员长，负责会议宣传•推广工作。

　　包括日本Child Science学会的会员在内，共有30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内容十分精彩，对于思考不断走向国际化的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日上午，东京学艺大学的佐藤郡卫教授首先作了主旨演讲，题目为“生活在多文化环境中的孩子们”。其后，东京大学的酒井邦喜教授、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岩田诚教授分别以“第二语言的学习与孩子的脑”、“丧失语言的脑”为题作了演讲，这些演讲有助于揭开学习外语时大脑活动的奥秘。

　　下午，在东京学艺大学佐藤郡卫教授主持的题为“文化间移动与孩子的发达”的研讨会上，关西学院大学的山本雅代教授、同志社女子大学的塘利枝子教授和神田外语大学的来自匈牙利的HIDASI Judit教授就归国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天上午，牛岛教授主持了题为“在日外籍人士子女的现状和援助”的研讨会，茶水女子大学的客座教授箕浦康子女士、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的中村安秀教授和大阪律师协会的丹羽雅雄律师参加了研讨会，并就生活在日本的外籍人士子女的保健和教育问题各抒己见。

　　围绕大会指定的 “在日外籍人士子女的现状和援助”以及“孩子与睡眠”这两个标题，各有4篇和3篇论文在会上发表。研究证实了睡眠模式的紊乱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但今后还需要从Child Science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另外，来自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家雄教授和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田辉女士以“东亚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与现状∶为保障儿童权利的种种努力”为题作了特别演讲，使与会者对极少有机会接触的中国教育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主持特别演讲的是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一见真理子女士。

　　由于篇幅有限，难以对每项发表作具体的介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多种文化并存的日本社会，尚有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那些在日本长大的外国孩子的问题，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深化的日本社会的诸多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次会议上也有很多专家提到，研究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立足于“孩子的权利”进行思考。据传，人类拥有权利意识是始于大约800年前英国制定大宪章时，大宪章承认了当时的贵族、宗教界人士等上流阶级向国王要求的权利。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之后各种思想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中，普通市民整整花了近500年才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利，并为此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付出了血的代价。当然，不太有发言权的女性和不会发言的儿童为争取权利花费了更长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曾将“女性的权利”提上议事日程，不幸的是，有关女性权利的讨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中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更趋现代化，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愈发模糊，众多女性和少年儿童不幸被卷入战争的灾难，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一事实促使联合国在战后迫切希望制定有关女性权利和儿童权利的条约。结果，联合国于1979年和1989年分别通过了有关“女性权利”和“儿童权利”的条约。

　　多文化社会总是伴随着“歧视”，如果不能克服这一问题，人类就不可能在21世纪实现共存。为此，不仅要向孩子们灌输何为真正的人权，成年人也必须不断地加深对人权的认识。

我与“儿童科学”(2005/9/22)

　　我很早便有了关于“儿童科学”的构想。与小嶋謙四郎先生、宮沢康人先生及原hiroko女士合著的《新儿童科学》(1979年)由海鸣出版社出版。该书由Ⅰ“成长”、Ⅱ“培育”、Ⅲ“何谓孩子？”等三部分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冠之以“新”字是因为有意见认为“儿童科学”的提法早已存在了。其实，我曾以《乔利博士的儿童科学》为题，翻译了英国儿科医生乔利（Jolly）教授的《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1980年由三笠书房出版。因此，可以说，早在70年代后期，我已经开始了对“儿童科学”的构想。

　　想来那已是1971年就任东京大学儿科教授那一年的事情了。当时，我奉文部省之命对世界医学教育进行考察。正值世界各地各种事件频发，看到时代的剧烈变动的同时，我切身感到转换学科研究的范畴和方法论的必要性。这便是最初的缘由。这就是所谓由“自他分离”到“共生、共创”，“纵向分析”到“横向剖析”，由“元素还原论”向“综合整合论”的转换。

　　1992年在挪威的卑尔根由政府主办了题为“身处险境的儿童们”（Children at Risk）的国际会议，借此机会，我以“儿童科学”（Child Ecology）为题，发表了我的构想。其时，与会的还有“挪威儿童研究中心”（Norwegian Center for Child Research）――对儿童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国立研究所。那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立儿童科学研究所”。

　　通过在卑尔根国际会议上的争论，我对“儿童科学”的设想更加清晰明确了。当时打算1996年从国立儿科医院退休后，把自己的“儿童科学”概念进行推广，并付诸实践。于是，决定以英文“Child Science” 对“儿童科学”进行命名。亦即把它定位为所谓“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的儿童版。其时，我刚刚退出为之工作了12年之久的国际儿科学会(IPA)，很希望能在联合国大学新建一个类似的研究所。为此在青山新建的一栋大楼内，拜会该校校长并提出了请求。但是，对方以没有基金为由予以拒绝，拂袖而去。

　　当时国立儿童医院正面临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中央组织化建设（现在的国立成育医疗中心），因筹备工作，退休时间后延了。因此，“儿童科学”实践工作的开始是1996年之后的事了。我在甲南女子大学开设了“儿童科学”讲座，并设立了国立儿童科学中心。现被授予名誉所长称号。

　　其实，早在1993年我们的“儿童科学”季刊就在福武书店（现在的倍乐生公司）出版了。1996年退休后，又设立了网上儿童科学研究所,也就是诸位常浏览的此网页。我希望通过因特网把世界上从事儿童研究的学者和有现场经验的人们联合起来。这个网站是在当时的福武书店（Benesse Corporation）的支持下才得以建立的。现在，除日文版外，还开设了英 、中文版，点击率分别可达70万、10万、1万5千次。

　　儿童研究网 （Children Research Net）于2002年发起了“儿童科学学习会”。在此过程中，我坚定了创立“日本儿童学会”的决心。并在2003年建立了“日本儿童学会”。

　　“儿童科学”是人类科学体系的分支之一，是从跨学科研究、边缘研究的角度对儿童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文理融合的学科。其中，对儿童观、儿童权利等的理论性、哲理性研究自不待言，还有从儿童的立场出发对儿童周边的硬件及软环境进行规划设计的“关爱儿童设计”（Child caring design）的研究。例如，硬件环境有城市、校舍和教材等，软环境则有教育大纲、解决诸如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应对措施及少年法等。另外，关于导致儿童问题的主要因素的分析以及确立解决儿童问题的方法等的研究作为第三支柱，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想大家对“儿童科学”在人类科学长河中的成长历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希望将来某一天将为人父母的人们，尤其是女性，把它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素质课程加以学习。同时，对于那些有志从事专业育儿、保育和教育等工作的学生而言，它也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希望对孩子周边的硬件环境进行规划设计的工科人员务必学习和了解“儿童科学”。我想，但凡设计和制造者具备一定的“儿童科学”基础知识，发生在六本木的旋转门事件就可以得到预防和避免。

　　据我调查，自1992年我直接参与在神户甲南女子大学成立国际儿童中心以来，到2005年4月为止，以“儿童科学”命名的学科已达12件之多。还有的学校预计明年春天开设学科。值得高兴的是，“儿童科学”概念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也许这也是时代的潮流。让我们大家共同打创一块让儿童得到幸福的基石吧。

让我们唱着摇篮曲，愉快育儿（2005/07/30）

　　摇篮曲不分洋之东西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尤其其中一些摇篮曲由母亲到孩子，世代为人们所传唱和继承，至今仍为人们所吟唱。摇篮曲中包涵了某种力量，即能抓住母亲的心，亦能培育婴儿的心智。正因如此，它才能得以长久的传承。在日本，广为传唱的江户摇篮曲和中国地区的摇篮曲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还有象五木摇篮曲那样由做保姆的女性吟唱的曲子，它们反映了育儿的辛劳。

　　当然，现在育儿时所吟唱的歌曲，除所谓摇篮曲外，还有小孩子喜爱的童谣。爱好音乐的母亲甚至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各种歌曲，例如国外的摇篮曲、赞美歌乃至自作歌曲等。

　　10多年前，我曾亲临日本放送协会（ NHK）主办的摇篮曲大会，对会场喧冉嘈杂的声音进行录音和分析后发现：播音员等讲话时台下噪音声很大，几乎听不到讲话声。可是，当摇篮曲的旋律响起，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可见，摇篮曲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不仅对成年人而言如此，同时它亦能震动孩子们的大脑，激发他们的意识活动，令其专注倾听。

　　民意调查时，母亲们亦注意到了哼唱摇篮曲时婴儿的各种反应。例如，婴儿会情绪愉悦，较好地入眠，安静地聆听等。母亲们反映，与此同时，她们自己亦会变得心情柔和，育儿带来的焦躁情绪消失了，育儿欲望增强了，更加疼爱孩子了。可见，摇篮曲中不仅蕴含了培育孩子的力量，而且还具有增强母亲养育孩子信心的力量。

　　令人高兴的是，最近，西舘好子女士组建了日本摇篮曲协会，我得以加入其中，助一臂之力。这是因为近来，母亲们不唱摇篮曲了，甚至在育儿过程中出现了虐待孩子的恶性事件。鉴于此，我们想尽力减少此类不幸事件的发生，令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街头巷尾充满了摇篮曲的温情的空间。当然，日本摇篮曲协会的工作不仅限于对日本传统摇篮曲的收集、调查和研究，我们还计划编写新的摇篮曲。

　　那么，母亲们为何不再哼唱摇篮曲了呢？我认为这便是富裕社会阴暗面的部分反映。如今的社会，信息泛滥，日常生活高度繁忙，人际关系淡泊，感受不到人情温暖、人性的善良和润泽。极端地说，我们的社会高度富裕，即便没有友善的人际关系，人们亦能生存。这皆归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全社会极度的物质丰富，难道不是这样吗？于是，由此滋生的物质万能主义、拜金主义和极度的个人主义开始侵蚀人们的心灵。社会犯罪的泛滥和学校教育问题的频发以及少子化问题似乎皆与此不无关联。

　　由此，我想到，重唱摇篮曲，让母亲们以恬静的心态养育子女，使孩子们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只要这些孩子们也长大成人，我们的问题便能向着良好的解决方向迈进一步。如今政府方面正试图通过设置儿童补贴、完善保育院设施等手段，致力于少子化问题的改善。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人情温暖和人性善良的回归，无论投入多少财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唯母亲，让我们也唱起摇篮曲吧，支持母亲们去享受以恬静的心态养育孩子的快乐！让我们与其父母一起为培育孩子们充实的心灵而努力。同时，让摇篮曲的旋律溢满大街小巷，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善良温馨的空间。街头随处可见大人们亲切地跟小孩子搭话的身影，电车上随时可见年轻人为老人和孕妇让座的情景，我期盼建设这样的城市。

绿女士的主题音乐会（2005/06/30）

　　天才小提琴家五嶋绿，其对音乐高水平的诠释自不必说，凡宁听过她演奏的，大概无不被她清澈润泽的音色和刚毅的韵律中所蕴含的柔美所深深打动吧。

　　绿女士现居住于纽约，作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活跃在世界音乐大舞台上。同时，投身于以面向儿童的主题音乐会的活动中。音乐会的对象除了在校园里健康学习的少年儿童外，还有因病住院治疗的以及近来因身心障碍就读于养护学校等机构中的孩子们。他们对音乐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孩子可以安静地聆听。但有的孩子却无法平静，大声喧哗。绿女士则耐心诚恳且温和地教导他们，与他们交谈。

　　今年6月，我出席了为“横浜清泉学园”的孩子们举办的一场主题音乐会。这些孩子们因心理障碍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入园后，他们一边过着集体生活，一边在中小学和高中学习，接受治疗。很多孩子都带有因父母虐待所导致的心理障碍问题。

　　绿女士进行小提琴或钢琴演奏时，尽可能地靠近孩子们，让他们看清自己手的动作，并亲切地加以说明。有时甚至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小提琴或钢琴，并弹奏出音符。钢琴姑且不论，听说绿女士的小提琴是世界名品，价值数亿日元，在一旁观看的人们真是非常紧张。对孩子们，绿女士期于了殷切的祈望。祈望他们不时地想起她善良的用心和小提琴优美的音律，从中获得力量和勇气，在严峻的人生道路上走下去。

　　理解音乐的神经程序位于大脑的右侧，而理解语言的神经程序位于与之相对称的左侧。这大概含有某种大脑进化性质的意义吧。语言是具有理性的信息，而音乐是感性信息。因此，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便是利用这个程序，和位于大脑深处的、控制情感运动和本能的大脑边缘系统取得联络，从而在充斥于生活中的各种理性与感性的空间里，对整个大脑的活动进行调控。再者，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音乐可以激活感性程序，从而改善与语言有关的理性神经程序。故而，我认为孩子们通过与绿女士优美音乐的接触，可使其感性程序发生作用，使理性的神经程序得到强化，从而获得面对严峻人生的力量。

　　这样的主体音乐会，邀请绿女士的学校只需承担调音等钢琴所需费用，其余部分由名为“分享音乐”（Music Sharing）的协会负责。而他们的经费也是源于很多善良的人们所捐赠的。请大家都伸出援助之手，为了孩子们！

日本亦应建立导乐制度（2005/05/26）

　　“导乐”(doula)一词在日本也许还不太为人所知。导乐是指那些为妊娠、分娩和育儿期的母亲提供精神和心理援助的女性。其工作主要是通过传授生育知识和诀窍，分娩时为产妇按摩腰部，温柔地为其增添勇气等方式，为母亲们提供细致周到的精神支持。同时，在产后继续与母亲们保持紧密联系，就育儿过程中产生的不安情绪和夫妻关系等问题提供咨询。因此，可以说导乐的工作性质就是给母亲予母亲般的关爱( Mothering the mother )。

　　无意中买到的塔娜・拉法尔（Dana Raphael ）的《温柔的礼物 母乳哺育》（ Tender Gift, Breastfeeding）一书令我对导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此书我认识到母乳哺育中最重要的是给母亲予母亲般的关爱( Mothering the mother )，是情感支持，在此书中提到了导乐。

　　日本过去的接生婆想必曾起到了类似导乐的作用。而现在，曾经渗透于民间的那种女性同胞间的互助机制完全消失了。其结果，削弱了社会对女性的情感关爱程度，与妊娠、分娩和育儿相关的各种问题逐渐凸现出来。而在我们的邻邦中国的上海，导乐（“导乐”为中文音译）作为一种服务制度被引进了现代医疗机构。我国亦应广泛提倡类似导乐那样重视情感关怀的理念，并引以为制度，从而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妊娠、分娩和育儿的各个环节。我想，这也是把21世纪建设成为“感情”时代、“人性”时代的推动力。

编辑部注：全文请点击这里。

土耳其之旅
与伟大的小儿科医生伊桑・窦拉玛奇先生再会（2005/05/14）

　　四月上旬我走访了土耳其。安卡拉之旅虽然已有四、五次，但是上一次的访问至今已近二十年，并且途经伊斯坦布尔还是首次。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之间，我以国际小儿科学会（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ssociation, IPA）会长、副会长、理事等身份出席在安卡拉召开的IPA理事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时的IPA理事长是位名叫伊桑•窦拉玛奇的小儿科医生，他不仅与IPA有关，而且至今和WHO、UNICEF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我这次的访问就是为了出席先生任所长的位于安卡拉的国际儿童中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Center, ICC）的经营会议，并且受邀出席他九十岁诞辰庆祝会，以及在这个庆祝会上作为内藤先生的代理，向伊桑・窦拉玛奇先生颁发世界育儿幸福财团的内藤寿七郎国际育儿奖。

　　窦拉玛奇先生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医学系，战后作为土耳其的代表出席旧金山的WHO成立总会，他不仅在国际上从事活动，而且还在巴黎、格拉斯哥等儿童医院、哈佛大学儿童医院学习，一九六○年代末任IPA的会长，以后任理事长之职。

　　在窦拉玛奇先生担任理事长期间，他切断了IPA与企业、特别是和乳业的关系，从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中选举会长，对IPA进行了现代化建设，使IPA得到了发展。现在窦拉玛奇先生是IPA的名誉会长。另外，国际小儿科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ediatrics）是IPA活动中的一个学术会议，每三年在各国召开一次会议。一九六五年曾在东京召开。

　　窦拉玛奇先生在土耳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小儿科医生，土耳其总理曾两次邀请地出马任总理之职，但两次均被他拒绝。为土耳其儿童，为世界儿童，另外也为整顿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倾注着他毕生的精力。他在安卡拉创办了国立儿童医院，以及Hapecette大学，甚至在四、五年前修改了宪法，创立了私立的Bilkent大学。

　　以促进世界儿童健康为目的的ICC，原本设在巴黎的布洛涅森林中，与国际小儿科学会事务所相邻。由于ICC的功能逐渐下降，窦拉玛奇先生就将其迁移到安卡拉，作为Bilkent大学的设施，使其得到了充分利用。ICC在与WHO、UNICEF等保持联系的同时，又为以中近东地区为中心的世界儿童医疗、保健、福利、教育的发展，为专家提供进修的机会，以及对当地进行支援活动。听说阿富汗战争刚刚结束，窦拉玛奇先生就亲赴现场，同时还招收了二十名左右的教师到ICC进修。

　　这是我首次作为委员出席ICC的经营会议。来自中国、美国、芬兰、伊朗、伊拉克、阿富汗、阿塞拜疆等国家的委员出席，并就世界上的儿童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间我提出了希望ICC考虑更加积极地利用因特网等信息媒介的建议。

　　窦拉玛奇先生的九十寿辰庆祝会在Bilkent大学的音乐大厅举行，出席者不仅有土耳其政府的阁僚和知名人士，还有来自各国的小儿科学会等与儿童有关的团体代表，共五百人左右出席了庆祝会。在会上我介绍了内藤寿七郎国际育儿奖之后，直接向窦拉玛奇先生颁发了此奖，并表示祝贺，同时对于在国际小儿科学会时代蒙其关照之事，向他表示感谢，并讲述了一些回忆。之后Bilkent交响乐团进行了演奏。接下来是各国代表上台，向坐在台上的窦拉玛奇先生表示祝贺，并且赠送了各国的民族服装、特产等贺礼。祝贺仪式远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长达三个小时才结束。之后，由窦拉玛奇先生的儿子，经济学家、现任Bilkent大学校长主办的纪念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从东京到伊斯坦布尔的直达飞机需要十二个半小时，且有六小时的时差，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土耳其是一个遥远的国家。但是，自从阿塔图尔克上任总统迄今，土耳其对日本非常友好，而且土耳其料理也很适合日本人的口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对于日本来说又是一个很近的国家。伊斯坦布尔是东西方的交点，我深刻地体会到东方之端的日本与可以说是东方始点的土耳其，两国之间有必要进行更多更深的交流，特别是考虑到孩子们的未来的时候。

六本木旋转门事件的教训（2005/03/30）

　　今年3月26日，是即将入学的男孩子在六本木森大厦（Mori Building）中，被大型旋转门夹死的悲惨事故发生整整一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里，诚挚地探讨这一问题的两个小组于2月26至27日在六本木召开了研讨会。

　　　第一个是3月26日（星期六）14时至18时召开的“儿童关怀研讨会”,议题为“‘都市儿童的安心与安全’ 的思考”，是在事故之后由森大厦社长倡导创立，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威望担任主席的“安全委员会”主办；第二个是3月27日（星期日）13时至18时举行的“门课题研讨会”,议题是“门的潜在危险及安全的建议”,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畑村洋太郎完全以个人名义组织的，由关心门事故的工学学者、企业、事故相关人员等所组成的叫做“门课题”的小组主办。研讨会内容丰富，研究深入，使我获益匪浅。我们依靠众多善意的人们的力量，总结在一年前发生的这一惨痛事件的教训。这对我们关心儿童的人来说，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

　　我以“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加了第一个研讨会，以“从关爱儿童设计的角度来看物品制造、城市建设”为题，继石井教授的开幕讲话之后，做了基调讲演。接着，由庆应大学名誉教授高桥润二郎先生主持，小儿科医生、工科学者、育儿新闻工作者、儿童危险预防活动家、教育学者等5名讨论者组成的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回答和讨论。

　　　第一个研讨会，讨论了关爱儿童精神、以及儿童安全的重要性。所谓关爱儿童（child care），在欧洲是“保育”的意思。而我认为应该涵盖“思考、照顾、关注、热爱儿童”的更加本源的意义。“儿童关爱设计”（ child care design），也是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考虑儿童们的方方面面而设计“物”和“事”的意思。作为“物”，即为都市、建筑、教材、教具等位于儿童身边的、为儿童所使用的大大小小的“东西”。“事”即为教育技术、教育•法律•行政的制度、游戏•体育等与儿童相关的事情。作为总结性发言，我就“日本儿童学会”创立的基本理念和趋势，以及其中所强调的作为三大支柱之一的“儿童关爱设计”的理念，做了发言。

　　考虑儿童事故的时候，必须把“accident”和“injury”区分开来进行思考。所谓“accident”是不可预防的突然发生的事故。所谓“injury”则是由可以预防的事故所引起的伤害。而且即使是广义上的危险，也有必要把具有挑战价值的冒险之类的危险“risk”与不可避免的危险的“hazard”区分开来思考。而且，在考虑安心、安全的时候，有必要把能够安心的还是不能够安心的，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根据各自的程度，划分为4个组合，进行考虑。最大的问题是，看起来安全，但实际上不安全的东西。

　　关于儿童的事故，根据统计，如果出现一例死亡，那么，因同样事故接受医院治疗的孩子根据伤害程度不同可达数百至数千人；而因同样事故在家庭内接受处理的孩子可达数万人。日本从1960年以后，儿童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通常是意外的事故。若是能够消除可以预防的事故，亦有利于抑制“少子化”。

　　在第二个研讨会上，畑村教授作为基调讲演，报告了门课题从成立到现在的经过和成果。接下来，研究者就从大型旋转门到百叶窗、从汽车到新干线的列车门的危险性，报告了试验的成果。继而，不仅技术人员、工科学者，而且包括小儿科医生、报道人员在内的6位专家进行了公开讨论。

　　关于大型旋转门的问题，我们得到了出乎意料的事实。旋转门是欧洲开发的，是为了在低温条件下，确保室外与室内的温差的同时，使人能够出入；可是，旋转门在日本的高楼等建筑物里，则成为使人进出的同时，以确保内外的压力差为目的的门。所以，在欧洲，旋转门是用铝制的，是以中心柱为轴心旋转的机械装置，旋转体全部重量不足1吨。而在日本，如果与文化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了使门看起来气派，使用不锈钢制造，而且为了扩大出入口，使其不是从中心而是由外侧旋转。结果，重量则增长为3倍。门变重了，惯性也变强，被夹时的力量也必然变强。

　　机械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形形色色的新需求，就要接二连三地添加必要的东西，这称之为“附加设计”。于是，在“附加设计”相对于基于最初目的的设计，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重新思考安全性是理所当然的。上述的悲剧可以说是忽视了这一点。在门课题中，除旋转门之外，对于摆动门、滑动门、电梯、百叶窗、现有的新干线、汽车的门，甚至使用假人（在3岁和6岁的儿童偶人头部里设有传感器之类的东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考察试验。虽然，没有作为工学的专门领域，但毫无疑问，其研究成果对于提高今后的门的安全性是有作用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实验结果显示新干线的列车门相对安全。

　　对于儿童来说，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存在着危险，所谓的“children at risk,any time and any where”。无论贫困的社会还是富裕的社会，无论在家庭、学校、社会，都有潜在的危险。为了防止危险，各行各业的专家、活动家汇聚一堂、相互对话交流，集思广益，从信息、情报收集与分析的调查研究开始到脑科学的研究，对“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的跨学科、多学科整合的构思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儿童研究网和儿童学会”携手共建儿童科学的未来！！（2005年3月）

　　“日本儿童学会”成立已有两个年头了。这两年是儿童学会不断发展壮大的两年，是儿童学会为促进“儿童科学”研究不懈努力的两年。在儿童学会成立两周年之际，我谨以儿童研究网所长的名义对儿童学会两年来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作为学会的参加者，回顾学会两年的历程，心中激情涌动。儿童学会与作为学术集会的“日本儿童科学会议”共同举办，以“儿童关爱设计”问题为中心，就日常研究成果，大家能够充分对话的“日本儿童科学研究会”。

　　今年2月19日在百合女子大学召开第一届会议的情景，至今还使我感动不已。尽管那天是休息日星期六，天气寒冷，还下了大雨，却有100余人出席会议，而且与会者的多数不是“日本儿童学会”的会员。我感受到大家对儿童学的热切希望。

　　那次会议发表和讲演题目，上午有5项，下午有3项，大家满怀对孩子们的未来更加美好的希望，热烈地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以下几位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任职甲南女子大学的上田信行教授（现同志社女子大学）关于与网上儿童研究所（CRN）共同进行“游戏商店”（playshop）项目的发表，现仍记忆犹新。为了使孩子们“充分游戏”(playfull)，设计游戏的场所，1999年所进行的家长共同参与试验的“游戏商店”，回想起来，是具有一定先导性的深远意义的活动。

　　宇都宫县皐月园的井上高光先生，在游戏设计的思考中，报告了野尻秀先生所钻研的“尽情欢闹游戏”的实践。从效果上看，可以理解为与“游戏商店”相似的事物。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需要通过全身运动的游戏体验喜悦，具有感受“生活充满喜悦”(joie de viver)的机会。为了探明孩子成长的机制，有必要在“儿童科学”中，确立称之为“儿童生命感动学”(Child-Boi-Emotnemics)的学问体系。

　　浜松医科大学的安梅勅江教授的小组的报告指出，就夜间保育的问题而言，只要确实保证保育的质量，即使夜间保育，对孩子来说也不会有问题。美国的NICHDD的研究中，也指出只要母子之间的心灵的纽结安定，孩子零岁时保育也不会发生问题。但是，人们对于孩子长时期的保育存有疑义。可是，仔细分析起来看，在逆境中成长的人也不是全部都有问题。想必该报告是经得起议论的吧。若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家长与保育员、老师组成小组，人际接触充分地进行保育，一切会更出色些吧。这一报告对于关心儿童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无论任何场所，只要对孩子们没有温柔的目光，围绕孩子们的问题过去时常发生，现在也正在发生。“儿童科学研究会”使我再次明确认识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恰如其分的研究。当然，对于研究来说，从脑科学那样高精尖的研究至对周围具体数据的调查等，都要进行。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从身边的数据开始，往往能够得到有价值的发现。

　　日本儿童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决定了儿童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儿童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在庆祝“日本儿童学会”两周年之际，我们倍感研究责任的重大以及加强交流与协作的必要。为了进一步发展“儿童科学”，儿童研究网与 “日本儿童学会”应该共同做的事情很多，在资料共享、学术交流、联合调查、共同研究等方面，加强实质性合作，携手共创儿童科学的未来，为日本、为世界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幸福作出贡献。

ＣＲＮ中文网页开设致辞（2005年2月）

　　衷心希望孩子们幸福的各位中国朋友，值此CRN中文网页开设之际，我谨代表致力于“儿童科学／Child Science”研究的网上研究所“儿童研究网／Child Research Net”(简称CRN)作一个简短的致辞。

　　CRN是在Benesse Corporation援助下成立的通过因特网对少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讨的研究机构。该机构是1992年在挪威卑尔根由挪威少儿研究中心(Norwegian Center for Child Research)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与各国代表充分协商后决定成立的。

　　成立该机构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布有关育儿、保育和教育的信息以及就相关问题互相交换意见，促进各国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构筑幸福未来的基础。

　　所谓“儿童科学”是一门对孩子们所具有的生物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可以说是人类学中有关孩子的一个分支。在笛卡尔之后，自他分离和因素还原论成为科学的基础理念，各专业分支也得到了发展，但是由于各专业间缺乏沟通，致使人们难以看透问题的本质。构筑“儿童科学”这门学问，其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儿童问题跨学科的研究来纠正上述弊端。

　　不管所从事的专业如何，我们欢迎所有关心儿童问题的人们加入到我们的“儿童研究网”，希望儿科学、发展心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我们的网页上汇聚一堂，畅所欲言，展开活跃的交流。

　　通过相互交流，各学科领域的专家们将取得意外的收获，从而推动孩子们身心两方面的健康发展，使之生活更幸福。并且，专家们以“儿童科学”为轴心充分交换意见，不仅能够巩固各自的研究成果，更有望在吸收其他领域研究人员意见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赋予全新的解释，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

　　“儿童科学”这门学问的研究目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何从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孩子。这与1989年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条约》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少年儿童也享有人权的年代，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儿童观。尤其是比较研究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孩子的看法和定位，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研究应该如何考虑和解决孩子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说青少年犯罪问题和ADHD等学习障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靠特定专家的努力就能解决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必须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的协助。而在探寻更好的对策、开发有效的治疗手段时，与儿科学和心理学专家的交流和沟通必不可少。至于要将问题防患于未然，则应该争取教育学专家的参与。另外，考虑到今后脑科学的不断进步，显然，脑科学专家的参与也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个研究目标是有关少儿关爱设计，即根据以孩子们的视线为基准的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从事与孩子有关的“事”和“物”的设计。

　　与孩子们有关的“物”是指硬件，比如学校和幼儿园等设施以及玩具、教材等。在设计这些硬件的过程中，除了建筑师和制造厂商的技术人员以外，发展心理学专家和儿科医生的协助也是必要的。而在城市规划方面，毋庸讳言，由于要考虑适合孩子们玩耍的场所和孩子们可能遭遇的事故，因而必须从城市规划、儿科学和行动学出发，做出符合少年儿童行动和生活规律的安全的设计。

　　与孩子们有关的“事”则是指软件，比如育儿、保育和教育的方法、教育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与孩子们有关的法律等等。这些研究工作也不是仅靠发展心理学专家和教育学专家就能完成的。在这一方面，也有必要请所有关心少儿问题的专家同堂协商，加强交流。

　　1900年，瑞典的爱伦•凯(Ellen Key)出版了《儿童的世纪》一书，希望20世纪成为孩子们的世纪。1989年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条约”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可是，众所周知，有关孩子的诸多问题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非常遗憾，20世纪并没有成为孩子们的世纪。进入21世纪后，世界的少年儿童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因此，为了使21世纪真正成为孩子们的世纪，我们这些关心孩子们的人必须挺身而出，迎接挑战。同时，将中日之间的合作网进一步扩展至整个亚洲，以亚洲为龙头，将21世纪建设成“孩子们的世纪”。